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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约前395年—前338年），战国时期政治家、思想家，先秦法家代表人物。姬姓，卫氏。又称卫鞅、公孙鞅，后封于商，后人称为商鞅。商鞅年轻时好刑名之学，在魏相公叔痤门下任中庶子。公叔痤临终前将其推荐给魏惠王，惠王不能用。商鞅闻秦孝公下令求贤，发愤图强，乃离魏去秦。后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先后两次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方面进行了深刻的变法。
三见秦孝公
商鞅见到秦孝公，是宠臣景监引荐的。
第一次见面，商鞅还弄不清秦孝公的想法。他试探性地从三皇五帝讲起，还没说完，秦孝公已经打起了瞌睡。事后，秦孝公怒斥景监：“你推荐的什么朋友，就知道夸夸其谈。”
见到秦孝公的这个反应，商鞅反而高兴了：“原来秦公的志向不在帝道。”第二次见面，他又从王道仁义讲起，秦孝公的兴致比前一次好点了，但还是觉得不着边际，哈欠连天。商鞅更高兴了：“秦公志不在王道。”
帝道即尧舜之道，王道即汤武之道，显然都不适用与战国时代，在战国时代，管用的是霸道。
于是，第三次见面，商鞅劈头就问：“当今天下四分五裂，您难道不想开疆拓土，成就霸业么？”
秦孝公立刻精神了，他要的就是霸道！听着听着，他不由自主地向商鞅靠拢。最后，秦孝公不再矜持，激动地握住商鞅的手：“请先生教我。”
秦孝公于是重用商鞅开始实施变法。
变法的首要目的是改制，即改邦国制，邦国制的特点是分权，然而权力一旦下放就收不回来，下级一旦强势，上级就只好空城，结果就是前有五霸，天子被架空，后有三恒，诸侯被架空，架空了诸侯的大夫如季孙氏，又被家臣架空。
于是公元前356年，商鞅在秦国开始了彻底而系统的改革。改分权制为集权制，于是土地制度变化了，开阡陌，除井田；治安管理加强了，什伍连坐，互相监督；贵族特权取消了，奖励农耕，生产的粮食多也可以立功，优秀的农民可以扬眉吐气；爵位等级秩序建立了，不分平民贵族，以战功授奖，只要立功多，就可以富甲一方。秦国的军队从此变成虎狼之师。
商鞅从公元前356年至前350年，大规模地推行过两次变法。
第一次变法
公元前356年第一次变法，主要有下列几点：
⒈颁布法律，制定什伍连坐制度，轻罪用重刑。就是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互相告发，同罪连坐，告发“奸人”的与斩敌同赏，不告发的腰斩。一家藏“奸”，什、伍同罪连坐。客舍收留无官府凭证的旅客住宿，主人与“奸人”同罪。
⒉奖励军功，干掉贵族。各级爵位都有一定的政治经济特权。爵位越高，相应的政治、经济特权越大。宗室、贵戚凡是没有军功的，不得列入宗室的属籍，不能享受贵族特权。爵位高的还可以“税邑三百家”，也可以用爵抵罪或赎罪。
⒊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垦荒。规定尽力从事男耕女织的生产事业，生产粮食布帛多的，免除其本身的徭役；凡从事工商业和因不事生产而贫困破产的人，连同妻子、儿女没入官府为奴隶。
⒋强调“以法治国”要求国家官吏学法、明法，百姓学习法律者“以吏为师”。
⒌改法为律。强调法律的普遍性，具有“范天下不一而归于一”的功能。
⒍轻罪重罚，强化法律意识，不赦不宥。主张凡是有罪者皆应受罚。
⒎鼓励告奸。
⒏用法律手段剥夺旧贵族特权。如废除世卿世禄制度。规定除国君外的嫡系以外的宗室，没有军功就取消其贵族身份。
⒐强化中央对地方的全面控制，剥夺旧贵族对地方政权的垄断权。
⒑统一度量衡。
第二次变法
公元前350年第二次变法，主要有下列两点：
⒈“开阡陌封疆”。破除过去每一亩田的小田界一阡陌和每一顷田的大田界一封疆，把原来的“百步为亩”，开拓为240步为一亩，重新设置“阡陌”和“封疆”。国家承认地主和自耕农的土地私有权，在法律上公开允许土地买卖。
⒉普遍推行县制。把秦国划为41个县，在未设县的地方，把许多乡、邑，聚合并成县，共新建31县。设县令、县丞，由国君任免。
变法的实际意义是中央集权，变法的结果，使秦国的国君成为了秦国的最大的地主，秦惠文王本人也从奴隶主转型为地主，这也是秦惠文王没有废除商鞅法令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最彻底的一次变法。通过变法，土地，人民和权力都集中到国君手里，商鞅死后14年，秦惠称王，104年后，嬴政称帝。
秦孝公兑现了他在“求贤令”中的诺言：“与之分土”。商鞅被封为大良造，因战功封於、商十五邑，号商君。巨大的荣誉与权力倾覆朝野，商鞅达到了人生的巅峰。
死在自己的法律下
但是，秦国的强大并不符合所有秦国人的利益，首当其冲的是旧贵族。在特权被取消之后，他们变成了商鞅的死敌。
早在变法之初，太子就指责过商鞅：“新法严峻。”按照商鞅的政策，敢说新法的坏话，这还了得？罚不了太子，也要罚教导太子的两位师傅——公子虔被割了鼻子，公孙贾脸上被刺了字。
法律的权威虽然得以保障，但未来的国君却得罪了。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这是很多人潜心等待的一个时刻——时势会因为一个人的存在与否而发生巨变。太子驷继位，为惠文王。公子虔等人终于有了报复的机会，他们告发商君谋反，发吏追捕。商鞅有口难辩，唯有逃亡。
在一个月色初上的黄昏，商鞅逃到了函谷关，关守尚不知咸阳城中的变故。但商鞅万万料想不到的是，他出逃太急，忘了带验证身份的凭证，而每一家店主都告诉他：“我们商鞅大人制定的法律，留宿没有证件的旅客，店主要受连坐之罪！”
商鞅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弊，一至此哉！”自己当日颁布连坐令时，又何曾想到以亲身陷此令？商鞅走投无路，只好回到封地，仓促地组织了一支人马，起兵造反，战败。秦惠文王对他实行了严酷的车裂之刑，告诫世人“莫如商君反者”。
商鞅的悲剧充满了历史的浓重感和宿命感。他执掌秦国朝政19年，这才有了繁华富庶、气势如虹的强秦；才有了始皇帝“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的统一大业；才有了历代王朝沿用的秦汉制度、霸道王道并存的治国传统。而他死于自己制定的法律下，也是以生命维护了变法的尊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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