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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和陈荣捷集注】 来书云：“聪明睿知①，果质②乎？仁义礼智③，果性乎？喜怒哀乐④，果情乎？私欲客气，果一物乎？二物乎？古之英才若子房⑤、仲舒⑥、叔度⑦、孔明⑧、文中⑨、韩⑩、范诸公，德业表著，皆良知中所发也。而不得谓之闻道者，果何在乎？苟曰此特生质之美耳，则生知安行者不愈于学知困勉者乎？愚意窃云，谓诸公见道偏则可。谓全无闻，则恐后儒崇尚记诵训诂之过也。然乎否乎？” 性一而已。仁义礼智，性之性也；聪明睿知，性之质也；喜怒哀乐，性之情也；私欲客气，性之蔽也。质有清浊，故情有过不及，而蔽有浅深也。私欲客气，一病两痛，非二物也。张、黄、诸葛及韩、范诸公，皆天质之美，自多暗合道妙。 虽未可尽谓之知学，尽谓之闻道，然亦自有其学违道不远者也。使其闻学知道，即伊、傅、周、召矣。若文中子则又不可谓之不知学者。其书虽多出于其徒，亦多有未是处，然其大略，则亦居然可见。但今相去辽远，无有的然凭证，不可悬断其所至矣。 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若无有物欲牵蔽，但循着良知发用流行将去，即无不是道。但在常人多为物欲牵蔽，不能循得良知。 如数公者，天质既自清明，自少物欲为之牵蔽，则其良知之发用流行处，自然是多，自然违道不远。学者学循此良知而已。谓之知学，只是知得专在学循良知。数公虽未知专在良知上用功，而或泛滥于多歧，疑迷于影响，是以或离或合而未纯。若知得时，便是圣人矣。 后儒尝以数子者尚皆是气质用事，未免于行不著，习不察，此亦未为过论。但后儒之所谓著察者，亦是狃于闻见之狭，蔽于沿习之非，而依拟仿象于影响形迹之间，尚非圣门之所谓著察者也。则亦安得以己之昏昏，而求人之昭昭也乎？所谓生知安行，“知行”二字，亦是就用功上说。若是知行本体，即是良知良能。虽在困勉之人，亦皆可谓之生知安行矣。“知行”二字，更宜精察。
①睿知。《中庸》第三十章云：“惟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 ②质。朱子《中庸章句》注上章云：“聪明睿知，生知之质。” ③仁义礼智。参看第三十八条，注一。 ④喜怒哀乐。参看第二十八条，注一。 ⑤子房。张良，字子房（前一八六卒）。家五世相韩。秦灭韩，良谋报仇，狙击秦始皇。高祖起兵，良常为画策，佐高祖定天下。封留侯。晚好黄老，以功名终。事迹详《史记》卷五十五、《汉书》卷四十。 ⑥仲舒。董仲舒（约前一七六至约前一○四），少治《春秋》。汉景帝（前一八八至前一四一）时为博士。下帷讲授，三年不窥园。武帝时（前一四○至前八七）以贤良对策，为江都相。尊孔重经，儒家一尊，大有力焉。著《春秋繁露》，倡天人感应之说。参看《汉书》卷五十六。 ⑦叔度。黄宪，字叔度（壮年一二○）。东汉名士。言论无存。荀淑与语，移日不能去。郭林宗谓叔度汪汪，若千顷波。 ⑧孔明。诸葛亮，字孔明（一八一至二三四）。刘备三顾其草庐，乃出佐刘备取荆州（湖北），与益州（成都）。备为蜀汉昭烈帝。与魏吴三国鼎立。备殁，封武乡侯。六次北伐欲复中原。未成而卒。参看《蜀志》卷五。 ⑨文中。参看第十一条，注一。 ⑩韩。韩琦，字稚圭（一○○八至一○七五）。宋之名臣，官至司徒兼侍中，封魏国公，卒谥忠献。参看《宋史》卷三一二。 范。范仲淹，字希文（九八九至一○五二）。亦宋之名臣。参知政事。与韩琦齐名，出将入相，共致太平，天下称韩范。卒后追封楚国公。参看《宋史》卷三一四。 生知安行。参看第六条，注八。 性。王本作“德”。 违道不远。《中庸》第十三章云：“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 伊。即伊尹。参看第九十九条，注三。 傅。传说为商武丁（前一三二四至前一二六六）之贤相。 周。即周公。参看第二十一条，注二及第一四一条，注五。 召。公名奭（前一○五六卒），谥曰康，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与周公相辅成王。详《史记》卷四《周本纪》。 行不著、习不察。参看第一○一条，注八。 昭昭。《孟子·尽心篇》第七下，第二十章云：“圣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 【译文】 来信写道：“聪明睿智，果真是天生的资质吗？仁义礼智果真是人的天性吗？喜怒哀乐果真是人的真实情感吗？私欲和客气真的是同一个东西？还是两个东西呢？古代的英才，像张良、董仲舒、黄宪、诸葛孔明、王通、韩愈、范仲淹等人，道德和功业均显著于世，这些都是从他们的良知中生发出来的，却不能称他们为‘闻道者’，原因何在呢？假如说仅仅因为这些人天生的材质卓越，那么‘生知安行’的人岂不是比‘学知利行’、‘困知勉行’的人要强吗？我的愚见认为，说以上诸人所见的道不完整还可以，若说他们完全不了解道，就恐怕是后世的儒者们只崇尚记诵训诂之学而产生的误解了，这种理解对吗？” 性只有一个而已。仁、义、礼、智是性所具备的性质，聪、明、睿、知是性的资质，喜、怒、哀、乐是性的情感，私欲和客气是性的蔽障。人的资质有清有浊，所以人的情感有的过了，有的不及，而障蔽也就有浅有深。私欲和客气是同一种病症的两种痛法，穷其根源不是两样东西。 前面所说的张良、黄宪、诸葛亮，以及韩愈、范仲淹诸君，都是本来的材质就美好的人，自然就暗合圣学之道，虽然不能都称他们为“知学”，都称他们为“闻道”，但是自然而然，他们的才学也都离圣学之道不远，假如他们真能做到“知学”和“闻道”，那他们就可以跻身于伊尹、傅说、周公、召公之流了。 像文中子王通，又不能说其是“不知学”了。他的书虽然大多出自他的徒弟之手，并且也多有记述不当之处。但是观其大略，也是颇有可观之处，只是现在距文中子的时代太遥远，没有确凿的证据，也不能凭空臆断文中子学说所达到的境界。 良知就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是这样，就算普通人也无不如此，若是没有外物和私欲的牵累和障蔽，只循着良知的生发处去行，就没有不合道的。但是普通人多为外物和私欲牵累蔽障，不能循良知而行，像上面提到的诸位前贤，天生的材质已经很清明，自然外物的牵累和私欲的障蔽就少，那么他们良知的生发处自然就多，也就自然距圣学之道不远。 求学的人学习遵循这个良知就行了。所说的良“知”，就是知道专在学习遵循良知。上述的前贤虽然不知道专在良知上用功，有的在岔路口彷徨，有的在光影和杂音中迷离，所以他们对道的把握有时吻合，有时偏离，而没能达到纯正如一的地步，如果知得良知之学，就是圣人了，后世的儒者认为这几位前贤只凭自己的气质行事，难免会失于“行不著”与“习不察”，这样说也不过份。但后世的儒生所说的“著”、“察”，也仅仅局限在狭隘的见闻，蒙蔽在沿袭的谬见，对圣学之道中的一鳞半爪进行模仿，尚且不是圣学之道中所说的“著”与“察”，如此又怎么能以其昏昏，而使人昭昭呢？ 所说的“生知安行”中的“知”、“行”二字也就是从用功上说的。至于知行的本体，就是良知、良能。即便是困知勉行的人，也都可以称之为是“生知安行”。 “知行”二字更需要用心省察。 此为传习录连载第144篇 请心友将修习中的问题和困惑、 感悟发至以下邮箱，我们请老师为您解答 187270597@qq.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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