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维米尔的帽子 维米尔的帽子
城市 从维米尔的油画出发，我们能看到 17 世纪和全球化的黎明卜正民以维米尔画作的多处细节为切入点，引领读者进入 17 世纪世界贸易、文化交流的广阔世界。他以代尔夫特为中心，带领读者踏上旅途，途中我们可见瓷器和海狸毛皮、小冰期和火枪、遭到船难的水手及其同伴、银矿和马尼拉大帆船。——史景迁（耶鲁大学教授） 作者简介：卜正民（Timothy Brook），哈佛大学哲学博士，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加拿大皇家学会会员， 2015 — 2016 年度亚洲研究学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会长。曾任多伦多、斯坦福、牛津等大学历史学教授，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圣约翰学院院长。主要研究明代社会和文化史、中国近代史、全球史，并担任哈佛大学出版社《帝制中国历史》主编。 2005 年获加拿大历史协会颁发的历史学奖项弗朗索瓦‧泽维尔‧加诺奖章， 2006 年获颁古根海姆学术奖。代表著作有《纵乐的困惑》《维米尔的帽子》《为权力祈祷》《秩序的沦陷》《塞尔登的中国地图》等。 书籍摘录：第一章（节选） 二十岁那年夏天，我在阿姆斯特丹买了辆脚踏车，往西南骑过荷兰，展开从亚德里亚海滨的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到苏格兰本尼维斯山（Ben Nevis）这趟旅程的最后一段行程。第二天，我骑在荷兰乡间，时近傍晚，天色开始变暗，从北海飘来的毛毛雨，把路面变得又湿又滑。一辆卡车擦身而过，把我逼到路边，我一个不稳，连人带车跌到烂泥里。我没受伤，但浑身又湿又脏，挡泥板也给撞弯了，必须拉直。在外流浪，总会碰上坏天气，我通常躲到桥下，但那时无桥可以栖身，于是我找上最近一户人家，敲门请求避雨。奥茨胡恩太太早就从家中前窗目睹我摔车—我猜她有许多漫漫午后是在前窗边度过的—因此，她开门露出一道缝，往外打量我时，我丝毫不觉惊讶。她迟疑了一会儿，然后甩开疑虑，把门大大打开，让这个又湿又脏的狼狈加拿大青年进到屋里。 我想要的只是站着避一阵子雨，打理好精神就出发，但她不同意，反倒让我洗了热水澡，请我吃了一顿晚餐，留我住一晚，还硬塞给我几样她已故丈夫的东西，包括一件防水外套。隔天早上，明亮的阳光洒在厨房餐桌上，她请我吃了一顿我这辈子吃过最美味的早餐，然后赧然轻笑，说起她儿子若知道她留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在家里过夜，而且还是个男人，会有多生气。吃完早餐，她给我当地景点的明信片当纪念，建议我去其中几个地方逛逛再上路。那个星期天早晨，阳光耀眼，我又不赶行程，索性照她的建议，出去随便走走看看。我没想到，就那随意的一游，我与她所在的城镇结下了不解之缘。她给了我代尔夫特（Delft）。 “一座最赏心悦目的城镇，每条街上都有好几座桥和一条河”，以日记闻名于世的伦敦人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在 1660 年 5 月走访代尔夫特时，如此描述这城镇。他的描述与我所见丝毫无差，因为代尔夫特大体上仍维持 17 世纪时的模样。那天早上，状如 15 、 16 世纪西班牙大帆船的云朵，从西北边十几公里外的北海急涌而来，将斑驳云影洒在狭桥，以及大卵石铺成的街道上，阳光映射在运河的河面，把屋宇的砖彻正立面照得亮晃晃的。意大利人以打入潮滩的木桩为基础，建造出规模更为宏大的海上运河城市—威尼斯。荷兰人所建的代尔夫特则与此不同，它位在海平面之下。代尔夫特以堤防挡住北海，开凿有闸水道，排干沿海沼地。这段历史就保留在代尔夫特这个字里头，因为荷兰语的 delven ，意为“挖凿”。贯穿代尔夫特西城区的主运河，如今仍叫奥德代尔夫特（Oude Delft），意为“旧的有闸水道”。 
从代尔夫特的两座大型教堂，特别能看出 17 世纪的历史面貌。位在大市场广场（Great Market Square）的是新教堂，兴建时间比奥德代尔夫特运河边的旧教堂晚了两世纪，因此而得名。这两座宏大建筑建造、装饰之时（旧教堂是 13 世纪，新教堂 15 世纪）当然属于天主教堂，但今天已不是如此。阳光从透明玻璃窗射进来，照亮教堂内部，抹掉了那段早期历史，只呈现之后所发生的事情：禁绝天主教的偶像崇拜作风（包括在 1560 年代拆掉教堂的彩绘玻璃）、将教堂改造成近乎世俗崇拜形式的新教集会所。当时的荷兰人为了摆脱信仰天主教的西班牙人的统治，多方抗争，而禁绝天主教的偶像崇拜作风就是其中之一。两座教堂的地面大体是 17 世纪的古迹，因为上面布有铭文，用以标示 17 世纪代尔夫特有钱市民坟墓的所在。当时的人希望埋骨之处离圣所愈近愈好，而埋在教堂底下又比埋在教堂旁边好。历来有无数画作描绘这两座教堂的内部，其中有许多幅画里可见一块抬起的铺砌石，偶尔甚至可以看到正在干活的挖墓工，以及正忙着自己的事的人（和狗）。教堂保留了每户人家埋葬地点的纪录簿，但大部分坟墓没有刻上墓志铭。只有负担得起立碑费用的人，才会刻上自己的名字和一生行谊。
在旧教堂里，我碰巧看到一块刻有约翰内斯·维米尔 1632 — 1675 的石头，每个字刻得工整而朴实。几天前，我才在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欣赏过维米尔的画作，想不到竟会无意中在这里碰上这位艺术家的最后遗物。我对代尔夫特或维米尔与代尔夫特的关系一无所知。但突然间，他就出现在我面前，等着我打量。 许多年后，我得知那块石头并非他死时就铺在墓上。当时，维米尔还算不上是大人物，没资格拥有刻了铭文的墓碑。他只是个画家而已，某个还不错的行业里的一名工匠。没错，维米尔是圣路加手工艺人工会的领导之一，而且在该镇的民兵组织里位居高位。但他的邻居里，还有约八十个人拥有同样的高位。他死时一贫如洗，即使他死时有钱，那也不足以让他有资格享有铭文墓碑的殊荣。一直要到 19 世纪，收藏家和博物馆馆长才把维米尔幽微缥缈、难以捉摸的画作视为大师之作。如今所见的那块石碑是到了 20 世纪才摆上，好让许多知道他埋骨之处而特意前来凭吊的人—不像我是不知他埋骨处而无意间碰上—能一偿所愿。但是那块石板所在的位置，其实并非维米尔真正埋葬之处，因为 1921 年大火之后，教堂重建，所有铺砌的石头全被拆掉再重铺。今人所知的，就只是他的遗骸埋在那教堂底下某处而已。 
维米尔在代尔夫特生活的痕迹，除了埋骨处之外，其余皆已不存。今人知道他在大市场广场附近他父亲的客栈长大。长大后，大部分岁月在旧长堤上他岳母玛丽亚·廷斯（Maria Thins）家度过。在岳母家一楼，围绕他的子女愈来愈多；在二楼，他画了大部分的画作。最后，四十三岁时，债台高筑、灵感枯竭的他，在岳母家猝然逝去。那栋房子在 19 世纪被拆掉。与维米尔在代尔夫特生活有关的具体东西，无一留存。 欲一窥维米尔的世界，只有透过他的画作，但是在代尔夫特，这也不可能。存世的三十五幅画作中（另有一幅原收藏于波士顿的伊莎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博物馆，但是在 1990 年失窃，至今下落不明），没有一幅留在代尔夫特。那些画作全在他死后卖掉，或运到别处拍卖，如今散落在从曼哈顿到柏林的十七座美术馆里。离代尔夫特最近的三幅画作，在海牙的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这三幅画离代尔夫特不远— 17 世纪时搭内河平底船到海牙，要花四个小时，如今搭火车只消十分钟—但终究不在他画那些画的所在地。要看维米尔的画，就要到代尔夫特以外的地方。在代尔夫特，就要断了亲眼目睹维米尔画作的念头。 维米尔的绘画生涯为何发迹自代尔夫特，而非别的地方，理由多不胜数，从当地的绘画传统到代尔夫特天然光影特色都是。但那些理由并不足以让人断定，维米尔若是住在荷兰其他地方，就画不出那么出色的画作。环境很重要，但无法解释所有的现象。同样，我可以提出许多理由，说明 17 世纪人类生活的跨文化转变这一全球史为何一定得从代尔夫特开始谈起，但那些理由并无法让人相信，代尔夫特是唯一一个应该作为起点的地方。事实上，那里所发生的事，除去可能改变了艺术史的进程之外，没有一个改变了历史的进程，而我也无意在这之外另发高论。我从代尔夫特开始谈起，纯粹是因为我碰巧在那里摔车，因为碰巧维米尔曾住在那里，因为我碰巧欣赏他的画作。只要代尔夫特不挡住我们远眺 17 世纪的世界，根据这些理由选择该地作为审视 17 世纪之地，自然也无不可。 
假设选择别的地方作为讲述这段故事的起点，结果又会如何呢？譬如说，选择上海。因为第一次走访代尔夫特又过了几年之后我去了上海，而因为那趟上海之行，我成为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事实上，那同样无悖于这本书的构想，因为欧洲和中国正是我在书中所描述互连磁场的两极。若是选上海而弃代尔夫特，我所要讲述的故事会有多大的改变？有可能改变不大。如果撇开显而易见的差异，寻找那两地的相似之处，上海其实和代尔夫特很相似。上海一如代尔夫特，建在原为海水所覆盖的土地上，而且倚赖有闸水道排干上海所在的沼泽地（“上海”也可解为“居海上之洋”，但其实是“上海浦”的简称，意为“靠近河流源头的有闸水道”）。上海同样曾有城墙环绕（但只在 16 世纪中叶时修筑城墙，以防倭寇入侵）。上海本来有纵横交错的运河和桥梁，而且本来也有水路直通海上。新开垦的土地催生出发达的农业经济，上海成为经济的交易中心，并与周边乡间的商品生产的手工网络紧密相连（当时是棉织品）。 代尔夫特有城市中产阶级，他们成为维米尔笔下的人物，雇请维米尔作画，但上海没有这样的居民，文化、艺术的发展大概也大不如代尔夫特。上海最赫赫有名的子弟（后皈依天主教）徐光启，在 1612 年的信中抱怨上海“薄恶风习”。但上海的富裕人家常赞助艺术，习于虚荣性消费—包括买画和展示画—这和代尔夫特富商的行径似乎颇为相似。更惊人的巧合乃是上海是董其昌的出生地。董其昌是当时最出色的画家和书法家，改造了传统绘画手法，为近代中国艺术奠下基础。称董其昌是中国的维米尔，或称维米尔是荷兰的董其昌，都毫无道理，但两人之间的相似处太过耐人寻味，无法略而不谈。 题图来自：维基百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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