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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势造英雄,而王阳明不属于任何时代,他的心学智慧你不懂!

2018-09-06  金总统dlk...

王阳明与孔子、孟子(儒学集大成者)、朱熹并称为古代四大圣人,其他三位我们都了解很多,那么王阳明到底有什么魅力,受这么多人追捧?

先来了解一下王阳明所处的历史时期:

王阳明出生在1472年,农历九月三十日,当时在位皇帝是明朝第八任皇帝朱见深(明宪宗),他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妃子叫万贞儿万贵妃,他们的爱情故事流传至今,褒贬不一。同时他也有一个有名的爹——明英宗朱祁镇,就是《女医明妃传》里霍建华扮演的那位,“土木之变”被瓦剌掳走,丢人丢到现代。话说明宪宗,也算是个有作为的皇帝吧,平反于谦的冤案,任用贤明的大臣商辂等治国理政,可以说有君王的风度。时代风气清明,朝廷多名贤俊彦,宽免赋税、减省刑罚,社会经济渐渐复苏。但是却重用刘瑾等奸邪,也是后期逐渐导致明朝衰败的导火索之一。后期鞭挞不断进攻,国家遭遇干旱,四川还有农民起义,国家动荡不安,王阳明就是出生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

动荡的年代,高产英雄,王阳明处在这样的年代是件幸事,但是我却认为,就算是在和平年代,王阳明的成就也不会比那时候差,从他研究心学的历程及整体的思想体系来看就知道。

王阳明的思想体系大概有六个方面:格物致知、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心外无物、四句教。

一、格物致知

“格物致知”一词本出自《大学》中所谓的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对于格物致知的解释,一直被公认的两大派别则是理学家朱熹和心学家王阳明。由于王阳明心学是宋明理学的一个分支,故在讲心学之前,我们有必要简单了解一下宋明理学的大致面貌。

其实,宋明理学家严格来讲只是在强调儒家的东西更好,并没有把佛道两家贬得一文不值。就好像佛家有些大德高僧也会说佛教更究竟点,但并不是说儒家就不好。但凡只要有自己的派别,多少都会与其他派别区分开来,而个别偏激之徒却把这种“区分”扩展成了自是而非他,甚至诽谤,辱骂其他派别,这是任何一位真正有修养的人都不会赞成的。

宋明理学,又叫宋明道学。说白了,无论是理,还是道,都是为了区别于先秦的儒家。因为其确实是在先秦儒家的基础上有所创新,由于特别强调“道”和“理”,故得此名。

宋明理学的真正开创者是北宋的周敦颐和邵雍,周敦颐收了两个得意门生,程颢、程颐俩兄弟,前者比后者大一岁。程颢后来被称为“心学”的开创者(虽然有点勉强),程颐则是名副其实的“理学”开创者。二程的表叔张载,发表过对后世学者影响颇大的“四为说”,他被称为“气学”的开创者。

我们一般讲宋明理学就包括了“气学”、“心学”和“理学”,用西方哲学的说法,气学就相当于唯物主义,因主张万物的本原是有形的气;理学就相当于客观唯心主义,因主张“理”在心外;心学则相当于主观唯心主义,因主张“心即理”。我们在学校里学的多是王阳明的主观唯心主义,所以往往容易被人们忽视。

值得一提的是,宋明理学中还有一派,不是很主流,却非常吸引人,那就是“数学”。此数学非彼数学,这里所说的数学其实就是一种“推算预测”的学问。所谓“物生有象,象生有数,乘除推阐,物究造化之源者,谓之数学”。

因认为万事万物皆有其“数”的规律,把握住这个规律,就能推算出将要发生的事。所以,算命先生往往会让你报个数字或找出一个相应的数字,然后进行推演,最后得出一个所谓的预测结果。

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被称为“北宋五子”。“数学”后来不太被人关注,多以“小道”视之;理学的集大成者就是南宋的朱熹;气学的集大成者是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心学经过南宋陆九渊的进一步发展,集大成者则是明朝的王阳明;

以上简单论述了宋明理学的大致脉络,现在我们回到主题。实际上宋明理学主要就是两大阵营——心学和理学,其中的两个巅峰对决人物即使朱熹和王阳明。

朱熹先于王阳明三百多年统一了官方学问,明清两朝科举考试就是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准,那是所有考生死记硬背都要掌握的“真理”。

三百年来很少有人敢公开跟朱熹叫板,而王阳明同志自“格竹子”以后,就一个劲地跟朱熹过不去。不过,后来他也感觉自己是不是有点太欺负人了,毕竟死者为大嘛,人家又不能从土里跳出来跟你辩论。于是,煞费苦心地从朱熹文集中找出跟自己思想一致的言论,编了本书叫《朱子晚年定论》。

王阳明用这本书告诉大家,人的思想是会变得,年轻时还处在摸爬滚打阶段,难免理论不够扎实,朱子到了晚年思想才真正定格下来,这个时候的言论才比较靠谱,你瞅瞅,果然跟我在龙场所悟到的一样。

时势造英雄,而王阳明不属于任何时代,他的心学智慧你不懂!

而后世学者多认为《朱子晚年定论》这本书是王阳明的一厢情愿,因为其中不少言论并非朱熹晚年才有的。那么朱熹和王阳明的思想分歧到底在哪儿呢?正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对“格物致知”的解释上。

朱熹认为格物致知就是“研究事物,扩充知识”,格者,至也;物者,事也;格物就是“即物而穷其理”,把事事物物的道理给它钻研透彻,致知就是从而扩充知识。

朱熹为什么要这么解释呢?这跟成圣成贤有啥关系?因为朱熹认为“统体一太极,物物一太极”,也就是世间有一个最高的真理(统体一太极),又称作“一本之理”;万事万物也都有其各自的道理(物物一太极),又称作“分殊之理”。

而这个分殊之理也是从一本之理那得来的,更通俗点讲,一本之理就好比“道”,分殊之理就好比仁义礼智信之类的繁琐道德。而任何一项道德行为都来源于究竟的大道,把任何一种道德行为“格”到极致,终究会通向究竟的大道。就好比《孝经》所言:“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

而朱熹的格物包括了万事万物,所谓“一草一木,皆含至理”。无论是事还是物,都有他各自的道理所在,而这些道理都通向最高的“一本之理”。所以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总有一天会豁然贯通,了悟到那个究竟的大道。

朱熹说的是一个很现实的道理,自古以来凡思想上有大成就者,大都是博学多识,善于观察,勤于思考之人,朱熹本人就是历史上数一数二的大学问家。因为明白的道理越来越多,久而久之,会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从而变得很有智慧,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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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意思并非是要把所有道理都搞懂,那也是不可能的事。但通过日积月累,格着格着,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豁然贯通。其原话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就好比国学典籍浩如烟海,皓首穷经也难尽读。而实际上道理并没有那么多,只需尽可能从主要经典入手,今日“格”一点,明日“格”一点,日积月累你就会触类旁通,根本不需要把所有书籍都读完。所以朱熹有一句名言: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主要强调读书要立定志向和循序渐进。

从某种角度上讲,朱熹的格物致知之说并没有错,反而更加“接地气”。而王阳明的格物致知之说虽与朱熹有分歧,但也是对的,只是看事物的深浅和角度不同而已。

按王阳明的说法,格者,正也,物者,事也,格物就是“正事”。王阳明之所以把“格”解释为“正”,是取自《孟子》中:唯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意思是只有仁德的君子才能纠正君王的错误。

照这么解释,“正事”就是纠正事上的错误。那如何个纠正法呢?关键在于王阳明所谓“致知”的“知”不是指知识,而是良知。“正事”,其实就是在“事上磨”,遇事肯定会动心,正事其实就是正心。而心之所发谓之意,正事也可以说是诚意。照这么讲,《大学》八目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岂不是一回事?没错,按王阳明的解释就是这样的。

通俗点讲,格物就是“正其心之不正以归于本体之正”,致知就是“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就是把不正的念头给它正过来,让它和自己的良知保持一致,然后把良知运用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就叫“格物致知”。

按照印光大师对格物致知的解释,那就更是一目了然了,大家一看就懂。格物就是“格除物欲”,致知就是“复归本性”,多么清晰明快。实际上,和王阳明所要表达的意思一样,只是对“格”的解释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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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把格解释为“正”,印光大师解释为“格除”,甚至是与“物欲格斗”。话说回来,王阳明所谓的“正”,也得要格除自己的私意,才能“正其不正”,方能使良知彰显出来。

再说白点,致知就是“存天理”,格物就是“灭人欲”。“存天理,灭人欲”是整个宋明理学通吃的一套理论,王阳明也不例外。因为修行的根本无外乎此,用道家的话说就是“人心死,道心活”;用佛家的话说就是“打得念头死,许汝法身活”;其实我们常说的修身养性,也就是“存天理,灭人欲”;修身就是“灭人欲”,养性就是“存天理”。

“存天理,灭人欲”根本不是有些人想的那么恐怖,好像不让人正常生活似的。站在世间的角度来讲,正当的生理和心理需求是符合“天理”的,不正当的或过分的欲望就属于“人欲”。只是修行人的要求更高点,必须从念头上去“灭人欲”,时刻保持正念,就是“存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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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和王阳明的区别就是对“天理”在哪儿的认识不同。朱熹认为天理是外在的,需要我们去学习和认识,然后用来规范我们的言行举止,使其符合天理;王阳明则认为天理就在我们心中,即是我们的良知,只要去除私意,良知自然会告诉我们该怎么做。

但严格来讲,朱熹也认为人有天赋的“知识”,只是需要向外在不断“格物”,将本有的知识发挥到淋漓尽致,就能使“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按朱熹的话说就是: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

相比之下,朱熹比王阳明更多了点“科学精神”,王阳明比朱熹更多了点“圣贤态度”。前者注重向外探索,后者则强调向内开发,但都承认人心之灵本来就具备“知”。只是朱熹认为“知”还需要通过外在研究扩充到完美,王阳明则认为“知”已经本自具足了,只需要去除私欲,便自然彰显。

但朱熹也会“去人欲”,区别在于,朱熹去人欲是因为他所认识的“天理”要求他必须这么做;而王阳明去人欲,是因为只有去了人欲,才能彰显良知,明了天理。实际上,都是从不同角度认识“天理”,而行动上并无多大差别,所以两人后来的修为都不相上下。

二.心即理

宋明理学所指的“理”是什么?这个东西是最容易被故弄玄虚的,但那不是我的风格。直说吧,“理”就是事物的规范性,也就是万事万物都必须按照“理”来规范自己,才能“顺天者昌”。

前面说到,理有“一本之理”,也就是最高的,最究竟的规范性,其实就是所谓的“道”、“天理”、“道心”、“良知”、甚至是“上帝”。万事万物也都有各自的理,称作“分殊之理”,而这个分殊之理都遵循着一本之理,所谓“一本散于万殊,万殊咸归于一本”

比如说万事万物都有各自的特点,人和人的性情也都不一样,这就叫“分殊之理”。万事万物只有遵循着各自的分殊之理才会过的舒心,所谓“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颈虽长,断之则悲。”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天赋所在,所热爱的事物也不尽相同,皆属于各自的“分殊之理”。

而把这些分殊之理做到极致,也就是朱熹所说的“即物而穷其理”,就会通向那个究竟的“一本之理”。比如,世间所讲的“茶道”、“花道”、“武道”、“商道”、“剑道”、“书道”、“香道”等,实际上研究到最高境界都是同一个“道”,所谓“大道相通”嘛。

另外,人们往往会从大自然的某些规律获得一些人生的启发。比如水滴石穿、上善若水、石灰吟、梅花香自苦寒来、松柏之志等。就拿王阳明“格竹子”来讲,按照现在的某些传言,据说有一种毛竹四年只长了三厘米,而四年后每天以三十厘米的速度飞长,仅六个周就长到十五米,因为它前四年一直都在深深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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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我们得到的启发是,奋斗一定要持之以恒,再还没看到效果之前,先不要灰心,也许你正在深深地打基础。朱熹的“格物”说就有这么一层意思,万事万物的道理都有相通的一面,只要善于观察和领悟,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

当然,这个理涵盖的范围很广,无论做什么都有个理在,所以人们常说“你说话要讲道理”。而把任何一个理做到极致,都会通向究竟的大道。就好比,“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的任何一德做到极致,都会通向究竟的大道。正如《孝经》所言: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

朱熹认为“格物致知”就是研究事物,穷究到它的“分殊之理”,久而久之,总有一天会了悟到那个究竟的“一本之理”,即谓之“得道”。而王阳明则认为“心即理”,正如他龙场悟道后所言:“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王阳明的“心即理”是说“天理”就在我的心中,那就是我们的良知。良知本身就知善知恶,只是被私欲蒙蔽住了,去除自己的私欲,良知自然发挥作用。

这里不得不提到一点,王阳明所说的“心即理”的这个“理”几乎不包括万事万物的“分殊之理”,仅仅指的是“天理”。按照王阳明的原话即是:圣人无所不知,只是知个天理;无所不能,只是能个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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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说的没错,成圣成仙只在天理,与繁琐的事物之理无关。包括朱熹的“格物说”的终极目的也是为了见到天理,而朱熹似乎没有料到“心即理”也。

乍一看,好像王阳明更高明,直奔主题,不假外求,貌似走了个捷径。如果真是这样,那就真如王阳明所言“满街都是圣人”。可惜私欲没有那么容易去除,圣人并没有那么好做。

老子也说:“为学日益 ,为道日损 。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但关键就怕,有些人会因此忽视学习,只是傻愣愣的“损之又损”,到头来圣人没做成就罢了,对世间学问也一无所知。本来想成圣贤,结果成了个“大傻冒”,岂不哀哉。

王阳明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他给出的解释堪称完美:圣人本体明白,故事事知个天理所在,便去尽个天理。不是本体明后,却于天下事物都便知得,便做得来也。天下事物,如名物度数、草木鸟兽之类,不胜其烦,圣人须是本体明了,亦何缘能尽知得?但不必知得,圣人自不消求知;其所当知的,圣人自能问人;如‘子入太庙,每事问’之类。

也就是说圣人只要明白个天理就够了,遇到不懂的事情可以问嘛,哪有什么都懂的全才,孔子入太庙,还每事问。这等于是说,该学还是得学,不过在学的过程中要保持“正念”,也就是存天理。换句话说,不是不让你学习,更不是不让你做事,而是在学习和做事的过程中,都要本着“良知”就对了,这就是王阳明的“致良知”。

三.致良知

良知这个词原出自《孟子》: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也就是说人的良知良能是天赋的,本来就存在于我们心中。就好像孟子说的,仁义礼智都是人本来就具备的,人皆有恻隐之心,这就是仁;皆有辞让之心,这就是礼;皆有是非之心,这就是智;皆有羞恶之心,这就是义。

其实,“良知”就是天理、道、也可以说是佛性、上帝。王阳明所说的“吾性自足”和惠能大师所说的“本自具足”其实就是一个意思,只是前者所指的是良知,后者所指的是佛性。当然,这其中还有见解深浅的问题。这里我只说大体,咬文嚼字的事情就留给“专家”去做吧。

所谓的“致良知”其实就是“格物致知”中的“致知”,致就是引达,扩充之意;致良知就是把良知运用到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按照王阳明的说法就是:“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致良知呢?实际上就是听从“良知的引导”去行事。什么是良知的引导呢?我们遇到事情的第一反应往往就是良知的引导,也就是“天理”给出的本能反应。而我们往往会思索一下其中的利害,然后再给出决定,这就是“人欲”在作崇。比如,看到一个老爷爷被车撞到了,良知第一时间告诉你当送他去医院,而“人欲”使你犹豫了,万一碰瓷怎么办?

人的本性都是向善的,假如我们的行为违背了这个向善的本性,内心肯定会纠结。即使你外表装得再无所谓,都欺骗不了自己的良知。一个“麻木不仁”的人,并不是说他干坏事已经不会感到惭愧了,而是他已经自我“报废”,破罐子破摔了。这种人实际上已经痛苦到了极点,有点“精神失常”的意味。

“致良知”不一定会让你马上获得快乐,但一定会逐步减少你的痛苦。因为一个真正幸福的人,必定是一个顺着良知生活的人。由于我们每个人习气有深浅,所以在致良知的过程中,难免会因与自己的“私欲”作斗争而感到纠结。但这种“纠结”就好比治病该吃的药,养生该有的锻炼,苦一点是为了更加幸福。当良知一步步战胜私欲,甚至完全取代私欲的时候,那就是圣人“至真至善至乐”的永恒境界。

王阳明还说人的七情六欲也是良知的本能反应,比如父母伤亡,妻子离散,情人分手等,该伤心还是会伤心,用不着压抑自己。关键是不能太过分了,过分了就是“私欲”在作崇。比如颜回死,孔子痛哭流涕,大呼:“天丧我,天丧我!”这是一种真诚的情感,但过后很快就恢复常态。假如一直放在心上,那就是一种想要“掌控”对方的私欲。

现在很多父母自认为对儿女是无私的爱,却让儿女感到很压抑,甚至心生厌恶。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就是没有致良知,都是私欲在作崇,是对儿女的一种“掌控”,而不是真正的爱。不信父母可以问问自己的“良知”,你是真的希望儿女过得好,还是希望他们“遂你所愿”?前者是致良知,后者即是私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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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良知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去除私欲,顺应良知的过程。修女特蕾莎即是一个很好的“致良知”的典型。前面说过,良知就相当于“上帝”。特蕾莎修女始终强调自己只是“上帝手中的一只铅笔”,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上帝的事业。当上帝有任何安排的时候,她只需要无条件支持和服从。所以,修女特蕾莎做的很多事情,在我们一般人看来都很傻。好像从来不加“思索”,完全凭着“上帝的旨意”(良知)去做,所以她成了“圣人”。

四.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在王阳明思想里基本有两层意思,从浅层次来讲,知就是知识,行就是实践。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知道还得做到;要解行并重;不能做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等。

没错,以上言论皆无可厚非。那么王阳明在这个层面的知行合一是怎么个意思?那就是知和行是一不是二,也就是真的知道,一定会做到,如果做不到,肯定不知道。以前人们总说“知道还得做到”,或者像《尚书》所言:“知之匪艰,行之惟艰。”都是把知和行分开来,认为知道容易,做到难。而王阳明却告诉大家:之所以做不到,是因为并没有真的知道。

王阳明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精觉明察处即是知。通俗点讲:有真知必有真行,有真行必是真知,这就叫知行合一。打个比方,我们都知道要孝顺父母,但很少有人真正做到,原因只有一个:我们还不是确切理解孝的真正内涵。

但话又说回来,无论如何,很多东西的确是要实践了才能出真知。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还有另外一层深刻含义,那就是,知不是知识,还是指他的“老本行”——良知。王阳明的原话是:“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一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胸中,此便是我立言宗旨。”

说来说去,还是在“致良知”,就是要让你的起心动念,言行举止都符合良知,这就叫知行合一。当然,这里还有一层深刻含义,那就是起心动念就已经是“行”了。这就要求我们一定要慎独,时刻提起观照,保持正念,如此才能与良知达成一致,这就是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深层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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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著名大教育家陶行知,原名陶文浚,就是因为深受王阳明“知行合一”影响,才更名为“陶行知”。他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主张,是一位真正把知行合一落实在生活中的教育家。郭沫若先生曾赞道:“二千年前孔仲尼,二千年后陶行知”。

五.心外无物

王阳明有一次与朋友山中游玩,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你常说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

阳明答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这就是有名的“岩中花树”故事,也是中学课本中严厉批评的“心外无物”之说。何以故?因为我们的体制学校是强调唯物主义的,反对一切唯心主义言论。此处我不讨论唯物唯心哪个更正确,因为我们中国自古就没有这两种分类,这种严格的划分是近代才从西方传过来的。

我不反对有些人喜欢用西方哲学的研究方法来死搬硬套中国哲学,甚至有人还有理有据地提出中国没有哲学。我只想说,无论唯物也好,唯心也罢,哪怕中国确实没有哲学。我是没这闲情跟你们在这些名词上转悠,我只是研究“中国文化”而已。

那么王阳明的“心外无物”到底想表达什么?是不是佛家讲的“一切法由心想生”?我个人并不这么认为。因为佛家的“万法唯心造”,通俗点讲就好比人生即是一场梦。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如梦如幻,皆是心得显现。正如永嘉大师《证道歌》中所言:梦里明明有六趣,醒后空空无大千。

而王阳明的“心外无物”更像是普罗泰戈拉所提出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因为有我的存在,才能感知万物。又像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正如他所言: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辩他吉凶灾祥?

王阳明更多是在强调一种个人的主观能动性,而不是“万法唯心造”的梦境说。那么,王阳明这么说有什么意义呢?其实这就是一种“物来则应,物去不留”的洒脱境界。听起来很简单,却必须有很高修为才能做到。

我们的良知就像一面镜子,这面镜子要能清楚映照万物,必须使它干净明亮。一旦被尘垢布满,就不能清楚映照万物。这些尘垢就是私欲,得把他们去除掉,使镜子保持明亮,也就是让良知时刻彰显。

如此,物来则照,物去不留,不排斥,也不执着,所谓“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中庸》上讲“不诚无物”便是同理,所谓诚,就是致良知,只要对自己真诚,其实就是不违背良知。若用良知照物,则物在;倘若私欲遮蔽了良知,就如同镜子被尘垢所盖,万物无法映照,则似无物,故言“不诚无物”。

所谓“心外无物”,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只要我没有用心,则外物与我无干。比如,程颢和程颐两兄弟,前者是心学家,后者是理学家。一次朋友在船上设宴招待他俩,并找了几个妓女作伴。程颐感觉有背礼法,转身就走,程颢却表现得若无其事。第二天,程颐跑到程颢房间,指责老大不应该同流合污。程颢却说:“昨日船中有妓,我心中无妓;今日房中无妓,而你心中有妓。”

因此,心外无物更多是在强调一种“任你东南西北风,我独岿然不动”的精神气象。虽然说程颢似乎比弟弟程颐境界更高点,但我们应该有自知之明,“心中无妓”不是装出来的,必须是修出来的。倘若境界不够,还是老老实实学学程颐吧,毕竟人家最后确实也修成正果了。

六.四句教

王阳明五十六岁被朝廷派去广西剿匪,临行前,弟子钱德洪与王汝中前来请教“四句教”的问题,因为他俩在对四句教的理解上产生了分歧。所谓的四句教即是: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王汝中认为:“四句教的主张恐怕不是究竟话头,若说心体无善无恶,意应该也是无善无恶的意,知亦是无善无恶的知,物也是无善无恶的物。若说意有善恶,心体必定也有善恶存在。”

钱德洪则认为:“心体是天命之性,原是无善无恶的。而人有习气,意念上自然有善恶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正是要去除私意,复归那无善无恶的本体。若意原无善恶,就用不着下功夫修行了。”

王阳明听后说到:“你们两个的见解都有道理,只是需要相互借鉴,不可各执一边。汝中所言,仅针对利根之人,直从本原上悟,一悟本体,则内外俱透,自然皆无善恶。而德洪之见,是接次等之人。普通人难免有习气在,本体受蔽,故且教其在意念上为善去恶。待功夫纯熟,渣滓去尽,本体自然显现。”

过了一会儿,王阳明又特别强调到:“往后与朋友讲学,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此原是彻上彻下的功夫。利根之人,寥寥无几,就连颜回、程颢都不敢承当,岂可轻易示人?大部分人多少都有习气尚在,不教他在良知上落实为善去恶的功夫,只去悬想个本体,毫不务实,只是流于空谈罢了。这可不是小问题,不可不早点给你们点破。”

由于王阳明师徒三人是在阳明宅院的一座小桥之上讨论四句教,这座小桥又叫天泉桥,史称这次事件为“天泉证道”。稍微懂点禅宗的人,大概已经从钱王二人的争论中看出端倪了。钱德洪实际上就相当于神秀,注重“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王汝中则相当于慧能,强调“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而王阳明最后特别警告他们,他的四句教本来就是三根普被,利钝全收的,千万别随便解释成王汝中那种“内外皆无善恶”。因为像那种“直指人心,见性成圣”的利根之人,非常少见,就连颜回和程颢都不敢承当。一旦将此“高论”轻易示人,难免流于虚浮,走入歧途。

用佛家的话说,就是搞成了“狂禅”,即说得很玄妙,却毫无道行。王阳明所担心的事情后来果然发生了,以王汝中为首的这一派王学大都成了“狂禅”,为人所不齿,对王学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故我辈当以此为戒,应有自知之明,修行须务实奋进,方可得真实利益。

关于四句教的解释本来就非常清晰明了,我就不故弄玄虚了,直接简单翻译一下:心的本体是无善无恶的,起心动念以后就有了善恶,而我们的良知自然会明辨善恶,为善去恶就是格物的功夫。

时势造英雄,而王阳明不属于任何时代,他的心学智慧你不懂!

其实心之本体就是良知,那为什么说良知是无善无恶的呢?原因很简单,假如良知有善有恶,就好比镜子上有了灰尘,是无法真正知善知恶的。就好像托盘秤上本身就有东西,那就称不准其他物体的实际重量了。所以假如不去掉我们私欲,就看不清世间的真相。

既然良知没有善恶,为什么顺着良知就能为善去恶呢?实际上良知是一种超越善恶的状态,无论是道也好,佛性也好,良知也罢,其实都是超越了二元对立,进入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永恒状态。

而良知虽无善恶,却是同体大悲的。就像王阳明所说的“万物一体”观念: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

因此良知所发,只是一种万物同体的慈悲,圣人不过率性而为,并不觉得自己是在行善,而展现于外者,人皆谓之善。也可以说,良知其实就是儒家讲的“至善”,所谓“至善无善”。孔子七十岁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一种“至善”的状态,达到这种状态,只是率性而为,并无善恶之别,而所行于世人观之,却无不是善。

心学对我们有什么用呢?——强大内心的终极武器!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很多人都在追逐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慢慢地不能控制自己,在迷茫中度日,却又每日哀怨,最终无所得,而郁郁寡欢。拥有一个强大的内心,坚定自己的选择,坚持自己要做的事,追求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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