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硕：北魏平城叛乱中的“旧人”身份辨正

北魏太和二十年( 496) 平城叛乱是孝文帝迁都后影响最大的政治事件之一，学界对此问题均已有不少研究。学者多从汉化与胡化的对立冲突这一分析框架出发来研究这一问题，倾向于认为这是反对汉化的保守势力对孝文帝汉化改革的反抗，对这两起事件背后复杂原因的分析难免简单化。如果对平城叛乱的参与者的史料作一番“去脸谱化”的分析，便不难发现他们对汉化与否的文化态度并不一致，叛乱发动者被悉数归入“旧人”背后现实政治的复杂性，实非传统的胡化与汉化的分析框架所能概括。

一、平城叛乱参与者的身份、经历及其对汉文化的态度

《南齐书·魏虏传》记平城叛乱事云: “伪征北将军恒州刺史钜鹿公伏鹿孤贺鹿浑守桑乾，宏从叔平阳王安寿戍怀栅，在桑乾西北。浑非宏任用中国人，与伪定州刺史冯翊公目邻、安乐公托跋阿干儿谋立安寿，分据河北。期久不遂，安寿惧，告宏。杀浑等数百人，任安寿如故。”这份来自南朝观察者的记录较全面地记载了叛乱事件，对其时叛乱者鲜卑名的记录更是学界广为重视的资料。其中“伏鹿孤贺鹿浑”即是《魏书》陆叡，其中“伏鹿孤”是《魏书·官氏志》中其原姓“步六孤”别译; “目邻”即《魏书》穆泰的原姓“丘穆陵”别译; “托跋阿干儿”即元丕长子元隆，“托跋”即是元氏原姓“拓跋”，“阿干儿”是鲜卑语“兄长”之意; “安寿”是元颐的旧名。在孝文帝大规模汉化改革的背景下，见诸南朝记载的鲜卑旧名拥有者，也给人以顽固反对汉化的印象。

不过，何德章业已指出，《宋书·索虏传》《南齐书·魏虏传》多记鲜卑人鲜卑语名，实有鄙夷之意，不能认为这就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并以陆叡给诸子起双名，均以希字为首、名与字吻合极为贴切为例。叛乱时陆叡已有六子，皆无鲜卑名留下，表明其并非固守鲜卑名者。据《魏书》，除了《南齐书》所提及之陆叡、穆泰等人以外，参与叛乱的还有抚冥镇将鲁侯元业、骁骑将军元超、阳平侯贺头、射声校尉元乐平、前彭城镇将元拔、代郡太守元珍、镇北将军乐陵王元思誉、琅玡公司马徽亮、魏郡公穆罴等。从这份名单可见叛乱者并非全是鲜卑贵族，也不全是与华夏文化不相融者。

这次叛乱核心人物之一的陆叡即是汉化程度甚深的一位。陆叡之父丽“好学爱士，常以讲习为业”，早已汉化甚深，叡本人更是与一般中原士族相类。按《魏书·李彪传》云: “平原王叡年将弱冠，雅有志业，娶东徐州刺史博陵崔鉴女，路由冀相，闻 彪 名 而 诣 之，修 师 友 之 礼，称 之 于 郡，遂 举 孝廉。”彪传下文又称“高祖初，为中书教学博士”云云。又按叡本传，“丽之亡也，叡始十馀岁”，《魏书·显祖纪》载陆丽被杀于和平六年( 465) ，其时陆叡十余岁，可知叡“年将弱冠”娶崔鉴之女的时间，乃在孝文帝即位前。而直到20 余年以后，孝文帝才颁布诏书令拓跋宗室与中原士族联姻。按陆丽“二妻，长曰杜氏，次张氏”，叡乃张氏所生，其母姓颇似汉人; 叡兄定国亦“娶河东柳氏，生子安保，后纳范阳卢度世女，生昕之。二室俱为旧族而嫡妾不分”。在与中原士族通婚方面，陆氏可谓开风气之先，类似情况鲜卑显贵中似也未见他例。陆叡推崇中原文化、扶助中原士人可谓不遗余力。又《魏书·游明根传》云: “诏以与萧赜绝使多年，今宜通否，群臣会议。尚书陆叡曰: ‘先以三吴不靖，荆梁有难，故权停之，将观衅而动。今彼方既靖，宜还通使。’”《通鉴》系其事于永明七年七月，甚是。次月，北魏使者邢产、侯灵绍抵达南齐，向齐武帝提出借书的请求，这是北魏向南朝学习的典型事例。陆叡是此次遣使借书的最主要支持者，可见其向南朝学习的态度也非常积极。

至于穆泰，本与孝文帝有较为密切的关系，“文明太后幽高祖于别室，将谋黜废，泰切谏乃止”。穆泰“不愿迁洛”，但是否反对汉化，史未明言。不过穆氏家族的汉化水准也不低，参与平城叛乱的穆罴曾经就迁都与孝文帝辩论。《魏书·元丕传》载其言云: “臣闻黄帝都涿鹿。以此言之，古昔圣王不必悉居中原。”尚书于果支持穆罴称“臣诚不识古事，如闻百姓之言”云云，可知穆罴征引“古事”必非史官改写。按“黄帝都涿鹿”事本是中原古典，而古书所称的逐鹿距离平城非常近。《汉书·刑法志》注引汉末文颍: “涿鹿在上谷。今见有阪泉地、黄帝祠。”《续汉书志·郡国志》上谷郡“逐鹿”条注引皇甫谧《帝王世纪》也说: “黄帝所都，有蚩尤城、阪泉地、黄帝祠。”《水经注》述其地理环境说: “涿水出涿鹿山，世谓之张公泉，东北流迳涿鹿县故城南，王莽所谓柿陆也。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留其民于涿鹿之阿，即 于 是也。”北魏立国之初听取河北大族崔宏的建议，正是以自居黄 帝 之 后 为 标 榜 的，行事亦多以从黄帝土德为准则。从学理上来说，穆罴所引“黄帝都逐鹿”经典对孝文帝的迁都之策是极具说服力的反证。穆罴能够熟练地引经据典与孝文帝进行辩论，汉文化水平自然不至于很低。罴子建更是“性通率，颇好文史”，亦可见其家风。至于不曾参与叛乱的穆亮，《魏书》本传及《礼志》均可见其参与议礼之言论，其对儒家经典之理解已经与汉人大族的水准不相上下。《魏书·高祖纪》又载，太和十七年“诏征司空穆亮与尚书李沖、将作大匠董爵经始洛京”，在孝文帝迁洛后主持营建新都的诸臣中，也是穆亮排名最前。

穆泰同党中的汉人大族有东晋宗室之后琅琊王司马金龙之子司马徽亮。因关于司马徽亮事迹的直接史料不多，学界多从血统出发将司马徽亮参与平城叛乱归结于其曾父祖与北魏皇室联姻，因而已经胡化。不过，古人很难认识到更不会认可现代意义上的 1 /2 或 1 /4 血统的说法。陈寅恪曾经指出，北朝时代所谓胡汉之分，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司马金龙墓今已出土，其中最主要的文物漆画屏风与世传东晋顾恺之的传世绘画风格非常接近，具有浓郁的南方汉文化风格。杨泓更指出，这件屏风很可能是北魏地区画匠根据江南的底本绘成，代表了北奔东晋勋贵对北魏上层文化起的影响。司马徽亮之弟司马悦墓志也已出土，志云其“识尊坟典，庭训雍缉”，历任司州主簿，司空大将军二 府 司 马，迁洛后为咸阳王司州别驾，太 子 左 卫 率 等职，率皆常见于汉人大族的清要之职。又，司马悦女司马显姿的墓志称其为魏宣武帝的“第一贵嫔夫人”。如所周知，孝文帝南迁以后诸子宗室皆以汉人大族之女为室，司马显姿亦当不例外。这些证据可以说明，司马徽亮家族的汉文化传统还是保留得比较完整的。因此，在没有更多证据的情况下，不能轻率地从“血统”出发认为司马徽亮在文化上已经胡化。

另外，参与叛乱者还有元丕二子一弟。元丕“雅爱本风，不达新式，至于变俗迁洛，改官制服，禁绝旧言，皆所不愿”，确属反对汉化的保守人物，参与叛乱的丕子、弟或可同此态度。其他如陆氏、穆氏在鲜卑贵族中，都能算得上受中原文化影响程度比较深的。至于东晋皇室后代的司马氏，则更不能认为已经胡化。实际上，平城叛乱的参与者汉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对待汉文化的态度也各不相同。因此，对于这些人能够走到一起参与叛乱的原因，不能仅仅以支持或反对汉化来简单解释，而需要寻求叛乱事件背后更为复杂的背景。

二、“恋旧”与“怀土”:叛乱“旧人”的态度与身份

按照《魏书》的记载，穆泰、陆叡等人谋反的直接动机是反对迁洛。孝文帝在处死陆叡后颁布的诏书中说，叡“乃与穆泰结祸，数图反噬。以朕迁洛，内怀不可，拟举诸王，议引子恂”。他也曾对任城王澄分析穆泰谋反的原因: “穆泰谋为不轨，招诱宗室。脱或必然，迁京甫尔，北人恋旧，南北纷扰，朕洛阳不立也。”任城王澄也说，“泰等愚惑，正恋本为此，非有远图”。孝文帝所说的“北人恋旧”，仍见于《魏书》的多处记载。《李冲传》云: “高祖初谋南迁，恐众心恋旧，乃示为大举，因以胁定群情，外名南伐，其实迁也。旧人怀土，多所不愿，内惮南征，无敢言者，于是定都洛阳。”《于烈传》亦载: “及迁洛阳，人情恋本，多有异议，高祖问烈曰: ‘卿意云何?’烈曰: ‘陛下圣略渊远，非愚管所测。若隐心而言，乐迁之与恋旧，唯中半耳。’”此数段材料中，反对迁洛者的动机被概括为“北人恋旧”“众心恋旧”“人情恋本”与“旧人怀土”，其涵义显然是相互照应的。

从文本的字面意义来说，孝文帝所界定的所谓“旧”主要是指旧京平城，“旧人”则主要是就反对迁都者而言。也正因如此，于烈才会有“乐迁之与恋旧”进行对比的回答。与“旧”针锋相对的是迁洛以后对“新”的强化，首当其冲的便是稳固新都的地位。对于孝文帝而言，迁都的理由也不全是来自于汉文化，以迁徙为业的鲜卑旧俗也被孝文帝用以为迁都的依据: “昔平文皇帝弃背率土，昭成营居盛乐; 太祖道武皇帝神武应天，迁居平城。朕虽虚寡，幸属胜残之运，故移宅中原，肇成皇宇。”

孝文帝迁都之前并未在朝廷公开张扬，只是与少数亲信暗处谋 划，因而迁都事件也给人一种“突然而机密”的感觉。如此行事的原因，当是预计到迁都行动会受到激烈的反对。历史的发展也正是如此，孝文帝迁洛之后，旧都平城发生了对迁洛的激烈反弹。在洛阳宣布迁都之后，孝文帝遣任城王澄宣示平城，《任城王澄传》云: “既至代都，众闻迁诏，莫不惊骇。澄援引今古，徐以晓之，众乃开伏。”迁都议定，孝文帝以弟广陵王羽镇抚平城，“迁京之后，北蕃人夷多有未悟。羽镇抚代京，内外肃然，高祖嘉之”。“北蕃人夷多有未悟”事，《陆凯传》可见到相关记载。传云孝文帝“又每引刘芳、郭祚等密与规谟，共论时政，而国戚谓遂疏己，怏怏有不平之色。乃令凯私喻之曰: ‘至尊但欲广知前事，直当问其古式耳，终无亲彼而相疏也。’国戚旧人意乃稍解”。这里的“旧人”亦当是反对迁洛的群体。按刘芳年少时“昼则佣书，以自资给，夜则读诵，终夕不寝，至有易衣并日之敝，而澹然自守，不汲汲于荣利，不戚戚于贱贫”，后“从驾洛阳，自在路及旋京师，恒侍坐讲读” ; 郭祚“少而孤贫，姿貌不伟”“以赞迁洛之规，赐爵东光子”。刘芳、郭祚等与“旧人”对立的人物，不过是参与迁洛密谋而得以飞黄腾达的寒士，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汉人大族。其实，汉族士人也并非都是支持迁都的，如河北士人高闾“迁都洛阳，闾表谏，言迁有十损，必不获已，请迁于邺”。

孝文帝先后派任城王澄和广陵王羽镇抚平城，皆未能阻止“旧人”发动的叛乱事件发生。《魏书·于烈传》云“是逆也，代乡旧族，同恶者多，唯烈一宗，无所染预”，甚至曾代镇平城的太子元恂也卷入其中。此次平城之乱参与的人非常多，但除元丕子、弟均参与其事以外，其他参与者都是某一家族的个别成员。张金龙注意到“史书所载穆、陆二氏在孝文帝时期任职的十四人中只知三人与乱事有关，表明这两个家族中绝大多数成员虽不一定积极支持改革，但也并非坚决反对者，应该属于中间派”。太子恂利用“高祖幸崧岳”的机会叛奔之际，正是“尚书陆琇驰启高祖于南”。陆琇是陆叡从弟，其后虽“会从兄叡事免官”，但无疑在叛乱之际是站在孝文帝一边的，因此受牵连之后很快便获起用。除了穆、陆二氏之外，司马徽亮弟悦也不曾参与叛乱。至于其他宗室成员，则多是疏族，也少见有多位成员参与叛乱者。这一现象表明，参与平城叛乱的“旧人”实与血统无关，而仅仅表现在反对迁都以及对参赞迁都者的地位上升不满几个方面。

相对于以“汉化”与否解读“旧人”的涵义，日本学者松岡弘注意到，叛乱集团之中历任高官者“其地位确立于冯太后执政期”，因而“与冯太后之间具有密切联系”。李凭则指出“所谓旧人，实系长期追随文明太皇太后冯氏的朝廷众臣。由于孝文帝接手北魏政权为时甚短，尚未培养成支持自己的新势力，北魏朝廷中旧人尚占据多数，对孝文帝推行迁都新政形成很大的压力”“将国都迁往洛阳，肯定违背了在方山之巅死死盯住平城政权的文明太皇太后的意愿，所以迁都之计必然会遭到旧人势力的顽强阻挠”。李凭还认为，自从文明太后去世三年以来，皇权虽然重新伸张，但母权阴魂未散，文明太后的势力尚能制约政局。而摆脱这种旧的氛围，正是孝文帝作出迁都决断的原因。核诸史传，穆泰母为文明太后姊，陆叡父死于乙浑之乱，元丕则“丞相乙浑谋反，丕以奏闻。诏丕帅元贺、牛益得收浑，诛之”，文明太后正是借平定乙浑之乱得以掌权。司马徽亮则“有宠于文明太后”。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说，反对迁洛的“旧人”几乎都是文明太后时期的“旧臣”。中日学者的解释，无疑要比简单地以胡汉血统来区分新旧关系要更为妥帖。

不过，这一观点也有难以解释的疑点。史实表明，虽然参与平城叛乱的“旧人”几乎都与文明太后渊源甚深，但并不是文明太后时期的重臣都反对迁都，更没有悉数参与叛乱。迁洛后辅佐孝文帝进行改革的，有很多在文明太后时期就已经成为重臣。孝文帝的改革措施本身，也与文明太后主持的改革有很强的延续性，这些都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因此，这些“旧人”究竟为何会走到一起参与平城叛乱，可能还有更为复杂的原因需要辨析。

三、孝文帝迁都后的“新”“旧”身份区分

孝文帝曾对陆叡阐释其迁都的理由称: “北人每言北人何用知书，朕闻此，深用怃然。今知书者甚众，岂皆圣人? 朕自行礼九年，置官三载，正欲开导人，致之礼教。朕为天子，何假中原，欲令卿等子孙，博见多知。若永居恒北，值不好文主，卿等子孙，不免面墙也。”陆叡答: “实如明诏，金氏若不入仕汉朝，七世知名，亦不可得也。”高祖大悦。从陆叡的答语来看，他最初对迁都表示了支持。叡本传称其“以有顺迁之表，加邑四百户”，亦是其证。那么是何原因导致陆叡对迁都的态度发生如此转变，并以发动叛乱的方式与孝文帝决裂呢?按陆叡本传，其对孝文帝不满的直接起因在表请孝文帝赴冯熙之葬事件。“叡表请车驾还代，亲临太师冯熙之葬，坐削夺都督三州诸军事。”孝文拒绝赴葬事，元丕本传有更详细的记载:

会司徒冯诞薨，诏六军反旆。丕又以熙薨于代都，表求銮驾亲临。诏曰: “今洛邑肇构，跂望成劳，开辟暨今，岂有以天子之重，远赴舅国之丧? 朕纵欲为孝，其如大孝何? 纵欲为义，其如大义何? 天下至重，君臣道悬，岂宜苟相诱引，陷君不德。令、仆已下可付法官贬之。”

冯熙乃文明太后兄，生前地位极为尊崇，是以代北群臣力请孝文帝亲赴平城参加其葬礼，本亦合乎情理。孝文帝不仅拒绝，且将上书群臣一概贬官，势必令他们产生离心倾向。又，孝文帝诏赴代奔丧的太子恂云: “今汝不应向代，但太师薨于恒壤，朕既居皇极之重，不容轻赴舅氏之丧，欲使汝展哀舅氏，拜汝母墓，一写为子之情。”所谓“拜汝母墓，一写为子之情”者，当是祭拜其生母林皇后之墓。因为此时的皇后冯氏尚在，无其他人可称太子之母。林氏以“子贵母死”之制死，“以恂将为储贰，太和七年后依旧制薨。高祖仁恕，不欲袭前事，而禀文明太后意，故 不 果 行。谥 曰 贞 皇 后，葬 金陵”。林氏应当是在死后即获得了皇后名分，与孝文帝本人“迄后之崩，高祖不知所生”不同。冯熙死“皇后诣代都赴哭，太子恂亦赴代哭吊”之际，孝文帝诏令太子“展哀舅氏，拜汝母墓”，对代北文明太后旧臣的心理或许会有某种影响。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孝文帝虽然拒绝赴冯熙之丧，但此前后并未采取措施打击冯氏的家族利益，更未对文明太后表达不满。王鸣盛评论说: “文成皇帝凡七男，无一为冯氏所生，然则冯氏无子，又以献文帝杀其所私而行弑逆，则恩义已绝，孝文帝当思谁杀我父，谓宜告于宗庙，废而诛之，乃犹奉事不懈，孝谨有加，孝文帝孝而过者也，且孝而愚者也。”类似的感叹早已出自今本《魏书·天象志三》的作者，其记延兴四年( 471) 天象之徴应云: “是时，献文不悟，至六月暴崩，实有酖毒之祸焉。由是言之，皇天有以睹履霜之萌，而为之成象久矣。其后，文明皇太后崩，孝文皇帝方修谅阴之仪，笃孺子之慕，竟未能述宣《春秋》之义，而惩供人之党，是以胡氏循之，卒倾魏室，岂不哀哉!”造成这种观感的原因，便在于文明太后死后孝文帝对冯氏地位的保持与礼仪上的优待。实际上，孝文帝拒绝赴冯熙之丧并非没有理由，太子恂代为赴葬也不为失礼，此事也不足以解释只有留守平城的文明太后旧臣参与叛乱的原因。

学界或以为陆叡等人阴谋利用冯熙之丧来要挟甚至劫持孝文帝，由于被孝文帝识破而遭受处分，则似诛心之论。从事件发生的前后局势分析，拒绝赴冯熙之丧更有可能是孝文帝有意用以区分“旧人”群体的手段而已，并以强硬的口气向天下宣告迁洛大业的义无反顾。也正是在迁都之后，“旧人”这一称呼才经常出现在迁都君臣的口中。冯熙之丧以后，原本支持迁都的陆叡等人也因为主张孝文帝赴丧被贬官，与反对迁都的元丕、穆泰等人迅速联合起来。这一切可能本就在孝文帝的掌控之中。其中的变数只是太子恂的态度并未随孝文帝所预想的那样发展，而是倒向了“旧人”一边。太子恂北奔，“高祖闻之骇惋”，太子的态度倒真有可能是孝文帝始料未及的。

参与叛乱的“旧人”都是留守平城者，此事背后的原因还应该立足于平城与洛阳的关系来分析。孝文帝对任城王澄说: “但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与元丕、穆罴等“旧人”的讨论中也称: “今代在恒山之北，为九州之外，以是之故，迁于中原。”孝文帝明确将平城在“九州之外”与洛阳在“中原”进行比较，强调洛阳的地域和文化优势，而且往往与平城进行对比。

孝文帝这种对比并不只是单纯的文化变革，还具有区分迁洛者与留代者身份的作用。从现有史料看，孝文帝迁洛后“断诸北语，一从正音”的政策，可能并没有在代北社会推行。《魏书·高祖纪下》记太和十九年“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魏书·咸阳王禧传》载孝文帝称“年三十以上，习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 三十以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正音”所强制使用的场合、使用人员仅限于“见在朝廷之人”，并未涉及代北社会“旧人”群体。断北语诏书同月，孝文帝“诏迁洛之民，死葬河 南，不 得 还 北。于是代人南迁者，悉 为 河 南 洛 阳人”。代人南迁者的籍贯为河南洛阳，留在代北的则籍贯仍旧，不管其原有血缘关系如何。此类区分性的政策，其实也表明只有居洛者方可享有变革带来的各种利益。明乎此，对于平城叛乱只有“代乡旧族，同恶者多”而他们随迁洛阳的兄弟宗亲却大多不曾参与叛乱的原因，或能有更合乎史实的认识。也正因为如此，随迁洛阳的文明太后旧臣，如文明太后时期曾与陆叡、元丕同受赐金策的于烈、李冲，还有穆罴弟穆亮等人，均成为襄助孝文帝迁都、平叛的重要人物。至于成为“旧人”者多数都恰好是文明太后旧臣，则更多地源于孝文帝有意无意的筛选。

孝文帝迅速平定叛乱，并借此打击平城的“旧人”势力，随之而来的是平城地位的迅速下降。韩显宗对平城“今便同之郡国”的情况表示担忧，孝文帝虽“善之”，而平城地位不见提升，当与巩固洛阳地位，隔绝代北“旧人”势力相关。与平城“同之郡国”相应，拱卫平城的北边州镇亦多任以庸弱之辈。破六韩拔陵事起，曾长期为恒州刺史的广阳王渊上书云“自定鼎伊洛，边任益轻，唯底滞凡才，出为镇将，转相模习，专事聚敛”; 居于代北的“丰沛旧门”的情况也是“其往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镇者便为清途所隔”，即此政策的直接后果。魏末的六镇之乱实际上也与平城地位下降，北镇旧人势力因政治经济地位下降而离心倾向加强有关，这实际上是孝文帝打击“旧人”政策进一步发展的结果。

四、结 语

若是抛开“胡化”与“汉化”分析框架的陈见，而从孝文帝迁都的史料本身观察留守平城的“旧人”的言行及其内部复杂的关系，不难发现平城叛乱的发动者和参与者被孝文帝悉数打为“旧人”的背后，实际上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参与叛乱的“旧人”与鲜卑还是汉人的血统并无必然联系，也不都是顽固反对华夏文化的“保守势力”。平城叛乱只有留居代北的“代乡旧族”参与，而他们随迁洛阳的兄弟宗亲却大多站在了孝文帝一方，表明他们是迫于迁都而临时组合起来的一个“恋本为此，非有远图”的政治群体。这些政治力量合流形成叛乱，直接起因是孝文帝拒绝平城留守诸臣之请赴冯熙葬礼，深层的原因则与孝文帝迁都后对“旧人”的身份区分密切相关。迁洛以及随后的改革使他们的利益受到打击，最终铤而走险发动了叛乱，然而背后其实并没有一个共同的“反汉化”或“反改革”的政治目标。

在迁洛与留守之间，除了“胡化”与“汉化”的文化变革之外，更有以随迁与否而区分的新旧身份带来的实际利益变化。由于孝文帝迁都后实行重南轻北的战略，一再表达不愿北返的决心，被派驻留守平城的文明太后旧臣很快成为被疏远的“旧人”。在这场政治事件中，孝文帝和“旧人”两方采取的是迥然相异的政治策略，实际上二者也并未从同样的角度看待和处理迁都、冯熙之丧这些事件。孝文帝把洛阳新都和平城旧都分别当作华夏文化和鲜卑因素的标志，因各种原因反对迁都的“旧人”也被后世贴上了反对汉化的标签。叛乱被扑灭以后，孝文帝为强化洛阳地位而进一步弱化平城的政治力量，不再在平城推行文化改革政策，反而使得华夏文化的影响在代北地区日渐式微，也影响了此后北魏王朝的政治走向。

来源：《甘肃社会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