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发学生韦远柏忆李可染老师

 

 

盘溪——山坳里的一座艺术摇篮

　　战时陪都，山城重庆沙滋区，大学云集。滔滔嘉陵江水，日夜由此流过，汇聚长江；轮渡每天在沙坪坝与对岸盘溪相对穿梭行驶，呈现出一派拥挤繁忙景象。

　　1942年，离盘溪约两华里的山坳里，悄然迎来一所艺术最高学府，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她是在日寇的隆隆炮声中，由杭州经湘、滇、川三省历经数年，展转流亡，迁至盘溪这所由大祠堂整修扩建的校舍，条件十分简陋。在首任校长陈之佛先生苦心经营下，初具规模，并延聘了一大批著名中、西画家，仅国画科就有傅抱石、李可染、丰子恺、黎雄才、黄君璧、杨建侯等。
​    李可染老师当年35岁，年富力强，担任42年考入的新生国画科导师。我是国画科新生行列之一，十分幸运，三四年中，能与老师朝夕相见，聆受教益；直至46年学校迁回杭州，时间之长，记忆之深，获益之多，实终生难忘。弹指一挥，已过去六十五年，李老师的魁梧身材，浓重的徐州口音和他用京胡奏出的悠扬曲牌，令同学们驻足侧耳，这一切记忆犹新，深嵌脑海。当年国画班的同学，大多谢世，健在的已经九旬上下，我也耄耋之年，还能写一点盘溪往事和李老师教书育人的点滴回忆，真有一种幸福感和责任感。

李可染是大画家也是教育家

　　国画科教室呈长方形，我们背对教室门，排序而坐。每天8时许，李老师按时进教室，从后到前，人人评讲，逐个推进。我们坐位靠前的，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朝朝如此，月月如此。有时讲到我们桌前，已过去一个多小时。
    他自称是“苦学派”，其实也是一位诲人不倦、乐此不疲的“苦教派”。新生来自全国各地，绘画基础不等，师承各异，每人按照自己的“套路”作画。李老师从不定模式，搞统一，也不把自己的山水技法“灌”给学生，而是因人施教的启发，发现问题的拨正；循循善诱，亦步亦趋，日积月累，“从量变到质变”，让同学们作品中常犯的“散碎”、“晦涩”、“平滑”、“直露”逐渐的不知不觉的从自己画作中消失，而李老师经常强调的山水画中的“含蓄”，用笔的“节奏”，水墨的“交融”这些要点，有时在学生画作上出现或局部出现，他立即加以肯定。他经常要求我们注意“黑白效果的对比”，“前后层次的空间”，“景物比例的协调”，“虚实关系的自然过渡”和“气韵的贯通”、“整体的统一”这些中国山水画技法的永远法则；要我们初学者眼中看、手中练、心中悟，并以一些资料辅助或用笔在废宣纸上示范。
    谢赫六法中他特别强调“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和“经营位置”。对于“神形兼备”他认为二者不可分割，形虽似而无神，必匠人之作，形不似神又从何而来？他认为在校学生是打下牢固基本功的阶段。有位同学，偶然在纸上乱涂乱抹，追求所谓笔墨效果，感情宣泄。李老师走近他，看看画，问他这画的什么，学生答不上来，笑着说“不拘法度”、“我行我法”。李老师哑然失笑，并说，“从有法到无法”是一个长期过程，你基础法度尚不具备，岂能一下跳到“无法”那一最高境界？所谓无法是在有法中千捶百炼，达到极其娴熟，运用自如而逐渐形成，并渗透作者的学养；对大自然的“感悟”，达到“似与不似”之间；无法是有法的长期积累，“似与不似”是“似”的升华。一个“嘻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大学问家（指鲁迅），也是经过熟读经史十年寒窗，“厚积薄发”而来。毕加索早期画了数千支鸽子，后来从屁股先画，也能画得栩栩如生”。这些六十余年前的一席话，即使是现在，对那些想走“捷径”的“浮躁”的初学者仍是值得一听的。
    有的同学临“芥子园画谱”，他看后说，其中树的部份可以画。一年之后，不要再画芥子园，他非常强调写生对山水画创作的作用，要我们经常用写生创意造景。他不赞同“天才论”，认为有天才不勤于作画，依然是平庸之才。有的同学为画不好而苦恼，李老师说创作是艰苦的起伏上升，有时处于低谷，要耐心的“闯”过，艺术的殿堂不是舒舒服服就可进入；要用毕生之力去思索、钻研和不断实践，有些意志不坚，则停留在低谷永不前进了。李老师对学生不仅精心培育，且善于开导，他的一生是在画室和教室中度过的。在课堂上是“教”，回到自己的画室仍然是“学”，七十多岁时他称自己是白发学童。
    他既是大画家，也是教育家，他“桃李满天下”，直接受教的、再传的、一串串硕果累累。在艺术领域里，他不仅留下一些撼世之作，他的人品、画品、师德，皆可为后学之典范。作为40年代，盘溪那所艺术摇篮里成长的我这83岁老学生，深深的怀念恩师，感谢他的一言一行，感谢他教会了我如何作画，如何做人。

 

 

一九八九年赴京看老师

　　1989年11月22日，我在天津的个展刚结束，就叫女儿刘嘉背了几幅画随我踏上拜访老师之途，在三里河一所公寓房的四楼，我们终于找到李老师的家。我惊讶的发现，门上贴了一张长约六十公分的宣纸，上面写了不少字。仔细观看，原来是老师因身体不好，谢绝求画、求见的告白，措辞恳切委婉，一种发自肺腑的请求跃于纸上。我呆站了半响，进退维谷，茫茫然不知所措，老师有病谢客，完全可以理解，我远道专程，恭立门外而不进亦属遗憾。瞬间，我拿出天津画展的请柬写上“盘溪老学生韦远柏求见，九时整按门铃”十六个字，从门底缝中“射”入，下楼转悠一会。
    8点55分又重返门前，女儿拟伸手按铃，我急忙拦住，静静等了5分钟，到整9点我轻轻按了门铃。果然，门嘎然洞开，一位年龄稍长的女士开了门，我很快看到邹佩珠学长站在女士身后，她微笑着热情将我和女儿引向客室。她虽然按老同学来接待，可我断定他不会认得我，无法把我和谁个老同学对上号。因为邹大姐是在昆明入学，在盘溪是雕塑系高班女生，虽在同一校园，但很少接触，且已事隔40余年，当年我是十八、九岁大小伙，如今在她面前的已是65岁的老者。“扑朔迷离”，理所当然，当我们叙起了盘溪时的往事，某某老师和同学的走向，气氛融洽了，回到四十年前战时求学时代的欢快。她看了我天津办画展的一摞照片，一眼就认出了张之仁。我从她眼中看到刚进门时的“迷雾”散了，憨厚而亲切的笑容绽开了。又谈了一会，她跑到隔壁画室请来了李可染老师。

难忘的一课
    我四十余年未见恩师了！
    文革后期“批黑画”，老师没有幸免。拨乱反正后，我在人民日报上读到他长达半版的自白，读之催人泪下。随着“大气候”的转换，李老师这块金子，抹去了史无前例的尘埃，又在闪烁着金子的光芒。
    他虽已82岁，但精神矍烁，步伐矫健，思维清晰。40年代初，紧跟李老师学山水的我和张之仁、颜语、杨夏林等四五个人，李老师说他们常来，你怎么不来。我如实的说，我很坎坷，他怆然半晌，喃喃地说：“过去了，现在不是很好吗？”说着说着打开了我“齐云山下”那幅画，哦！画得好，展开全幅又仔细观看，又连连的说画得好，并说打开一半我就发现你画得好。我请老师讲缺点，他有点犹豫。后来说：既是学生，我就讲讲。“齐云山那幅山中间一组树，如果再画小些，就更好了，树大则山小，树小则山大”，指着另一幅说“上面的山多半侧锋，下面大树你用的是中锋，没有统一起来”，一口气看了四幅，那凝神专注之神态，似乎忘记了82岁，忘记了病体。我怕老师过累，开始卷画，他还说别慌、别慌，又边看边评。最后说你可以画得很好，就这样画下去。
    李老师滔滔不绝，室内气氛十分活跃，接着邀我父女到他画室。画室很大，但堆积着很多根雕粗坯，依然显得拥塞。当我们坐下来后，我提出准备好的话题说：“前几年有人公开说中国画已奄奄一息，要用油画代替，我很困惑”，老师听了似乎有点激动的说：“中国画已有一两千年历史，凝聚着不少人的智慧，它还在不断演变，中国画可以发展。例如，在透视、光影、比例等，可以吸收些西画方法来丰富它，而不是否定它。中国画博大精深，代表我民族文化的精髓。用毛笔宣纸创造出来独特的中国画艺术，还融汇了作者传统的文学、书法、金石等功夫，以及装裱艺术等等，油画是代替不了的。真要用油画来代替，那也不是中国画。中国画会代代相传，画的人会越来越多。“八风吹不动天边月”！老师越说越激动，佩珠学长为转换气氛，拿出照像机说：“我为你们师生照一张像”。
    合影后，老师又问我女儿在念书还是工作，女儿回答：在天津工艺美院学工笔花鸟，老师慈祥的笑笑，叫我父女同他合影，又让我和佩珠大姐参加合影留念。时间飞快的过去，我怕老师疲劳，起身告辞，并提出明、后年我想在北京办画展，老师能去吗？老师爽朗的说：只要身体还可以，一定去。又说，明年你来我给你写点什么，我双手紧握着老师的大手，深情的道了声珍重，和佩珠大姐点头说了声再见。
    出门看表，是1989年11月22日上午11时。

 

不祥的尾声

　　离开北京后，我去了泰安，在泰山后山写生小住，复至前山攀上了南天门，观云海，看日出。回到合肥，处理天津展品托运等杂务，直到1989年12月5日方到家。行装未卸，在堂屋吃晚饭时，忽听到客室电视机里传出李可染的名字。我想又是什么专访播放，端着饭碗高兴的走进客室，刚一脚跨进门，我不由得啊的一声，惊呆了！屏幕右上方李可染老师带黑框的半身像，赫然在目，这太突然了。
    如属传闻，我一定出来辟谣，因为十三天前我们“白发师生”还在一起合影，怎么会呢？但屏幕上的残酷现实，使你毋庸置疑，一代宗师，真的走了；伟大的画家、教育家确确实实的殒殁了。电视机里报导这一消息，那低沉的富于感情的声音，凝固了室内的空气。我放下手中的碗，跌坐在沙发上，双手捂住了脸，回忆着，默哀着，往事一幕幕泛起。这时屏幕转换了内容，转换了气氛，我猛的爬起，用力按停了播放，室内一片寂静，大地一片寂静。

　　安息吧！老师！你永远活在学生的心中，永远活在千千万万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