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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数据显示，1955年财富500强企业中，今天仍然存在的还不到一半，1957年的500强企业中只有74个企业在 1997年仍然存；全球华人家族企业的寿命为10.3年，缺乏执行能力正是众多中外企业失败的根本原因。财富杂志认为："只有不到10%的有效建立起来的战略得到了有效执行"；"70%企业失败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缺乏好的战略，而是缺乏有效的执行。"改革与发展中的我们应如何看待执行，学会执行，是目前我们企业需要重点探讨的问题之一。 变法后被"车裂族灭"的商鞅，在我眼中一直只是个悲剧式的人物。近读《史记》，却惊觉商鞅是有大智慧的人。从现代管理学的眼光来看，商君推行变法的过程其实就是其执行秦孝公"富国强兵"战略，并使之一步步变为现实的过程。细细体味商君对执行技巧的运用和对执行步骤的整体把握，授予他"执行大师"的美誉也许并不为过。更重要的是，商君在执行过程中所充分运用的"完成任务的学问"颇值得今人借鉴。 善于借势，通过赢得领导的支持来获取执行驱动力。 刚上任的秦孝公励精图治，迫切的想要做出一番事业。商殃正是在此时来到了秦国，经举荐和孝公畅谈治国之道。连续两次碰壁，让商鞅逐步"摸清"了孝公"寻求自强途径、成就帝王霸业"的愿景，深思熟虑后的商殃抓住了与孝公的第三次会见的机会，与孝公共同制定出了以"变法图强、富国强兵"为宗旨的一整套战略，在战略的制定过程中，充分发挥其才华，为孝公描述了战略实施的步骤、举措及效果，得到了孝公的认可和赏识。 商鞅明白，仅仅获得孝公的认可、赏识还远远不够，如果其战略不能首先在整个统治阶层得以推行，战略的执行过程就会举步维艰。怎样获得这种执行的驱动力呢？深谙执行之道的他 敏锐的捕捉到了一个契机：由于保守派提出了"老祖宗的法制不宜更移"，孝公想变法却又怕遭致非议，亟需有人来替其摆脱尴尬。商鞅主动请缨，与保守派代表甘龙、杜挚展开面对面的斗争，提出了"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全新观点，打退了循礼法古的思潮，不仅以此举为日后执行奠定了良好的舆论环境，也进一步让孝公认定：商鞅是一个"知行合一"的人，是一个不仅会谋划，而且可以扫除障碍，使愿景变为现实的合适人选，于是下定决心授权商鞅推行变法举措。 "良好的开端等于成功的一半"，商鞅正是以"言"与"行"的力量赢得了孝公的支持，为自己获取了最为宝贵的资源，也为执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善于控制，讲究执行的节奏感和渐进性。 俗语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一般来讲，刚上任的人会大刀阔斧，大干一场，更何况是获得了最高领导的全力支持。但商鞅并没有选择这样的一种形式，而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用了10几年时间稳步推进改革步伐，仅这稳健劲就绝非一般人能企及。 他将改革分为两个阶段进行。在第一阶段，他首先以法律的形式宣布孝公的执政纲领，减少了执行过程中的阻力，提高了改革成功率。同时，通过采取"以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渗透重刑厚赏的法制思想，使秦国上下逐步适应以"法"来治理国家的管理思路。他针对秦国当时国民中蔓延的好逸恶劳的风气以及秩序混乱、生产力落后的状况，制定了新户籍制度，以连坐法有效扭转了动乱局面；相继推行了奖励军功、奖励发展生产、禁止弃农经商的法令，有效引导了人们的行为方式。从而逐步转变了人们的落后观念，改变了生产力落后的现状。为下一步实质性变法营造了非常有力的客观环境。8年后，秦国日益强盛起来；在感觉到时机成熟之际，商鞅在孝公的支持下，开始实施第二阶段的计划--深层次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力求在巩固成果的同时，让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进而形成长效的执行机制。他针对旧有的土地所有制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状况，从改变土地所有制开始，颁布了废井田、奖励垦荒的法令，并建立了县制，实行中央集权，符合了新的生产力的要求，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为秦称霸诸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这个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商鞅就像一名导演很好的控制了执行的节奏。他在事前已经酝酿出长远的计划，但却不急于求成，也不急功近利，从改变人们固有的观念、发展生产力做起，以切实有效的举措稳步推进变法进程。为等待深入执行的最佳时机，他用了整整8年时间做铺垫，而后才真正切入来彻底改变落后的生产关系，以解放生产力。我们讲管理要学会"弹钢琴"，执行同样需要学会弹钢琴，没有前奏就不会有高潮。试想商鞅如果不是8年后才进行深层次的改革，而是在条件尚不具备的时候就直入要害，那结果又会怎样？我想不过是落个"百日维新"的下场，可以讲商鞅在这方面为我们上了很好的执行一课。 注重执行过程中的方法性和策略性。 商鞅极为讲究执行策略，总结起来，大概可以有如下两点： 首先，他善于造势，并利用"案例法"来增强执行的威信度。新法准备就绪，按理是该立即大张旗鼓地宣传落实了。可"不循常理"的商鞅首先想到的却是如何"造势"，以此改变政府在人民心中的执行形象。于是，一堂精彩的"移木取信"案例教学课开始了：经过周密谋划，商鞅在国都后边市场的南门竖起一根三丈长的木头，百姓中如有人能将此木搬至北门则立赏十金。百姓觉得这件事很奇怪，没人敢动。又宣布能将此木搬至北门立赏五十金。有一个人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搬走了它，当下就得到了五十金。此事一出，人们广为传诵，政府疏于执行的形象尽去，而严于执行的威信迅速树立起来。以此为基础，商鞅立刻颁布了新法，从而使法令迅速地推广开来，得到了很好的执行。商鞅此举，其成功之处在于他充分利用了社会中的稀缺资源－－"诚信"，并且巧妙的通过"移木取信"使公众看到了执行后的积极效果，从而起到了"以巧破千斤"、"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成功"的奇效，正如宋代改革家王安石在诗中所写道的："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其次，在执行过程中他敢于直面矛盾，通过抓反面典型体现执行力度，树立法制的威信。 商鞅进行的变法是从根本上瓦解奴隶制，这必然遭到旧贵族势力的反抗。新法施行一年有余，以太子的两个老师公孙虔、公孙贾为首的旧贵族势力，唆使年幼的太子驷故意犯法。这其实是对商鞅执行力的强力挑战。商鞅选择了直面矛盾，他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而上层的触犯如不能及时遏制会迅速上行下效。商殃果断的依新法处罚了公孙虔、公孙贾，其执法必严的行为着实震慑了旧贵族势力。第二天，秦国人就都遵照新法执行了。 任何事业的成功都离不开执行这一环节，而这个过程肯定不会是一帆风顺。当执行面临挑战，片刻的犹豫和丝毫的软弱都可能会导致前功尽弃，商殃的明智就在于他没有选择回避态度，而是选择了直面困难与矛盾，而后设法去解决。当然，这种态度的背后，是早在立法过程中就已经制定出的监控手段和与之相适应的有效的奖惩制度。列宁据说曾有过一句名言来说明这个问题："信任固然好，监控更重要"。 这或许是建立长效执行机制的关键所在。 反复读《商君列传》和《秦本记》，愈发赞叹于商殃的执行能力，感叹于他依靠超强的执行力辅助秦孝公称霸诸侯的伟绩。尤其是当读到"商君虽死，秦法未败"之时，这种敬佩之情达到了顶峰。想想看，商君有多了不起，从秦孝公至秦始皇共经历六代,每个国君都坚持了他所倡导的法制，这其中甚至也包括下令处死他的秦惠王，这从根本上奠定了秦始皇成就一代霸业的根基。正如郭沫若先生在评价商殃时说：他的身世虽然是个悲剧的结局，但他的事业是成功了。 商君事业之所以成功，史学的普遍观点是：他所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势力在当时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因此是不可战胜的。但如果没有商君强有力的执行能力，那强大的或许不是秦国，即使是秦国，或许也会推迟上几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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