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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随园女弟子成员 据目录选收!H位女弟子诗作 8今本只存#E人诗作C，计有：席佩兰、孙云凤、金逸、骆绮兰、张玉珍、廖云锦、孙云鹤、陈长生、严蕊珠、钱林 8一作琳C、王玉如、陈淑兰、王碧珠、朱意珠、鲍之蕙、戴兰英、王倩、卢元素、吴琼仙、张绚霄、毕慧、屈秉筠、许德馨、归懋仪、袁淑芳、王惠卿、汪玉轸、鲍尊古8按：自张绚霄起有目无诗C。此书乃诗选，故所收!H人不能包括全部女弟子。又，据《随园诗话补遗》卷#云：“庚戌春，扫墓杭州，女弟子孙碧梧 8引者按：即孙云凤C 邀女士十三人，大会于湖楼，各以诗画为贽。”8 由上可知，随园女弟子分布以苏州、杭州两地为生活中心，北至江都，南至绍兴，是属于吴越地区的一批才女。当然，其中少数人曾随父或夫离乡外出任职。 其次，据上述资料可探知女弟子的地位、身份。整体看她们皆无官职，没有政治地位。但就其身份而言，仍可分为三个层次，兹就其中已知者略作分析： 一是官吏之妻女，属于夫荣妻贵者或大家闺秀，因沾其夫或其父之光，经济生活富裕，学习环境优越，闲暇较多，可安心作诗，创作亦多有人指导。粗略统计，例如：席佩兰，其夫孙原湘为乾隆举人、嘉靖进士；张绚霄、周月尊皆为尚书毕沅之妾，毕慧乃毕沅之女；钱浣青，尚书钱维城之女，嫁道员崔见龙；孙云凤 (嫁诸生程庭懋）、孙云鹤 (嫁县丞金玮） 姊妹，为四州按察使孙嘉乐之女，王玉如，孙嘉乐之妾；悟桐、袖香、月心，皆为杭州太守明希哲之妾；潘素心，知州潘汝炯之女，嫁詹事汪润之；陈长生，太仆寺陈兆仑之孙女，嫁广西巡抚叶绍木奎；汪缵祖，湖北巡抚汪新之女，嫁通判汤燧；钱林，福建布政使钱琦之女；归懋仪，巡道归朝熙之女；吴琼仙，嫁待诏徐山民；屈秉筠，嫁文学赵子梁；鲍之蕙，嫁同知张铉。上述"人。约占女弟子三分之一。 二是普通良家女子，其夫或其父皆为小知识分子，多为秀才，政治上虽无官职，经济尚可温饱，且与官吏妻女一样，其夫或父大都能诗，亦可给予指点，常有夫妻唱和、父女唱和之乐。例如：金逸、王倩，先后嫁秀才陈竹士；严蕊珠，秀才严家绶之女；张玉珍，嫁秀才金瑚；陈淑兰，嫁秀才邓宗洛；徐裕馨，嫁秀才程焕；袁杼嫁秀才韩思永；张秉彝、张珏，为秀才张静山之女；汪女申、汪女中，为秀才汪绳祖之女；此外，袁淑芳嫁陈燮，骆绮兰嫁龚世治，廖云锦嫁马姬本，戴兰英嫁袁知，袁棠嫁汪楷亭，皆为一般士子。上述!+人。还有一些家庭、身份不详者，大多也可归入此类。总数恐怕有三十来人，为女弟子的大多数。三是贫家女子，家境贫寒，经济拮据，此类人极少，现仅知有汪玉轸，她本是商人汪蓉亭之女，岁父亡，靠十指为活，后嫁无业游民陈昌言。陈长年外出不归，汪玉轸独力抚养五儿，备尝艰辛，却仍坚持作诗，甚是难能可贵。还有袁机情况较特殊。她是袁枚三妹，由父亲做主嫁给江苏如皋高八之子，此人乃无赖，百般折磨袁机，还不许她作诗，后袁机由父亲接回杭州。袁枚隐居随园，袁机依之。她虽非贫家女子，但与汪玉轸都是随园女弟子中少见的不幸女子。综上所述，可知随园女弟子基本上由第一层次与第二层次构成，属于社会上层与中层，多为经济富裕或家境尚可的知识女性。 二、随园女弟子生成的原因 文化发达的重要表现之一是诗歌创作的繁荣。自南宋以来，中国诗坛中心已向江南转移，江南诗人大放光彩；至明清尤其是清代前期，诗坛大家、名家大半在江浙苏杭地区。如苏州地区的钱谦益、吴梅村、顾炎武、归庄、金圣叹、吴兆骞、叶燮，杭州地区的毛奇龄、吕留良、朱彝尊、查慎行、厉鹗，等等，不胜枚举。苏杭地区悠久的诗歌创作传统与丰厚的诗歌遗产，足够时人汲取；而从事诗歌创作，亦自然成为满足人们文化需求的重要内容。加之乾隆皇帝诗兴之浓，为历代天子之少见，“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于是乾隆时期，江南知识分子写诗蔚然成风，知识女性耳濡目染，深受影响，很多人加入诗歌创作队伍是极其自然的。江南教育此时亦很发达，大有利于女子掌握文化，学作诗。例如：一，书院众多，私塾更遍及城乡。士子固然要学而优则仕，而刻苦读书；仕女亦不甘做文盲，多好学上进，以提高文化素质，像袁机幼年就与袁枚一起受业于杨!"绳武先生，学习《诗经》等文化知识。 二，文化家族兴起。 可以想见闺秀学诗风气之一般。至清代此风更是大为盛行，此是历史的延续。据有人统计，《清代闺阁诗人徵略》收录女诗人#!）!人，浙江&!’人，江苏’）&人，共(人，占总数的*)+ (*,，《历代妇女著作考》收录清代女作者(）*#人-基本上是诗作者.，经抽样调查，江浙女诗人所占比例与上书相近。#’清代女诗人远远超过历代女诗人的总和，易顺鼎《清代闺阁诗人徵略》序称：“ 所传名媛，不少诗家。至于有清，遂臻极轨。琼闺之彦，绣阁之姝，人握隋珠，家藏和璧。” 而这其中大半是江浙女诗人，甚至可以说大半是苏杭地区的女诗人。而随园女弟子正是清代江南女诗人之中的一批佼佼者。恰如清晖楼主《清代闺阁诗钞》序所云：“至有清一代，闺阁之中，名媛杰出，如蕉园七子、吴中十子、随园女弟子等，至今犹脍炙人口。”随园女弟子的生成，与袁枚的鼓励、支持密不可分。首先，袁枚倡导女子作诗。尽管清代女子作诗蔚然成风，但“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不宜为诗”等传统观念依然有市场，一些女子深受其毒害。如吴江女子徐秀芳，虽早慧喜吟咏，但却认为有悖“妇德”，故临殁，悉以诗稿投入炉中，曰：“薄命人无留此为后人笑也。” 又如查昌鹓女士《学绣楼名媛诗选》自序，亦回忆当年曾认为写诗“非女子事，辄不敢为，偶有小咏，即焚弃之”#&（/’*!）。不一而足。鉴于此，袁枚向阻碍女子作诗的传统观念发难：俗称女子不宜为诗，陋哉言乎0圣人以 《关雎》《葛覃》《卷耳》冠《三百篇》之首，皆女子之诗。#）传统观念压抑女子创作才能，漠视其潜在的或已经显示的价值；袁枚则反其道而行之，他珍视女子的价值，要发掘女子的创作才能，扫除女子从事诗歌创作的思想障碍，为女子作诗鸣锣开道，撑腰打气。为此采取了征圣援经，打鬼借助钟馗的战术。既然《诗经》之首“皆女子之诗”，可见女子作诗乃天经地义之事，无须受传统观念的束缚。乾隆诗坛盟主袁枚的倡导对包括随园女弟子在内的女子作诗无疑是个鼓舞，增强了女弟子作诗的勇气与信心。 其次，袁枚大力宣传性灵说诗论。乾隆诗坛先有沈德潜鼓吹格调说，要求模仿唐音之沉雄豪壮，追求形式格调，服务于 “诗教”#*（#&’ 1 #&&）；后有翁方纲宣扬肌理说，倡导以考据为诗，在诗中填书塞典，卖弄学问，表现封建义理#*（/!)) 1 !(））。这两股思潮不仅违背了诗歌创作的规律，而且捆绑了女子创作的手脚。因为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女子很难发宏声大音，也很难满腹经史，去表现什么“诗教”、义理。她们只善于自然地抒发自己的真性情，流露内心的喜怒哀乐，以及对大自然的审美感受。而性灵说正是为她们立言，代表了女弟子的理论要求。性灵说主张诗歌应该独抒性灵，反映个人的生活遭际，表现自己的真情与个性，无须模拟古人格调，更不必堆砌典故。为此，袁枚强调独创，讥讽“多一分格调，必损一分性情”#)；重视创作灵感，反对 “误把抄书当作诗”#(，提倡语言口语化。这些观点使女弟子正确认识到：诗歌的本质在于抒情，只要有真情实感，并有一定的文化修养，采用自己的语言，就有可能写出好诗来；从而破除了作诗的神秘感与畏难情绪，而敢于大胆从事创作。再次，袁枚进行了各种组织、发动工作。除了上面提到的组织杭州西湖诗会与苏州绣谷园诗会等，主动招纳女弟子，编辑《随园女弟子诗选》之外，更编撰《随园诗话》，大量采录女子诗作，加以宣传、表彰，提高女诗人的地位，增强女子作诗的兴趣，并吸引更多的女子投入其门下。 当然，女弟子的生成，亦有其自身的必备条件。作诗毕竟是文学创作，从主观上说，创作者应该具备一定的创作才能即诗才，女子也不例外。用袁枚的话来说，就是：“诗人无才，不能役典籍，运心灵。才之不可已也，如是夫.”事实上随园女弟子一般都聪慧有才，又好学上进，所谓“扫眉才子”、“不栉进士”大有人在。从客观上说，绝大部分女弟子有良好的或较好的家庭学诗环境。这一点很重要。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女子学诗有很多难处，正如女弟子骆绮兰《听秋馆闺中同人集》自序所说：“女子之诗，其工也，难于男子。闺秀之名，其传也，亦难于男子。何也身在深闺，见闻绝少，既无朋友讲习，以瀹其性灵，又无山川登览，以发其才藻。非有父兄为之溯源流，分正伪，不能卒其业也。迄于归后，操井臼，事舅姑，米盐琐屑，又往往无暇为之 至闺秀幸而配风雅之士，相为唱和，自必爱惜而流传之，不至泯灭。” 在述及女子作诗的难处的同时，也提到了“父兄”与丈夫的作用。冼玉清《广东女子艺文考》之序言之更详，认为女子作诗成才，“大抵有赖于三者。其一名父之女，少禀庭训，有父兄为之提倡，则成就自易。其二才士之妻，闺房唱和，有夫婿为之点缀，则声气易通。其三令子之母，侪辈所尊，有后嗣为之表扬，则流誉自广”。随园女弟子作诗大多具备上述 “三者”之一，典型的如钱浣青、毕慧等为名父之女，席佩兰、陈长生等作为才士之妻，而像潘素心则三者兼具：父为知州，夫为詹事，子为进士。只有极个别人，如汪玉轸 “三者”皆不具，能处厄境而刻意为诗，益显难能可贵。 综上所述，可见随园女弟子的生成不是偶然的，也可说是历史的必然，或者说是不可遏止的。因此，尽管封建卫道士或思想保守者对袁枚招收女弟子深恶痛绝，或公开抨击，或暗里腹诽，如谓“此等闺娃，妇学不修，岂有真才.而为邪人播弄，浸成风俗，人心世道，大可忧也”。但这只是杞人忧天，“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随园女弟子队伍还是不断发展壮大起来。 三、随园女弟子诗歌的主要内容意旨 随园女弟子不仅人数大大超过男弟子 (有记载的约二十余人，而且整体创作成就也非男弟子可比。至少从现存资料来看，男弟子只有家族诗人袁树、胡书巢、陆建，以及何士颙、孙原湘等少数几个人有诗集刻行，而大多数人并无诗集刊印，且袁枚亦未编过《男弟子诗选》之类的诗集，故声名不彰。反之，随园女弟子有诗集问世者比比皆是。仅就所知者举例如下：袁棠有 《绣吟余稿》《盈书阁遗稿》，袁机有《素文女子遗稿》，袁杼有《楼居小草》，合刊为《袁家三妹合稿》；席佩兰有《长真阁集》( 袁枚题词誉为“字字出于性灵”) ；金逸有《瘦吟楼诗草》；严蕊珠有《露竿阁诗存》；金兑有《湘芷存稿》；孙云凤有《玉箫楼诗集》等；孙云鹤有《听雨楼词》；钱浣青有《浣青诗钞》；汪玉轸有《宜秋小院诗钞》；王倩有《寄梅馆诗钞》等；潘素心有《不栉吟》；廖云锦有《织云楼稿》等；吴琼仙有《写韵楼集》；屈秉筠有《韫玉楼诗》；归懋仪有《绣余小( 续 草》等；骆绮兰有 《听秋轩集》；鲍之蕙有《清娱阁吟稿》；尤澹仙有《晓春阁诗集》；毕慧有《远香阁吟草》；汪缵祖有《侍萱吟》；陈淑兰有《化凤轩诗稿》；陈长生有《绘声阁初稿》；戴兰英有《瑶珍吟草》；张瑶瑛有《绣墨斋偶吟》；张绚霄有《四福堂稿》；等等, 其中部分诗集今已佚’。据此不完全统计，就有近三十位女弟子有诗集，实际诗集数当然远不止这些，但已令人叹为观止。 随园女弟子尽管人数众多，各人出身、教养、经历、才气等不尽相同，创作风格亦各有特色，但因为都受袁枚性灵说与性灵诗的影响，故异中有同，所作多具有性灵诗的特征，显示她们不愧为性灵派中人。 性灵派男性诗人之作，于内容意旨方面可概括为风雅之怀、真挚之情、闲适之趣、以及狂放之性。 随园女弟子由于性别限制，不可能登上仕途，心系苍生，亦难以走南闯北，深入社会，目睹百姓疮痍，所以多数人诗作缺乏以表现仁爱之心与讽喻之情为意旨的“风雅”之怀。同样，她们大多生活于深闺，性情温顺，心境平和，少有男性的阳刚气质，更不大会有治国平天下的志向以及壮志未酬之愤懑(个别人例外’，因此“狂放之性”亦与她们无关。其诗作的内容意旨主要是抒发真挚之情，以及表现闲适之趣。 （一）所谓“真挚之情”，是指不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的属于个人领域的性情遭际，这是性灵派诗人心目中“性灵”最本质的内涵；而随园女弟子作为女诗人，尤其青睐于此“性灵”，并最善于独抒此“性灵”。当然，在女弟子笔下，真情更加个人化，范围更显狭窄，基本上可概括为亲情、友情与爱情三个方面。 亲情是因为共同的血缘关系而产生的感情，具有先天性与伦理性，稳固而深厚，是人类情感中最重要的一种。女弟子由于基本上生活在家庭的狭小环境中，与外界交际不多，故较男性更重亲情。亲情是女弟子重要的创作题材。女弟子的亲情具体可分三个方面： 首先，是对长辈即父母 (也包括对公婆’ 的感情，父母有养育之恩，公婆则对丈夫有养育之恩，无论是血缘关系( 或间接的血缘关系 ’ ，还是孝的伦理道德，都使女弟子对长辈怀有真挚的感情，而在生离死别之际这种感情尤其强烈。如席佩兰 《思亲》，袁杼 《老母生日病中口占》，汪玉轸《扫墓作》，等等，试举另外两例： 惆怅慈闱隔暮天，低窗愁见月痕穿。秋风敢怯吴江冷，拟买归船送别船。(王倩《闻家慈挈弟妹北上奉怀》)禁寒惜暖十余春，往事回头倍伤神。几度登楼视亲膳，揭开帏幕已无人。(《廖云锦《哭姑》)王诗从女儿角度，因闻母亲将离家乡绍兴北上山西介休父亲任所，离自己所在地苏州更远，不禁望月生愁，并涌起回乡送行的念头，以抒发殷切的思母之情。廖诗则从儿媳的角度，忆昔思今，表达悼念婆母的亲情。皆真切感人。 其次，是对晚辈子女的母爱之情。父母皆爱子女，此乃人的自然本性。但相对来说，母亲的舐犊之情格外深厚，因为她们不象父亲有事业包括政治、学术等等多方面的精神寄托，子女往往就是她们的生命，是她们心系的一切。而封建时代由于医学落后等原因，儿童早夭的现象很普遍，这对母亲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因此表达失子丧女之痛的诗，最能流露女子的真性灵。例如： 弟后兄先更可哀，一双珠颗落泉台。娇啼望汝扶持好，十日前才断乳来。(席佩兰《断肠辞》)半世提携竟长成，忽然撇汝汝休惊。殷勤好侍爷娘侧，婉顺无伤姐妹情。罢绣且将书字理，思亲莫使泪珠倾。须知从此吾难管，欲裂衷肠话不清。(袁杼《嘱女》)席佩兰有二子，六岁的安儿、三岁的禄儿，患病为庸医所误，竟然在两天内相继夭亡，怎能不肝肠寸断."诗哭嘱安儿在阴间扶持好刚断乳的弟弟，其痛子之悲催人泪下。袁杼诗与上诗角度相反，是自己不久人世，将撇下孤苦伶仃的女儿，她的千叮咛万嘱咐，字字含泪，句句担忧，浸润着浓郁的母女深情。 再次，是对平辈兄弟姐妹的手足之情。女子与外界接触面窄，除了父母之外，就是兄弟姐妹，而且由于彼此年龄!!相近更易沟通，关系更密切。手足之情于相聚时似乎很平淡，而一旦分别、永别或天各一方时，就显得特别突出。例如袁棠 《秋夜怀兄》，袁杼 《哭云扶妹》，张玉轸 《怀幼娴四妹》，鲍之蕙《秋日寄怀畹芳姊》，等等。再读另外两诗：语别西窗月影残，一声秋雁过江寒。临歧不敢轻垂泪，忍到孤舟独自弹。"骆绮兰《将返润州留别诸姐妹》"一夕西风雨送凉，何时剪烛话更长。人离膝下分南北，不及青天雁一行。"陈淑兰《立秋前一日再寄竹轩兄》骆诗写与诸姐妹分别之际的恋恋不舍与伤感情绪，融情于景，细腻动人。陈诗写怀念远方的兄长，以雁与人对比，情思悠长。 女弟子亲情诗极多，只能尝鼎一脔。其次，看女弟子的友情诗，此类诗相对亲情诗来说要少。因为女子不如男子交际广，加上男女授受不亲，很难结交异性朋友，所交不过是少数志趣相投的女友。但友情作为生活的精神支柱，女弟子是十分看重的。因此反映闺中友情也是女弟子的创作题材。如廖云锦《挽丽则女史》，严蕊珠《寄戴柔斋夫人》，卢元素《戊申七夕示许公子思》，吴琼仙《怀锺元圃夫人》，等等，难以尽举。值得注意的是金逸与汪玉轸的友情。金逸与汪玉轸同为袁枚女弟子，又是同乡，志趣一致，故成为知己。且读其两首诗： 空教费尽好才华，夫婿年年不在家。愿化相思一双鸟，替衔红豆到天涯。"金逸《题汪宜秋"玉轸#内史诗稿》不管幽兰殒，霜风一夕吹。人间留我在，身后读君诗。鱼雁当时杳，心情各自知。卷中酬唱迹，零落动哀思。"汪玉轸《读纤纤夫人〈瘦吟楼诗稿〉中有见怀五律，系去秋所作，当时未寄示也。感旧怆今，次韵一首。时甲寅六月晦日》金诗抒发了对汪氏孤寂、贫困生活的深切同情，并生出代其天涯寻夫的奇思。而像金逸这样的闺中好友却不幸早逝，对汪氏的打击无疑极其沉重，心中郁积着深深的悲思，当身后重读金逸诗集时，自然要“感旧怆今”而引发“哀思”矣。诗词浅意深。 随园女弟子与其师袁枚的关系，界于师友之间。袁枚为人平易随和，又热心指点女弟子创作，女弟子对袁枚皆怀有深深的崇敬与感激之情，几乎人人有抒发师友之情的作品。如席佩兰《上袁简斋先生》，孙云凤《随园先生再游天台归，招集湖楼送别，分得“归”字》，金逸《喜简斋夫子枉过里门奉呈》，骆绮兰《随园谒简斋夫子》，张玉轸 《寄呈简斋先生》，等等，不胜枚举。这些诗或表现对袁枚 “海内推儒雅，风流独我师”" 廖云锦 《随园夫子自金陵买舟过访》 的赞誉之意，或流露“侬作门生真有幸，碧桃花种彩云边”" 王玉如 《谢随园夫子诗序》# 的喜悦，或表达 “感公一服清凉散，百里迢迢特寄将”" 吴琼仙 《病起寄呈随园先生》对袁枚关心的感激，等等，不一而足，皆可见女弟子对袁枚具有发自内心的感情。这种感情是纯洁的，是卫道士所无法理解的。 女弟子的爱情诗数量于真情诗中所占比例大概最多。表现男女之情是性灵派诗人最为引人注目的题材，也是为保守的诗论家所诟病的。重视爱情诗是当时哲学领域反道学、反禁欲主义于诗坛的表现，是人性苏醒的反映，值得称道。如果说男性性灵派诗人的爱情诗，不无大胆乃至亵狎的一面，那么女弟子的情诗则更加真挚、健康。其感情表达形态亦丰富多彩。 第一类是表现爱情、婚姻生活的甜蜜、美满。女弟子不乏与夫婿志同道合者，如席佩兰与孙原湘，陈竹士与金逸及续弦王倩，皆夫妻同为袁枚诗弟子。他们伉俪情深，自然不能不形诸于诗篇，如：水沉添取博山温，一院梨花深闭门。燕子不来风正静，小楼人语月黄昏。"席佩兰《同外作》。梧桐疏雨响清秋，换得轻衫是越绸。忽地听郎喧笑近，帕罗佯掉不回头。"金逸《次竹士韵》。席诗展示春夜二人世界，静谧、温馨、甜蜜，充满了浪漫气息，蕴藉着浓浓的夫妻之情。金诗的女主人公，于清秋时节心中却洋溢着春意，这是爱情的幸福与满足，尾句娇憨的神态真切表现了与郎的亲密关系。诗中的女主人公显然有诗人的影子。 第二类是抒发夫妻生离的思念之情。在封建社会男性知识分子一般都要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为此他们要游学，要应试，踏上仕途后不少人还单身外出任职。所以夫妻分居是普遍现象。对于视家庭为生命的女性来说，会倍觉夫妻分离的痛苦。女弟子也不例外，因此抒写闺怨、思夫之作是女弟子爱情诗的主体，数量远比第一类多。如袁棠《寄怀夫子》，席佩兰《望外逾期不归》，陈长生《梦醒口占》，陈淑兰《夏日书怀》，鲍之蕙《深秋夜坐》，卢元素《仲秋对月寄外》，吴琼仙《寄外》，钱浣青《送别》，等等。且再读两首：自君之出矣，不复对菱花。思君如春草，一路到天涯。"吴琼仙《自君出之矣》。打点轻装一月迟，今朝真是送行时。风花有句凭谁赏，寒暖无人要自知。情重料应非久别，名成翻恐误归期。养亲课子君休念，若寄家书只寄诗。"席佩兰《送外入都》吴诗以“女为悦己者容”的构思与心随君远至天涯的奇想，表明对爱情的忠贞，及对夫婿远离的思念。席诗写与丈夫分别之际的感情，极其复杂：依恋、担心、思念、劝慰，但贯穿着一根爱的红线。 第三类是宣泄死别的悲痛之情。男女结合都希望白头偕老，但中途丧侣的悲剧时有发生。在封建社会鳏夫续娶被视为理所当然，而寡妇再嫁则要承受巨大压力；所以女性一旦丧夫，其悲痛与绝望一般要超过男性丧妻。女弟子多人有这样的悲惨遭遇，并藉诗宣泄。如张玉珍《丁未除夕哭先夫子》，戴兰英《检家箧得先夫子手札凄然有作》，袁杼《梦先夫子言别》，袁机《追悼》等。现读袁杼《梦先夫子言别》一诗：隐隐残灯灭，郎君入梦时。五年真死别，一夕又生离。未见征衫湿，先教粉泪垂。愿移昏作昼，尚可望归期。诗写丈夫“死别”五年仍 “入梦”，但梦中“又生离”，虽 “生离”还要“望归期”，可谓曲折跌宕，蕴涵着对郎君的无尽悲思。 （二）所谓“闲适之趣”是指一种心境的状态。这种心境平和恬静，悠闲自在，自然无为，与世无争，可使人享受到一种超然物外的情趣。闲适之趣属于个人的自得之趣，它产生于与自然界的关系中，或产生于对个人生存状态的审视中。因此从本质上说，闲适之趣是一种 “孤独”的情趣。与性灵派男性诗人的闲适之趣多与隐居思想密切相关不同，女弟子的闲适之趣多表现为家居生活之趣。她们少有远出的机会，又无出仕之志，只能在家乡的优美环境之中或庭院闺楼之内，于吟风咏月，赏花斗草，乃至飞针走线，闲坐遐思之际，体会人生的悠闲与满足，享受闲适之趣。这与女弟子多数人属于 “小康”家庭、“有闲”阶层有关(个别人如汪玉轸则没有享受 “闲适之趣”的条件）。 当女诗人走出闺阁，于良辰观赏花月美景，与大自然亲近之时，她们所享受的闲适之趣乃是一种审美的愉悦，一种摆脱家庭俗事的超脱。其诗曰： 隋堤柳色最堪怜，绿到扬州三月天。双桨红桥桥下路，数声啼鸟一溪烟。(卢元素《同仙霞女史红桥春泛》）数声牧笛诉斜阳，水面清风送薄凉。开谢百花春去久，野田蝴蝶尚寻香。(王倩《舟行杂咏》其五）虚堂人静淡于秋，敲罢残棋局未收。槐荫一庭帘不卷，日长闲煞小银钩。(陈长生《夏日》）粘天芳草翠平铺，三月江南似画图。小立溪边春祓禊，水中人影万花扶。(严蕊珠《春日杂诗四首》其二）上引四诗分写春景、夏景、秋景，无论是隋堤春柳、水面清风、一庭槐荫、河边银钩，还是红桥双桨、数声牧笛、水中人影，诸意象都是那么清幽闲静，女诗人沉浸在如诗似画的、具有阴柔之美的境界中，心境宁静、悠闲、愉悦，体味的是闲适之趣。 但是女性气质一般都多愁善感，加之生活天地狭窄，又无鸿鹄之志，因此其闲适往往表现为懒散之态，杂有寂寞之感，这也是女弟子的“通病”。如下面几首诗：登楼对雪懒吟诗，闲倚栏杆若有思。莫怪世人容易老，青山也有白头时。(骆绮兰《对雪》）独自恹恹懒下楼，凭栏闲弄玉搔头。今朝风自来西北，东面珠帘可上钩 (袁淑芳《病起》）读罢《黄庭》卷懒开，静中消息费推裁。吹灯欲禁花留影，刚卷珠帘月已来。(徐裕馨《即景》）朝来对镜懒梳头，风雨窗前白露秋。停却绣针书半掩，罗帏镇日下双钩。(袁棠《秋日病中偶成》）四诗不约而同地写到 “懒”，此懒实际是闲的 “异化”，反映的是平和闲散、百无聊赖的心境。这与女诗人的身份、处境、乃至身体状态都有关系。闲与懒是“有闲”女性的一种生活情态。其中虽不无岁月迁逝之感，甚至有点无奈，但并不哀伤，而是任随自然，所以仍属于“闲适之趣”。 四、女弟子诗歌的艺术特征 性灵派诗歌的艺术特征主要是：选材平凡琐细，意象灵动、新奇、纤巧，情调风趣、诙谐，语言白描与口语化。而女弟子诗歌亦不例外，当然与男性诗人相比，第三点特征要弱一些。这是女性的气质使然，十分正常。（一）诗歌选材的平凡、琐屑，是指表现人们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琐事、个人悲欢，缺乏深刻的社会意义，但却贴近诗人基本的生活状态，真实而亲切。女诗人作品这一特征尤其突出。且不看诗，先读一下诗题就不难发现，如：《阿兄得子不举》（袁机） ，《阿母生日病中口占》（ 袁杼 ） ，《刺绣》(席佩兰 ） ，《登楼》（ 金逸），《闻虫》（孙云凤 ) ，《月夜对弈》( 骆佩兰 ） ，《除夕展夫子遗照》( 张玉珍 ） ，《喜高平表妹至》( 廖云锦 ） ，《夜观秋千戏》( 严蕊珠 ） ，《吴姑妈问冬寒尚弹琴否，赋此奉答》( 陈淑兰 ） ，《病起》( 王倩 ） ，《小斋即事》( 吴琼仙），等等，皆为发生在家庭、身边的细枝末节的小事，以及其引起的感情波澜。这是由女弟子的生活方式的单调与生活范围的狭窄所决定的，但借以表现家庭亲情与闲适之趣却十分恰当。试举数诗以见大概： 半卷珠帘日未斜，窗前细雨发梨花。蝶飞芳草惊团扇，燕啄新泥觅旧家。往事徘徊如梦里，春风披拂满天涯。深闺绣罢情无限，回首慈亲两鬓华。（袁棠《春闺》）朔雪飘飘霜叶残，朔风吹动小栏杆。怜他小女疏帘下，呵手抛针刺绣难。（袁杼《对雪有感》）掺掺指爪脆珊瑚，金剪修圆露雪肤。付与檀郎收拾好，不须背痒倩麻姑。（席佩兰《以指甲赠外》）忍将小病累亲忧，为问亲安强下楼。渐觉寒晓禁!"不得，急将帘放再梳头。（金逸《绿窗》）上引四诗无不写个人之所见所感，题材相当生活化、私人化：是闺阁内经常演泽的琐事，如闺房刺绣，小女呵手，放帘梳头，乃至修剪指甲的镜头，细微之极；景物则是雨发梨花，蝶飞芳草，燕啄新泥之类常见小景。这些题材与女弟子的身份颇为吻合，亦恰到好处地抒发了各自的真情实感。 （二）诗歌意象“是诗歌艺术最小的能够独立运用的艺术单位”，是构成意境的基础。意象是物象经过心灵构思营造的结晶。具有不同气质与审美趣味的诗人自会营造不同的意象。性灵派诗歌的意象整体上看是灵动、新奇、纤巧，而女弟子诗歌的意象则虽不乏灵动、新奇之作，但纤巧更为明显。 女弟子诗歌意象之灵动，主要表现为灵。在其眼中，自然万物多是有灵性、有感情之物，可与诗人的心灵相沟通，这是性灵说重视感情的美学思想的体现。在性灵派诗人的笔下，自然界的“木然之物”，可以赋予人的性灵、感情。如：“木樨不是因寒勒，有意迟开待病人。”（ 金逸《晓起桂花下作》其二）“素魄也怜良夜静，一痕移照碧纱窗。”（ 张玉珍《七夕月台小饮诗以记事》） 二诗皆将无情的桂树与月亮性灵化、人情化，诗人感受到自然与人的和谐。而像“二分月满旧江南，乡梦离离绕碧潭”（ 袁棠《秋夜坐月有感》） ，则既灵且动，虚幻静态的梦意象，如有一 “绕”字，呈鲜活的动态，使乡情显得分外强烈。 女弟子诗歌意象之新奇，是性灵派论诗“超隽能新”思想的体现。陈旧俗套的意象激不起人的欣赏兴趣，无法共鸣。而新鲜、新颖、奇特、精警的意象予人陌生感，容易产生美感。例如：“宝瑟无声明月冷，几行残字落潇湘。”（严蕊珠《归鸿曲》）以 “残字”喻归鸿，且 “残字”可 “落”，皆新奇有致。又，“别来岁月似江深，江上孤帆是妾心。”（席佩兰《商妇曲》） 以 “江深”比 “岁月”，以 “妾心”喻 “孤帆”，都出人意想，闺怨之深得以生动的表现。此外，“夜深灯暗阒无人，卧听虚廊走风叶。”（ 孙云鹤《寒思》） “树色鸦边暮，人家雁底秋。”（ 陈长生《城南晚归》） “隔岸晓钟何处寻，替催春梦落江南。” （王倩《题〈江南春〉画卷》） 皆属意象新奇之句。女弟子诗歌意象之纤巧，较性灵派男性诗人诗歌更明显，这一特征与选材琐屑相辅相成。所谓纤巧是指意象的细微、小巧。纤巧意象的营造反映了女性诗人观察事物之细致、审美感觉之灵敏，具有发现并表现细微之空间意象与瞬间之时间意象的能力。兹举数例以见一般：破窗月射灯花暗，陋屋风来帐影移。（袁棠《小除夕对雪》）红粉久抛鸾镜碎，绣针难把泪珠穿。（袁杼《再寄大姊》）小立花前残醉在，弹棋风送隔花声。（金逸《春日杂题》其三）焰闪知风急，光寒避月盈。(骆绮兰《秋灯》)以视觉意象而言，“灯花”、“绣针”、“泪珠”、“棋子”等意象皆甚细小；而“灯花”因“月射”而“淡”，“帐影”因“风来”而“移”，观察可谓细致。以听觉意象而言，“弹棋”声之微弱音响亦因 “风送”而闻，感觉灵敏之极。这些都属于空间意象。像在“风急”的刹那“焰闪”，则捕捉住短暂的时间意象，既纤巧又灵动。 （三）性灵派诗歌之情调多风趣、诙谐，这与袁枚倡导宋人杨万里“风趣专写性灵”之说有关，同时也和诗人的气质、闲适的生活状态相连；当然从社会文化背景来看，则是市民审美情趣趋俗的反映。如果细加分析，女弟子之风趣，比较含蓄，耐人品味，偏于幽默，这与女性含蓄、柔婉的气质相关。而男性诗人之风趣，比较显露，偏于诙谐乃至滑稽。但二者本质是一致的，都是人生态度中乐观一面的反映，或者是对乏味的闲居生活的一种调剂。这种风趣往往产生于诗人与他人的亲密关系之中，有时亦会自我调侃。下面几首诗都是不乏风趣之作： 风送渔歌来研席，灯催燕影上帘钩。定知兄弟凭栏饮，不吸长江势不休(严蕊珠 《纤梅、翠岩两兄弟读书浮玉楼，爰呈二律》), 问天长乞清闲福，展卷重添笔墨缘。他日后堂花似雪，可容来作女彭宣(钱林 《奉题随园先生〈归娶图〉》)寒蝶低飞月满枝，海棠红冷桂凋时。笑侬竟比黄花瘦，青女多情知未知(徐裕馨《暮秋》)弓鞋未审始何时，赢得闲街小步时。行到花阴深径里，苍苔滑处自支持。（骆绮兰《咏鞋》)严诗想象其兄弟之豪饮，豪放而风趣，又饱含手足之情。钱诗写与袁枚的师生之情：“花似雪”喻袁枚妻妾成群，有调侃乃师之意；“彭宣”为西汉人，由老师张禹荐举而升迁，加一“女”字，乃自我调侃，皆风趣幽默。至于徐诗调侃自己“比黄花瘦”，骆诗写小脚女子之态，都风趣、诙谐。（四）女弟子诗歌语言与性灵派男性诗人相比，更重视白描及口语化，更远离填书塞典，当然这和她们作诗重感性、直觉，以及少读四书五经，不甚重学问积累大有关系。白描原指一种国画技法，即以墨线勾勒轮廊，以水彩渲染，多不着色。北宋画家李公麟最擅此法。后移以论诗是指自然、真实、简洁、朴素的语言风格，同时还有与堆砌典故相对的意思。袁枚赞查他山#慎行(诗“一味白描神活现”，正包括这两层意思。白描可雅可俗，白描而口语化则更显自然、朴素。以上所引女弟子诗作几乎都采用了白描手法，且再读女弟子几首小诗： 残月晓霜钟，马蹄黄叶落。日出不见人，溪声隔烟树。（孙云凤《晓行》）月明如水一庭深，小榻移来梦懒寻。立尽五更花气熏，不知凉露湿鞋心。（金逸《次韵胡石兰女史·玩月夜眠迟》）绣余静坐夜猎归，煮茗添香事事宜。招得阶前小儿女，教捻针线教吟诗。（王玉如《绣余吟》）白月横空大纛飞，辕门漏下羽书稀。天上近日狼烟尽，笳鼓声中夜猎归。（廖云锦《塞上曲》）四诗风貌各异，或描写大景，或描写小景，或意象雄健，或意象琐屑，或意境清寂，或意境壮阔，但都用白描之笔，不用典故，语言也基本属于口语。 以上就女弟子创作的整体思想与艺术状况作了扫描，论述了其共性特征。其实女弟子还各有长处。如第一女弟子席佩兰阅历丰富，才学亦高，诗歌题材并不限于家庭、个人，对社会、人生不乏高见卓识，诗体古近兼工，风格亦刚亦柔，是性灵派中不让须眉的杰出女诗人。第二女弟子孙云凤因曾随父入川，视野大开，所写山水诗意境壮阔，不类闺阁小女子。大家之女钱浣青本具阳刚气质，又好读史书，所作多咏史，颇具史识。而以“博雅”著称的严蕊珠，既有白描之作，亦常用典故，但自然贴切，诗具典雅之致。可以说，女弟子如春兰秋菊，各有一时之秀，共同构成乾嘉诗坛一块绚丽的花圃。 当然，对随园女弟子的诗歌成就不能评价过高。它毕竟不能代表时代的主导精神，思想价值是不高的。其主要的功绩在于以抒发真性灵的清新诗风，冲击了当时诗坛上流行的拟古风气以及以考据为诗的歪风，为诗歌回归抒写真性情的轨道作出了贡献。而随园女弟子作为中国诗歌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庞大的女性创作群作，其价值、地位以及影响也是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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