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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阳明心学中的“致良知”:两重含义,一个终极目标

2019-10-18  timtxu

王阳明于龙场悟道,提出“心即理”的思想,这是阳明心学的发端。在平定宁王之变后,王阳明又提出了“致良知”三个字,作为自己学说的要害与主旨。他的所有学说及思想,如心外无理、知行合一等,都归汇到“致良知”里,得到了总结、提升和融会贯通。正如王阳明自己所述:

良知明白,随你去静处体悟也好,随你去事上磨练也好,良知本体原是无动无静的,此便是学问头脑。我这个话头,自滁州到今,亦较过几番,只是致良知三字无病。医经折肱,方能察人病理。(王阳明《传习录》)

解读阳明心学中的“致良知”:两重含义,一个终极目标

在提出致良知宗旨后,他自己不断身体力行,并在实践中进一步确认了致良知宗旨为圣门之传。当时有人请他去讲学,问他除了良知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可讲,他立刻回答道:

除却良知,还有什么说得!(王阳明《传习录》)

晚年,王阳明在征思田途中,写信谆谆教导儿子,强调:

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王阳明《传习录》)

致良知是王阳明心学的最终归宿,致良知说的提出,表现出他的思想在心学方向上的发展更加成熟,也使得格物及知行合一说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使得王阳明将他的全部思想概括为“致良知”。

“致良知”包括两重含义,并最终导向阳明心学的终极目标。

解读阳明心学中的“致良知”:两重含义,一个终极目标

一、至极其良知

在《传习录》上中,徐爱曾录了王阳明说的如下一段话:

又曰:“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发,更无私意障碍,即所谓‘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然在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理,即心之良知更无障碍,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则意诚。”(《传习录》)

这一段事实上包含了王阳明后来致良知说的某些基本观念。在这一段中,王阳明提出,“致良知”即“充其恻隐之心”,以使得“心之良知更无障碍,得以充塞流行”。这其实是吸收了孟子“扩充四端”的思想:

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

以及:

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孟子·尽心下》)

解读阳明心学中的“致良知”:两重含义,一个终极目标

致良知就是扩充自己发现于日常意识中的,处于本然状态尚未达到明觉的良知,使阻碍障蔽良知的“私意”、“私欲”全部去除,使良知达到明觉状态,其全体得以充塞流行、毫无滞碍。从这个意义上说“致良知”,与“知行合一”、“行是知之成”密切联系。

在《大学问》中,王阳明对“致良知”的“致”字进行了解释:

致者,至也,如云“丧致手哀”之“致”。……“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后儒所谓充广其知之谓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传习录》)

王阳明在这里将“致”训做“至”,“至”指至乎极,有极点之意。因此 致知就使要达到“知至”的目的,使自己心中的良知达到极点。《大学问》又说:

吾良知之所知者无有亏缺障蔽,而得以极其致矣。(《传习录》)

可见,致与极相通,指经过一个过程而达到极点、顶点。用于良知,则指扩充良知至其全体。

使良知至其极点,就是“充拓”致其极。王阳明曾说:

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无不知敬其兄,只是这个灵能不为私欲遮隔,充拓得尽,便完完是他本体,便与天地合德。(《传习录》)

由此看来,良知有本体,有发用,如孩提之童爱其亲敬其兄,这是良知本体的自然表现,但并不是良知本体的全体,因为良知于此时并未自觉。只有从这些发见的良知进一步充扩至其极点,良知本体才能向其自身全体呈露出来。而从反面来说,良知本体不能呈露,乃是由于私欲障蔽了良知。

解读阳明心学中的“致良知”:两重含义,一个终极目标

因此,致良知的功夫,从其积极的方面来说是扩充良知到其极至,而从其消极方面来说则是去除私欲对良知的障蔽。人无不有良心发现,但此发现还不是良知完完全全的本体,需要有一个致知的过程。王阳明因此指出:

诚意之本,又在于致知也。所谓“人虽不知,而已所独知”者,此正是吾心良知处。然知得善者,却不依这个良知便做去,知得不善,却不依这个良知便不去做,则这个良知便遮蔽了,是不能致知也。吾心良知既不得扩充到底,则善虽知好,不能着实好了;恶虽知恶,不能着实恶了,如何得意诚?(《传习录》)

这里也说明致良知就是把心之良知“扩充到底”。

既然良知被遮蔽的原因是“知得善者,却不依这个良知便做去,知得不善,却不依这个良知便不去做”,那么去除良知之障蔽的方法自然是“知得善者,便依这个良知做去,知得不善,便不去做”,这便是王阳明所说的:

致知在实事上格。如意在于为善,便就这件事上去为;意在于去恶,便就这件事上去不为。去恶固是格不正以归于正,为善则不善正了,亦是格不正以归于正也。如此,则吾心良知无私欲蔽了,得以致其极。而意之所发,好善去恶,无有不诚矣。(《传习录》)

解读阳明心学中的“致良知”:两重含义,一个终极目标

致知在于格物,而格物也就是实实地去进行为善去恶的道德践履,这正是前面所说的事上磨练,知行合一。而格物又不是去物上求知穷理,因为“心外无物”,所以王阳明说:

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传习录》)

又说:

“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但意念所在,即无时无处不是存天理,即是穷理。(《传习录》)

可知格物即是格心。王阳明认为格物不是格外物,而是在自己的心上用功:

及在夷中三年颇见得此意思,方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传习录》)

解读阳明心学中的“致良知”:两重含义,一个终极目标

二、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

王阳明将致良知训为“至极其良知”,但致良知思想的意义仅由至极其良知并不能完全表现出来。致良知思想的另一层基本意义是依良知而行,以正天下之物,而这是王阳明更为强调的一面。王阳明在给顾东桥的信中说:

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传习录》)

可见,致良知就是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使事事物物皆得其理。

王阳明在虔州时,陈九川问如何致知,王阳明回答道:

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 ,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不要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他这里何等稳当快乐!此便是格物的真诀,致知的实功。

解读阳明心学中的“致良知”:两重含义,一个终极目标

可见,实实落落依着良知做去,依照良知去实行、实践,把良知所知贯穿落实于行动中去。良知在这里表现为一定的规范、准则,不仅自己的行为要符合良知的规范,而且要使天下事事物物都符合良知的规范,即“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王阳明在答顾东桥的书信中说道:

必其于温凊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当如何为温凊之宜者而为之,无一毫之不尽;于奉养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当如何为奉养之宜者而为之,无一毫之不尽,然后谓之格物。(《传习录》)

可见所谓格物,就是要依照良知使事事物物都归于其应然状态,成为其所应当成为的样子,就是“格不正以归于正”。正如王阳明所说,父子之间理当有仁,则正之以仁;君臣之间理当有义,则正之以义;夫妇之间理当有别,则正之以别。这正是“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致良知在这里表现为一种担当与气魄,即要以吾心之良知为准则,使天下事事物物皆归于正,若做到了这一点,便是圣人的境界。

解读阳明心学中的“致良知”:两重含义,一个终极目标

所以致良知指向了阳明心学的究极目标——圣人。

王阳明创立心学之前,从他少年时以读书学圣贤为第一等事开始,到与湛若水共倡立志成圣人之说,再到龙场时思考“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可以说他的关注点始终在如何成圣人上。而自龙场悟道,他所创立的心学便视成圣为题中应有之意。其“知行合一”说、“致良知”说,无一不指向圣人之境。王阳明教导学者要立必为圣人之志,如《传习录》:

何廷仁、黄正之、李侯璧、汝中、德洪侍坐,先生顾而言曰:“汝辈学问不得长进,只是未立志。侯璧起而对曰:“珙亦愿立志。”先生曰:“虽说不立,未是必为圣人之志耳。”对曰:“愿立必为圣人之志。”先生曰:“你真有圣人之志,良知上更无不尽。良知上留得些子别念挂带,便非必为圣人之志矣。”(《传习录》)

解读阳明心学中的“致良知”:两重含义,一个终极目标

成圣的基础是人的先天良知,良知是人人都有的,因此王阳明认为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传习录》下记载了王阳明的一段话:

先生曰:“人胸中各有个圣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因顾于中曰:“尔胸中原是圣人。”(王阳明《传习录》)

王阳明甚至进一步肯定满街人都是圣人:

一日,王汝中出游归,先生问曰:“游何见?”对曰:“见满街人都是圣人。”先生曰:“你看满街人都是圣人,满街人倒看你是圣人在。”又一日,董萝石出游归,见先生曰:“今日见一异事。”先生曰:“何异?”对曰:“见满街人都是圣人。”先生曰:“此亦是常事耳,何足为异?”(《传习录》)

但是这并不代表王阳明认为满街人已是现实的圣人,普通人只是潜在的圣人,只是具有进入圣人之境的潜在可能性,而想要成为圣人还必须下一番存天理去人欲、致良知的工夫:

学者学圣人,不过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犹炼金而求其足色。(《传习录》)

因为良知是每个人所本有的,被王阳明认为是每个人的“真己”,所以“成圣”也就是“成己”。

解读阳明心学中的“致良知”:两重含义,一个终极目标

所以圣人的境界首先就是良知灵明,无私欲遮蔽,也就是格物致知以至良知之极。而由于良知具有内在性,不能无视人的个体的特定存在,因此王阳明强调“人要随才成就”,在接引学人时认为:

圣人教人,不是个束缚他通做一般:只如狂者便从狂处成就他,狷者便从狷处成就他。人之才气如何同得?(《传习录》)

圣人教导学生,不是束缚人的个性,这不同于朱熹以醇儒律人。

同时由于良知无私欲障蔽,天地万物俱在主体的良知的发用流行中,这也就是心外无物,因此圣人可以与天下万事万物一体无间,达到了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境界。

圣人只是还他良知的本色,更不着些子意在。良知之虚,便是天之太虚;良知之无,便是太虚之无形。日月风雷山川民物,凡有貌象形色,皆在太虚无形中发用流行,未尝作得天的障碍。圣人只是顺其良知之发用,天地万物,俱在我良知的发用流行中,何尝有一物超于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碍?(《传习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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