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三代人》 汤一介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6年1月文/汤一介 1946年夏，因西南联大三校北上复校，我们全家由昆明乘飞机到重庆，在重庆等了近两个月才坐上飞机回到北平。在重庆时，我参加了大学入学考试，但未被录取。到北平后，我先是插班到育英中学高三，没多久北京大学为没考取北大的学生设立了一所先修班，我作为先修班的正式学生入学了。先修班的一年，除正课外，我又看了不少外国文学的书，特别对文学理论、美学、哲学的书也开始感到兴趣。我读了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谈美》、《谈文学》和他翻译的克罗齐的《美学原理》，我还读了部分《圣经》（主要是四福音书），并由此而读了部分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city of God）。可以说这一年中我对西方哲学和文学比对中国哲学和文学的兴趣大得多。而这些西方哲学和文学著作把我引向往人道主义的道路。我记得那时我写过如《论善》、《论死》、《论人为什么要活着》等等，都是为了探讨人生意义何在的。这个时期我也写过一些散文，有两篇刊登在当时的《平明日报》上，一篇题为《流浪者》，这篇我手头没有保存；另一篇题为《月亮的颂歌》，这篇保存下来了，它实为我所爱着的一位女孩子所写。现抄录最后一段于下，或许对了解我当时的思想感情有帮助。这篇散文分三段，第一段是写“有月亮的日子”；第二段是写“没有月亮的日子”；第三段的小标题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日子的日子”，现把第三段抄在下面： 春天骤雨的声音， 在闪烁的青草上， 惊醒了花朵， 它们永远是 快乐、清新、鲜美， 而你的声音是远过于这些。 我唱了雪莱的这首小诗，好像走在提琴的弦上，弦振动，摇撼了我的心灵。 大海里的水忘情的奔腾，不知道为的是什么？但，看见了灯塔的弧光，也就探得了人生的意义，诗人说人生如梦幻，这简直是嘎嘎乌鸦的叫声，与自然多么不和谐。可我却想说，人生是灯光一闪，这毕竟能留下一点痕迹，在那些“不知道是什么日子”的日子，我许下这个愿： “去看那看不见的事物，去听那听不到的声音，把灵魂呈献给不存在的东西吧！” 这也许只是为着留下一点痕迹吧了！ 现在我真想把“不知道是什么日子的日子”改为“不知道有没有月亮的日子”，把“这也许只是为留下一点痕迹吧了”改为“这也许是为着留下无痕迹的痕迹吧了。” 北大先修班是设在当时的国会街的北京大学的第四院，即原来国会的议院，我又和南开的几位同学办起了《文拓》，我除了为它写散文，还写了连载的《美学研究之种种》。我们还常常举办唱片音乐欣赏晚会，放一些西方古典音乐，有一次我们把在北平天主教的神父请到四院来唱基督教的“圣歌”。当时在北平的神父很多，有意大利的、法国的、瑞士的、奥地利的、瑞典的、比利时的等等，他们用各种语言唱，轰动一时。我们还举办过诗歌朗诵会，我朗诵的是高兰《哭亡女苏菲》，深深地打动了听众，很多同学都向我要这首诗。1947年新年，我们送给女生宿舍一副对联，上联是“弱者呀你的名字叫女人”，下联是“永恒的女性引我们上升”。这一时期，我很爱看外国的所谓“文艺片”电影，例如《魂断蓝桥》、《鸳梦重温》、《战地钟声》、《金石盟》等等，我特别喜欢的两部影片是《马克吐温传》和《明天交响乐》。这时“内战”已起，似乎对我们的影响不大。 对我思想有相当大的影响是“沈崇事件”，1946年底美国士兵强奸了沈崇。沈崇是我们先修班的同学，而且国文在同一班上课。对美国士兵的暴行和当时政府的软弱无能，我当时非常气愤，从此以后我也就常参加罢课游行的学生运动了。 1947年暑假后，我由先修班升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于是我踏入了大学之门。由于我选的是哲学系，因此读书的重点就从文学转向哲学了。这期间除读课上指定的书外，我还看了一些中国哲学方面的书，例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范寿康的《中国哲学史》以及我父亲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等，写过一些这方面的读书笔记和文章，但都未发表，不过现在我还保存着一些。相比之下，我仍然对西方哲学似乎更有兴趣，我写过两篇文章，一篇是《对维也纳学派分析命题的一点怀疑》，是由冯友兰和洪谦两位先生的争论引起的，在这篇文章中我既批评了洪谦先生对“玄学”的否定，又批评了冯友兰先生认为“玄学对实际无所肯定”的观点。另一篇是《论内在关系与外在关系》，这是看了金岳霖先生刊于《哲学评论》上的《论内在关系》之后，对新黑格尔学派柏莱德烈（F.H。 Bradley）在《现象与实在》（Appeanance and reality）讨论“内存关系”与“外在关系”的批评。贺麟先生对这篇文章有一评语，如下：“认为柏莱德烈所谓内在关系仍为外在关系，甚有道理。对内在关系的说法，亦可成一说，但需更深究之。” 在北大哲学系学习期间，我除了选修哲学系的课程外，还选了大量外系的课，例如我选了俞大缜先生的英国文学史，这门课用英文讲课，我最后还考了个64分，我偷听了朱光潜先生的英诗，但没上多久，就不敢去上了，因为听不懂，对我太难了。我也选修了冯至先生的德语快班，每天要上课，而那时已是1949年以后了，社会活动很多，大大影响学习，我只考了59分，不及格。今天想来很后悔呀！我选了中文系杨振声先生的西方文学名著选读，从荷马的史诗、希腊悲剧、但丁《神曲》一直到莎士比亚的戏剧，当然都用的是英文本，我考了85分，是全班最高分。我还选修了梁思成先生的中国古代建筑史，至今我还保存着该课的笔记。哲学系的课，我最用功学的是形式逻辑学和胡世华先生开的数理逻辑和演绎科学方法论，因为我的数学基础不好，学这两门课比较吃力，但我很喜欢这两门课，为学好这两门课，我曾选修过微积分和张禾瑞先生的数论，但都没学完，因为基本听不懂。另外哲学系还有两门课英国经验主义和欧洲大陆理性主义，这两门课对我了解西方哲学的方法有很大帮助，由于要读英文本的著作，这不仅使我对西方哲学的名词概念比较熟悉了，而且大体上知道西方哲学的传统问题。 1948年暑假后，我是哲学系二年级的学生了，要搬到北京城东的沙滩上课，宿舍在南河沿的北大第三院，这样我的北大四院的生活就结束了。1949年北平解放，5月我参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1月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时不仅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认真听过艾思奇同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胡绳同志的“毛泽东思想”和何思敬同志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课，而且还当了北大青年团干部，要做许多学校的社会工作。1951年1月，也就是在我读完大学四年级第一学期时，北大党委派我到中共北京市党委去学习，原来想把我培养成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做发展党的“组织员”，但在党校学习了两个月之后，发现我不适合担任“组织员”的工作，于是就被留在党校做教员。在当时，我实在不愿去党校，我还希望念书，我还有着做“哲学家”的残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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