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释然

生死释然

2010-10-26（标签：生命观）

《周易·系辞》曰：“原始及终，故知生死说。阴阳交合，物之始，阴阳分离，物之终，合则生，离则死。”生与死属于生命过程的一对矛盾统一体。有生必有死，有死必有生。这种生命的“往返”运动，实际是宇宙膨胀与收缩之往返大回合的反映。人的性细胞——遗传基因，即可通过受精卵“长生不死”作生命的往返（圆）运动。就是说，整个生物界包括人类在不停地进行着生与死的往返运动，但决不是某一个个体原物的往返，而是整个生物界生命活动的周期往返运动。这就是说，人是宇宙的人，人身上的一切物质和能量都是源于宇宙的，人死后这些物质包括残存的阳性生命信息也归还给宇宙，转化为其它物质，这就是物质不灭定律。这些物质可以再成为其它生命的物质，但决不会再生成自己原来的生命个体。这就是在整个生命发展的长河中，整个生物系生命过程的不灭，是由无数个个体的生灭过程的连续而推动着的。

其实，“生”与“死”这对矛盾，一直交替着伴随人的一生，此消彼长，最终以事业、健康状况构成了人生的生命曲线。如有的生命学者认为，人虽有各异，但也有同。对成功而言，有人年轻时辉煌，有人中年辉煌，有人老年辉煌，有人一生辉煌。对健康而言，有人年轻时多病，中年健康；有人年轻时健康却老年得病；有人一生都不健康，但并不短寿。鉴于这种情况，研究者提出了五种生命曲线：（1）、生命直线——一生平平淡淡，无高潮也无低潮，从生到死；（2）、生命斜线——出生时是生命的最低潮，死的时候却最壮烈，到达了生命的巅峰；（3）、生命抛物线——生命从低潮到高潮，再由高潮到低潮，有中兴却不悲壮，有低潮却不悲哀；（4）、生命正曲线——从生到死，奋斗不止，起起伏伏，高潮迭起，低潮常伴，生时不为人瞩目，死时不为人伤心；（5）、生命负曲线——人生到死，曲曲折折，每一次生命高潮不高，每一次生命低潮却很低。但不管是哪一种生命状态，都离不开如下生命规律：（1）、先生存后发展规律；（2）、共同的生存等于共同的发展规律；（3）、健康的生存才能健康的发展规律；（4）、生命个体的宇宙化规律；（5）、生命个体的多面性规律；（6）、生命个体的多变性规律；（7）、生命个体的轮回规律；（8）、生命的缘分规律；（9）、生命的大阴阳规律。所以，人生是十分微妙和美妙的。有的人生际遇极为离奇，这或许是宇宙“幸运生命生存律”及“超生命控制律”所致。

人的生命既是这样，那么我们就要尊重自己的生命，慎重生命的运行。这就要求我们，在生命运动的自然人→人→社会人、自然人→社会人→人、人→社会人→自然人、人→自然人→社会人、社会人→人→自然人、社会人→自然人→人的三种角色互换中，能够不断地调适自己，看一看每次的角色互换，自己究竟做了些什么，做了多少。尽管从社会人→人→自然人是常人所不能达到的（常人的路是自然人→人→社会人）——气功师入定入静，返归自然人，呈现出凡人所没有的能量——大富大贵者与自己的灵魂同行，返归自然人，呈现出超人的智慧和自制力，但能从社会人（放弃社会职能组织对人的各种各样的诱惑）→（通过反思，只做人的事：穷活富活不苟活；家事国事天下事）人→（通过气功修炼和道德修炼）自然人，就是一种人性回归，一种享受，一种自我调身，一种自我医治。总之，由生命缘起的人生，是一个真真假假的人生。确切地说，人是假的，生命轨迹是真的（真的东西不一定都是美的东西），这一真一假才使人更加丰富多彩（真和假对组成一个人同等重要）。所以，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要敢于表现真实的自我，他（她）首先是配偶的配偶，是儿女的父母，是父母的儿女，是爷爷的孙辈，是朋友的朋友，是领导的下属，是下属的领导，是地球家园的一员，是属于奉献的有本事的智慧人，……是我，非我，名曰我。

通过论述我们知道，人的生命应该是形体生命及精神生命两个内容。形体生命活150岁可以算是极限了，而精神生命则是无限期的。因此，人生命的延续不应只注意形体生命，只有延长精神生命才能提高生命的价值，也才是生命的真正延续。这就提示我们要提高精神修养的地位，让我们的精神修养回复到真朴的思想境界。也就是说，调拨生命节奏的快慢，应根据社会需要才是积极的养生原则，这也是《论语·雍也》“仁者寿”的最高意义。如果但求个人长寿而不以社会价值为前提，那么于社会无益的寿命再长也是没有意义的。古代学者视读书为形神兼修，如宋朝诗人黄庭坚说：“尺壁之阴，以三分之：一以治公事；一以读书；一以为棋酒，以公私皆办。”可见，黄庭坚不是把日常生活分为劳与逸两大内容，而是三分加上读书，这是颇有见地的。苏东坡更有诗云：“无事此静坐（读书），一日是两日。若活七十岁，便是百四十。”以苏东坡的观点，凡是向晦不息只顾劳作的人或黎明不起的懒虫，虽活70岁，就只能算30多岁了。因此古人认为，忙而不读书则性真不见，闲而不读书则别念窃生；性真不见则发挥不了应有的才能，别念窃生则耽误了终身的正事，岂不等于减寿吗？故人不可不抱虚生之忧，亦不可不知有生之乐。

当今，最令人困惑的科学便是生命科学。世界上为什么会有“我”？“我”死了会是什么？谁能回答这些问题？然而三千年前的《易经》已经蕴藏着一把打开人体生命科学的钥匙。为什么？因为生命运动是阴阳运动，《易经》的“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是最早的生命起源论断。《素问·生气通天论 》说：“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内经》曰：“得神者昌，失神者亡”，说的是死的问题。因此，以《易经》为首、《黄帝内经》为辅的医易科学，是生命科学的最高理论指导。从生命现象可以肯定，遗传基因是超四维时空的，人胚七周内重演三亿多年前的生物进化过程，如果不是超时空、超光速的，那么又作何解释呢？日本“灵幼宗真”偶然拍到的“鬼照片”，这些无法解释的现象，提示是否在实空间的同域内存在着“虚空间”和“虚物质”，从而在虚实倒错的刹那间使虚物质显影？所谓灵魂或许可解释为没有能量载体的残余生命信息物质。总之，生命信息是存在的，它决定着生命体的延续、形征和各种调控关系，尤其是一种生命活动的活力或者说是人之“魂”。这种信息是超越时空的，尽管现在还很神秘，但却是一种自然力量，决非自然之外的某种神灵“意志”的主宰。我们现在对人体科学奥秘的了解还只是一个初级阶段，虽然早已认识了人之“肉”，但对人之“灵”还远远未能触及。因此，探索生命信息的研究是揭开人体科学奥秘的关键。故认识信息是人类认识能量、物质后的第三次飞跃。

透过生命现象我们知道，死亡是生命的终极过程。自然死亡可称为寿终正寝，它标志着生命的气数已尽，烛光自然熄灭。这种死亡应该是无痛苦的，无悔的，许多寿终正寝的老者，死后双手十指伸开，面容安详自如，甚至面带笑容，就是这个缘故。而非自然死亡，是因为疾病或其它原因所致，因生命的气数未尽而生命却被迫终止，因此这种死亡是痛苦的、遗憾的，死者也多面留苦楚貌。既然自然死亡是无痛苦的、无悔的，人们就应正视死亡，解除对死亡的恐惧和痛苦，让死亡来得安乐一些。佛家释迦牟尼为什么要放弃高贵的王位，离别美丽可人的妻儿去出家修佛？他立志解除人们对死亡的痛苦是一个主要因素。佛家之所以提出三世轮回，就是期望用“不死”、“再生”来帮助人们解除对死亡的恐惧与痛苦。政治家则用“死得其所”帮助人们树立无悔之死，以树立革命的生死观。社会学家提出“安乐死”，目的在于早日结束死前产生的痛苦。医学家则想尽一切办法延缓死亡，也是为了解除对过早死亡的遗憾和痛苦。生命学家则告诉人们，正常死亡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先从脚开始，然后沿着腿一点一点往上逼，最后把死亡逼近大脑，是无痛苦的。我们认为，非自然死亡中的“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泰然赴死”、“慷慨就义”等，也应该是无痛苦、无悔的，因为人们已经有了濒死感受、超心理感受和灵魂的超然归宿感受。总之，“死似乎是类对特定的个体的冷酷无情的胜利”（《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因此，任何情况下都是需要坦然直面的。

《内经·玉版记要篇》指出：“重阳则死，重阴则死。”则病体阴阳气交偏极任一方都兆示着死。从人死亡的刹那瞬间，形体还实实在在的存在着，足以证实死亡是阳亡，即是阳性生命信息的终结，“阴”完全起而代之，以后即使还有所谓“阴魂不散”的“光影”再现，也不过是残余的阳性生命信息或一些另外的残存信息在一定条件下的再现而已（因人存在着光物质或其它未知物）。故“人死如灯灭”是绝对正确的，即言阳性信息在死的那一瞬间已几尽丧失，尤其衰老病死的更不存在阳性信息。只有暴死和冤死可能会留下一些阳性信息，因为卒死时阳气并未耗尽，而冤死者由于强烈的刺激可能会释放出大量阳性信息遗留下来，在一定的条件下，这些信息可以再现。当然那是另一种意识或其它凝聚状态，也许是超时空的，决不会同于生前的形体，这也许就是所谓的“灵魂”现象吧！由此看来“灯灭”即是指阳亡，阳亡即意味着生命活动的终结。但生命的终结并不意味着人这一物质的消灭，由于任何物质都有一个释放的“物质场”，人周围也同样存在着“人体场”的缘故，故生命是有痕迹信息存在的，而且是超时空的，因此死去很久的人是有可能再现的（即所谓“显灵”、“闹鬼”），或者是光的形式再现，或者以声的痕迹复出，或是以意识的状态显现，或者永不复出，那就不一定了，这要看时空转换的条件，因为这些残余信息可能转换到了另一个时空。

所以要正确认识死亡问题，就必须正视死亡。预测死亡，是正视死亡的一个重要内容。只有掌握了死亡规律，才能更坦然地面对死亡，故科学地预测死亡是十分必要的。祖国医学有阴阳盛衰周期、五行生克、经络全息等传统的预测死亡规律的方法，还有八卦、太极、河图洛书等《易经》预测死亡的经典方法。这些预测，能让病人及周围的亲人根据病情做到胸中有数，在有作为、有准备中办好病人身前身后之事，不留痛苦与遗憾。

总之，生与死是一对矛盾着的统一体，死是不可避免的，正确对待死，延缓衰老死亡的到来是生命科学的重要内容。但在生死之生命观上，却精彩纷呈。

生命学家的生命观是生命最宝贵，人类的一切行为必须向生命负责。通过研究他们认为，在人的一生中，青春期及更年期是常发生失控的两大阶段，人的各大生理系统中，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又是最易发生失调的两大系统。因此，通过气功加强生命调控信息流，疏通信息传递通道，将会起到异乎寻常的生命效果。此外，人在中年以前若能注意尽量减缓细胞分裂的速度，尤其是儿时加强智力开发以延缓性成熟期，这对提高生命质量及推迟衰老、延长寿命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人生活得精彩，则是获得濒死时的与宇宙圆融合一感之唯一。

命理学家的生命观是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命中有的求之必得，命中没有求也无果。有的人心比天高命如纸薄，人强强不过命；有的人富贵悠悠却无福无寿，病灾涟涟；有的人一生碌碌无为却无病无灾，寿终正寝……。这叫“天意”、“气数”。

佛家的生命观是否认死亡，信仰生死轮回，生就是死，死就是生，认为圆寂就是生命的终点，又是生命的起点，从而脱离生死海，不随五行转移，即修来世是佛家重要的生命观。这对人们的启示应该是，只为偷生不修来世，甚至坏事做绝，将会堕入“三恶道”（ 畜生道- 饿鬼道- 地狱道）而没有人的来世。

道家的生命观是生死等同化，即“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取消了生死的质的区别。如庄子的妻子死了，众人皆落泪，独庄子鼓盆而歌，足见其生死等同的观念。这种达生观认为，死也是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有生必有死，所以没有必要对死有太多的恐惧。但如何让死来得更晚些（改变“气数”），来得更合乎自然，所谓“道法自然”则又是必要的。所以，道家修炼不过抵抗五行之销铄而已，不能脱离五行范围。

儒家的生命观是精神永存，让英名流芳千古。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思想体系始终主张积极入世，强调发挥个人对社会的作用，突出对国家社会的参与意识，让生命价值能在民族史册上留有浓墨重彩的一笔。

马克思主义者的生命观是为真理而死，虽死犹荣；为人们的利益而死，死得其所；为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一种积极的民族献身精神。

《周易》的生命观不但有光辉的唯物主义内涵，而且摄生观十分积极。如重生轻死，强调“生生之谓易”，突出“日新之谓盛德”，这对形成“大无畏”的民族精神及“不屈”的民族气概，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摄生家的生命观是摄生忘死（我），不为生死所累。这个观点在《周易》中已被提及，它强调了生存的自然回归（科学性）和生命的规律性，要求人们要善待自己，在许可的情况下要经常反思为自己活了多少时间，尤其是中老年人，真正为自己潇洒活了几年？！这个问题想通了，也是大养生。其实善待自己就是善待生命，在物质文化生活能够得到满足的今天，只有科学摄生，不断进取，健康的活着，才可能正确的认识自己，认识社会，为他人、为社会做点事情。否则，就有可能受到生命的报复，成为他人、家庭、社会的累赘、包袱。所以一个快乐而又有见识的人，并不是他（她）拥有的财富多，而是他（她）拥有的知识多，疾病少，形神强，子女棒。进而言之，真正智慧的人是懂得生命的人，是属于奉献的有本事人（有本事人掌握着正确的发展方向，开创着人类的未来），只有这种人为一个家庭或一个氏族或一个民族的全身心投入（即为这个社会服务），人类才能向前推进。故对真正的摄生者，无谓的死亡不属于他们，寿星及功成名就者也多出于这种人。

《庄子·知北游》曰：“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故曰通天下一气耳。”王充在《论衡·无形篇》中论气与形的关系时说：“形之血气也，犹囊之贮粟也……人禀气于天，气成而形立，则命相须以至终死”，他在《论衡·道虚篇》中论气与生命的关系时说：“诸生息之物，气绝则死。”生死就这么简单、就这么回事。既然上苍给了我们人生，我们就一定不要辜负了它。当生命处于高潮时，我们就抓住机遇，为社会竭尽其能，作出应有的贡献；当生命处于低潮时，则要抓住学习，抑住躁动，在底线蓄能准备迎接新的挑战。由于人的生命是以“道”、“气”为本的天人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生命运动又是在人类社会的背景上进行的，因此人的生命运动就因社会环境以及生命个体自身的社会实践的不同而不同，从而参差不齐的演绎（决定）了人类生死史。但就总体而言，人类乃至整个自然每天都因生生死死而刷新着、崛起着，而就个体而言，在人类跌宕起伏的生死线上，生存角力和生命法则却让有的人活着却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却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