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轼 01 王安石：高调的理想主义者 有人说，苏轼的困境，来自小人的包围。所以，苏轼要“突围”。这固然不假，在苏轼的政治生涯里，从来没有摆脱过小人的围困。但实际上，奠定了苏轼一生政治悲剧的，非但不是小人，相反是一位高士。那就是他一生最大的政敌——王安石。 当时的宋朝，虽承平日久，外表华丽，但内部的溃烂却早已成了定局。早在十多年前，王安石就曾写下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痛陈国家积弱积贫的现实：经济困窘、社会风气败坏、国防安全堪忧。正是这纸万言书，一举奠定了王安石后来的政治地位。 宋神宗赵顼是在治平四年 (1067)即位的，第二年改年号为熙宁元年。四月里的一个早晨，宋神宗召请王安石入朝。那一年，宋神宗19岁，庄严华丽的龙袍掩不住他身体里的欲望与冲动。他问王安石：“朕治理天下，要先从哪里人手?”王安石神色不乱，答曰：“选择治术为先。”宋神宗问：“卿以为唐太宗如何?”王安石答：“陛下当法尧舜，唐太宗又算得了什么呢?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只是后来的效法者不了解这些，以为高不可及罢了。”宋神宗说：“你是在责备朕了，不过，朕扪心自问，不愿辜负卿意，卿可全力辅佐朕，你我君臣同济此道。” 自那一天起，年轻的宋神宗就把所有的信任给了王安石，几乎罢免了所有的反对派，包括吕公著、程颢、杨绘、刘挚等。于是有了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又称“熙宁变法”。
苏轼初出茅庐(官居判官告院，兼判尚书祠部)，却站在反对王安石的行列里。他不是反对变法，而是反对王安石的急躁冒进和党同伐异。《宋史》说王安石“果于自用”。他的这份刚愎，不仅在于他不听反对意见，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更在于他不屑于从“庆历新政”的失败中汲取教训，甚至范仲淹当年曾想办一所学校，以培养改革干部，这样的想法，王安石都没有，王安石的过度自信，由此可见。因此，他领导的改革，就注定不会比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有更好的结果。 苏轼知道，无论多么优美的纸上设计，在这块土地上都会变得丑陋不堪——惠及贫苦农民的“青苗法”，终于变成盘剥农民的手段，而募役法，本意是让百姓以赋税代兵役，使人民免受兵役之苦，但在实际操作中，又为各级官吏搜刮民财提供了堂皇的借口，每人每户出钱的多寡，根本没有客观的标准，而全凭地方官吏一句话。王安石心目中的美意良法，等于把血淋淋的割肉刀，递到各级贪官污吏的手中。
苏轼深知这变法带来的恶果。但此时的宋神宗，面对一个墨守成规、不思进取的朝局，急于做出改变，他对文彦博说：“天下敝事甚多，不可不革。”宋神宗的急切、王安石的独断，让关心政局的苏轼陷入深深的忧虑。  苏轼怀古图 02 苏轼：以卵击石，直言进谏 熙宁三年(1070)，天子御试，不考诗赋，专考策论，目的是广征言路。那次考试，苏轼是考官，吕惠卿是主考官。 然而当时的举子，别的没有学会，迎合上级却已是行家里手，他们知道当朝皇帝和宰相都是主张变法的，所以在考卷中，他们个个声言变法的伟大，以媚时君。最出格的，要数一个名叫叶祖洽的邵武考生，他在策略中说：“祖宗法度，苟且因循，陛下当与忠智豪杰之臣合谋而鼎新之。”苏轼、宋敏求两位考官都主张将此卷黜落，没想到主考官吕惠卿，将叶祖洽的马屁考卷擢为第一。这让苏轼大为光火，写了一篇《拟进士对御试策》，一针见血地指出：古之为医者，聆音察色，洞视五脏。则其治疾也，有剖胸决脾，洗濯胃肾之变。苟无其术，不敢行其事。今无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纵绳墨以慕古人，则是未能察脉而欲试华佗之方，其异于操刀而杀人者几希矣！
宋神宗声色不动，不满20岁，就已经有了帝王的风范，沉稳而不骄矜。他把苏轼的策论交给王安石。王安石看了，说，苏轼才华很高，但路子不正，因为在官场上不能如意，才会发表这样的歪理邪说。 宋神宗还是有主见的。放下苏轼的上书，他决定立刻召见苏轼。 那是熙宁四年(1071)正月。垂拱殿里，他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苏轼。那一年，苏轼34岁。 宋神宗说：“朝廷变法，得失安在?哪怕是朕个人的过失，你也可坦白指陈，无须避讳。” 苏轼深知自己人微言轻，但皇帝的此次召见，说明他的上疏正在发生作用，或许，这是扭转帝国危局的一次机会。所以，他丝毫没有准备闪躲。他说：“陛下有天纵之才，文武兼备，然而当下改革，不怕不明智，不怕不勤政，不怕不决断，只怕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所以，还以从容一些、安静一些为好，观察效果之后，再作处置。”宋神宗听后，陷入长久的沉默。 苏轼进一步说：“一切政治制度和法律的变革，都应该因应时势而逐渐推行。生活与风俗变化于先，法律制度革新于后。宛如江河流转，假如用强力来控制它，只能适得其反。” 那一次，面对神宗，苏轼说出了憋闷已久的话。他说得痛快，宋神宗静静地聆听着，一直没有打断他。等苏轼说完，宋神宗才略微沉吟了一下，表情温和地说：“卿之言论，朕当熟思之。凡在馆阁之官员，皆当为朕深思治乱，不要有所隐瞒。” 宋神宗的召见，让苏轼看到了希望。他难以抑制自己的兴奋。他把这件事说给朋友听。但他还是太年轻，太缺乏城府，如此重大的事件，怎能向他人述说?宋神宗召见苏轼，就这样被他自己走漏了风声，而且，这风声必然会传到王安石的耳朵里，让他有所警觉，有所准备。 召见苏轼后，宋神宗也的确感觉苏轼是个人才，有意起用他，作起居注官。那是一个几乎与皇帝朝夕相处的职位，对皇帝的影响，也会更大。但王安石早有准备，才阻此事成功，任命苏轼到开封府，做了推官，希望这些吃喝拉撒的行政事务，捆住苏轼的手脚。 但苏轼没有忘记帝国的危机。二月里，苏轼写了长达三千四百余字的《上神宗皇帝书》。 苏轼后来对好友，也是欧阳修的门生晁端彦说：“我性不忍事，心里有话，如食中有蝇，非吐不可。”他的命运，也因此急转直下。  王安石 03 帝国政坛：王安石的独角戏 王安石就在这种近乎亢奋而紧张的心情中，登上了帝国政治的巅峰。就在王安石出任相职的第二年，他的老师欧阳修就挂靴而去，退隐林泉了。欧阳修的另一位弟子曾巩则被贬至越州担任通判小职。司马光也向朝廷递交了辞呈，去专心从事写作，为我们留下一部浩瀚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 范镇也辞职了，他在辞职书上愤然写下这样的话：“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宋神宗在早朝时把这话交给王安石看，王安石气得脸色煞白，手不住地颤抖。 王安石放眼望去，御史部门的同事，只剩下了曾布和吕惠卿这两个马屁虫。 帝国的行政中枢，很快成了王安石的独角戏。正人君子们退出政坛以后，这个坛自然就被投机小人们填满了，从此在帝国政坛上横行无忌。 苏轼不会想到，自己的才华与政绩，终究还是给朝廷上的小人们提供了合作的理由。沈括对苏轼的才华始终怀有深深的嫉妒，李定则看不惯地方百姓对苏轼的拥戴，尤其苏轼在离开徐州时，百姓遮道拦马，流泪追送数十里，更令李定妒火中烧。当然，他们的凶狠里，还包含着对苏轼的恐惧，他才华熠熠，名满天下，又深得皇帝赏识，说不定哪天会得到重用，把持朝廷，因此，必须先下手为强。
罪名，当然是“讥讪朝政”。苏轼口无遮拦，这是他唯一的软肋。 当沈括到杭州见苏轼的时候，苏轼丝毫不会想到，这位旧交，竟然是“乌台诗案”的始作俑者。 也是在熙宁四年(1071)，七月里，苏轼带着家眷，到杭州任通判。杭州的湖光山色、清风池馆，使苏轼纠结的心舒展了许多。 那个写出《梦溪笔谈》的沈括，就在这个时候来到苏轼身边，表面上与苏轼畅叙旧情谊，实际上是来做卧底的。他要骗取苏轼的信任，然后搜集对苏轼不利的证据。天真的苏轼，怎知人心险恶，沈括自然很容易就得逞了。他拿走了苏轼送给他的诗集，逐条批注，附在察访报告里，上交给皇帝，告他“词皆讪怼”。 （摘自《在故宫寻找苏东坡》文/祝勇）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