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1853年，咸丰三年，太平军林凤翔、李开芳部攻入扬州，一进入扬州，林凤翔直扑史公祠，一把火过后，殿堂亭阁被焚烧一空，祠内保存的史公家书和刻石，也尽数被毁。 史公祠，就是抗清名将史可法的纪念堂，公元1644年，清军攻下扬州后，史可法被俘，多铎以宾礼相待，口称先生，当面劝降，史可法严加拒绝，于是被害于扬州南城楼，时年44岁。接下来的十日，清军大肆烧杀，以泄其忿，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扬州十日”。在兵荒马乱中，史可法的遗体不知去向，史可法殉难后，史家后人多方寻找而不得，历时一年多久终无所获，只得于第二年（公元1646）清明，将史公曾穿戴过的衣冠和使用过的象笏改葬于梅花岭，即是史公祠。 清军的暴虐行为当然激起了扬州一带民众剧烈的反抗，而史可法自然是一面旗帜。当时扬州就传说城破时史并未被俘，“有亲见忠烈青衣乌帽，乘白马出天宁门投江死者，未尝殒于城中”。一些志士假借史可法之名，聚集百姓继续抗清。扬州城破一年后，庐州人冯弘图借史可法之名起兵抗清，十天之内就攻下六安、英、霍诸县，周围百姓云合影从，皆以为史可法未死。三年之后，盐城又有人借史可法之名以抗清，其声势曾“声震白下（南京）”。另有浙江人厉韶伯，曾做过史可法的幕僚，与史身材、面貌亦相似，于是又冒史可法之名，召集敢死者数百人抗清，曾连续攻破巢县、无为等州。 到后来，连清军也将信将疑，怀疑史可法是否死去。《小典纪年附考》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吴中志士孙兆奎反清兵败被俘，审问他的是洪承畴。洪承畴原是明将，曾被崇祯派往辽东督师。松山一役，洪承畴被俘降清，外界则传闻洪为国殉难。洪与孙曾是好友，此时洪已成为七省经略，他问孙：“先生在军中，可知扬州史可法果真死了还是未死？”孙趁机挖苦道：“经略公从北来，可知松山督师的洪承畴是真的死了还是未死？”弄得洪承畴羞愧难当，立即吩咐将孙处死，可见史可法的精神在当时巨大的影响和震摄作用。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史可法是抗清的英雄，太平天国又是打着反清的旗号，那为什么要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呢？ 这要从头说起，“扬州十日”后，为了安定人心、稳住东南，多铎在封刀不到一个月，即下令修建史可法祠，并“优恤其家”。祠建在大东门外姜家墩，而并非是梅花岭。史公亲人将史可法改葬于梅花岭，多铎所建为祠堂，并无墓穴，况且多铎乃是杀害史可法的元凶，这是史公亲人在心理上难以接受的，所以在形势稳定后必然在祠之外另觅地建冢。 乾隆后期，政局稳定，经济繁荣，出现了史称的“乾嘉盛世”，此时，清廷一方面对当年降清的明臣进行贬辱，另一方面，则大力褒扬为明尽节的志士仁人。乾隆四十二年，乾隆为史公祠御书匾额“褒慰忠魂”，并赐诗一首，其目的非常明显，那就是提倡“臣节”。于此同时，乾隆开始下令编撰《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收录了包括史可法、袁崇焕等在内近千位终于明朝抵抗满清而殉职的明朝官员。给与了高度的褒扬。乾隆又下令编撰《贰臣录》，收录包括洪承畴、祖大寿等对清朝忠心耿耿的原明朝官员，甚至连范文程这种始终为后金、清廷效命的汉人也没有上正史的资格，一起编入了《贰臣录》，至于吴三桂等，连登上《贰臣录》的资格都没有。 乾隆颁谕称史可法为“一代完人”。还特为史可法祠赐“褒扬忠魂”之匾。重修史可法庙，乾隆亲自撰写祭文祭祀史可法，上行下效，史可法的名声在清朝达到了顶峰，这样的情况一直到了清末，史可法已经成了满清朝廷推崇的英雄典范。 正是因为清廷对史可法的推崇，引起了清廷仇敌太平天国对史可法的仇视，太平军攻占扬州的时候两次焚毁史可法祠正是为此，史公祠的遭遇让后人只能发出一声叹息。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