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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讨论“商鞅变法”为什么能够在秦国成功？ “商鞅变法”对战国时期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变法之前的秦国，虽然也算是强国，但毕竟地处西隅，进入中原通道被晋国封锁，军事实力在晋国的压制之下，无暇也无力进入中原。  秦晋的“崤之战”是春秋转折点，秦国从此不再东进中原 春秋时期，秦穆公在崤之战中全军覆没，再也不敢东进，采纳百里奚、蹇叔的建议，往西部发展，任命由余为上卿，与西部少数民族争战，地域不断扩大，占据了渭河流域和关中地区，以此奠定了秦国的强国地位。 到了战国时期，秦国仍然排除在中原之外，受到三晋（韩、赵、魏）压制，秦国蛰伏在函谷关之外，当时的秦国根本不具备统一天下的实力。 可是，当“商鞅变法”之后，这一切都改变了。变法之后，秦国成为“虎狼之师”，君、臣、民一心，对外逐渐控制东进的要道，最终成为首屈一指的强国。  商鞅本是卫国人，本名卫鞅 商鞅本是卫国的公子，又被称为卫鞅，卫国是姬姓后代。商鞅最初在魏国国相公叔痤手下任职，当时的魏国非常强大，商鞅显然希望获得重用。 公叔痤非常欣赏他的才能，就把他推荐给魏惠王，可是魏惠王对商鞅并不感兴趣。公叔痤临去世的时候，就劝魏惠王如果不能用商鞅就把他杀掉，因为这么有能力的人到其他国家对魏国都是个威胁。 然后公叔痤就告诉商鞅：我的为人是先公后私，我已经替魏王推荐过你并且要杀掉你，你赶紧逃走吧。 商鞅听完笑了起来：“既然魏王不听你的建议用我，肯定也不会听你的建议杀我。” 后来果真如商鞅所料。从这点来看，商鞅是个极度智慧的人。 商鞅听闻秦国新任国君秦孝公渴望恢复秦国霸业，广求贤才，并且亲自撰写了《求贤令》，便前往秦国。  秦孝公剧照 商鞅托人见到秦孝公之后，与他商量国策： 第一次，商鞅说的是“帝道”，秦孝公听得昏昏欲睡，并且责怪了引荐之人； 第二次，商鞅所说的是“王道”，秦孝公听了之后再次睡着了； 第三次，商鞅所说的“霸道”，秦孝公听了之后大为赞赏。 这时候，商鞅便明白了秦孝公的真实想法了，于是跟他说“霸道之术”，结果连续说了好几天，秦孝公精神抖擞，一点都不困。 但是商鞅这时候感叹了一句，“霸道”虽然可以立竿见影，数年而成，但是功德恐怕比不上商周的帝王了。 事实上，商鞅是个非常明白的人，自古有“皇道”、“帝道”、“王道”、“霸道”，“皇道”时代早已不存在了，所以商鞅也并未说。商鞅也知“帝道”、“王道”不可行，应该是故意试探秦孝公，然后再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 “霸道”虽然可以让秦国快速崛起，但是功德上无法比拟上古和夏、商、周三代帝王，并且依靠霸道立国，基业不稳，恐怕也不能持久。 但是，在当时的那个时候，秦国受到变法后的魏国的压制，几乎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境地了，“霸道”也成为唯一的选择了。 商鞅的思想得到了秦孝公的认可，公元前359年，商鞅开始变法，但是他的变法其实分为两步：  秦国变法剧照 第一步，推行个体家庭制度，建立“连坐”制度，奖励耕战，废除原先贵族特权，打击商人； 九年之后，公元前350年，开始了第二步变法，废除井田制，实行县制，建立编户。事实上，第一次变法就已经确定了变法的基调，第二次变法只是稳定秦国的内政而已。 从第一次变法的角度来看，核心有以下几个问题，首先确定以家庭为单位的奖惩机制，就是以成年劳动力作为家庭的核心，以此来作为奖惩的单元。 以家庭为单位，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个体的积极性，每个成年男子都需要为家庭而奋斗，不可能依附于别人。 同时建立“连坐”制度就是要这些个体之间可以互相揭发检举，使得法令能够深入到每个家庭。 但是从根本上讲，这就严重破坏了儒家的礼制，因为儒家思想中，个人、家庭、家族的利益是绑定在一起的，个体的能力、地位、利益受到世袭的影响，如果家族是世袭卿大夫，那么作为嫡长子所继承的也就是卿大夫，并且庶子就是士人。 可是商鞅完全废除了这种继承权，让普通民众或者士人都能够通过耕战晋升为大夫，获得爵位。这就完全颠覆了儒家的宗亲家族伦理制度。 其次，奖励耕战，就是认为秦国的社会阶层流动只能是“耕战”的方式： 要么在垦荒或者农产多的，给予奖励，免除劳役与田赋； 要么就是对外战争斩杀敌军的给予封爵。这就使得最底层民众能够通过“耕战”的方式进入了晋升的渠道。 很显然，这对于世袭集团来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冲击。 最后，废除贵族特权，打击商人。商鞅下令所有贵族没有军功者，不能享有贵族特权，同时严格控制商业，取消粮食交易。立国以农业为本，商业为末，取消商品交易。 这主要因为：商人往往出售奢侈品，导致民众贪图享乐；还有就是商人容易控制物价，赚取巨额利润，导致民众生产粮食受损，使得民众不愿意从事农耕与征战；最后就是民众会依附于商人，妄议政治。 经过九年的变法，公元前350年，商鞅的法令彻底贯彻了下去，于是建立了以国家为主导，民众为主体的编户制度，设立了郡县制，原先的分封制、井田制彻底取消，世袭贵族名存实亡，统治阶层变成了军功集团。  变法后的秦国军队 秦国彻底实现了国君控制法令、军功集团执行国君命令、民众以耕战来服从统一指挥。 这样导致中间特权阶层越弱小，社会越接近平等，国家权力越能往下渗透，权力越集中，民众竞争越是激烈，越渴望通过争战来快速晋升。 并且也实现了“利出一孔”，就是国家控制所有利益，并且所有事情好坏判断标准就是是否对国家有利。 国君彻底实现了集权，传统贵族被消灭，民众彻底成为了战争的机器，同时民众可以通过耕战这个上升渠道成为统治阶层，而国君可以完全、彻底、直接地控制了民众。 秦国实现了君、军功阶层、民众一个统一的整体，上下拧成了一体，像一把锋利的长矛，锋利无比。 商鞅变法的核心是“强军弱民”，“强君”就是加强君主的权力，依靠赏罚来控制群臣和百姓； “弱民”分几种：对传统贵族和官员，削弱其权力；对商人，剥夺其财富；对农民，剥夺从事其他行业机会，只能从事耕战。并且，所有民众不得妄议法令，剥夺他们思考的权利。 “商鞅变法”其实是战国时期“强君之道”的案例之一。在战国时期，很多国家都出现了变法，并且核心就是“强君”，加强君主集权，削弱贵族特权，让君主直接控制军事和财政大权。 比如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吴起变法、韩国申不害变法、齐国邹忌变法、燕国乐毅变法、赵国赵武灵王变法。 但是，所有的国家都没有秦国“商鞅变法”这么彻底，能够完全彻底地废除贵族特权、禁止商品贸易，完全以“耕战”作为立国之本。 “商鞅变法”成功的最主要因素在于：秦国地处西隅本来就不太遵守周朝礼制，贵族集团不强，秦国君主实力较强并且有决心恢复霸主地位，民众长期与戎狄作战形成了好战之风，并且长期征战会导致原有的军功集团势力较强。 事实上，战国时期所有的变法都在不同程度上打击贵族、加强君主权力，而贵族的权力来源于儒家的礼制，这表明立足于道德的礼制已经无效了，需要强制性的法度来管理国家。 正如《道德经》所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历史发展，先后经过道德、仁义、礼仪、法度，分别对应的是“皇道”、“帝道”、“王道”、“霸道”。 但是老子没有说出的是“失礼而后法”，那是因为他生在春秋时期，没有看到战国只能依靠法度立国，也有可能是他不愿意看到历史发展的这一幕罢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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