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讲述明代心学之前，先简单介绍一下过渡期的元代心学。心学，或者说儒家心传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华文化没有间断的证明。 南宋后期，程朱理学已经获得统治地位。中原文化也影响了北方各族，辽、金两国都设国子监和各级学府，以儒家经典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元代时期各级学校也以“四书五经”为基本教材，还在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规定科举考试以朱熹的注释为标准。元代主要大儒有赵复、许衡、刘因、吴澄等，他们尊崇朱熹，亦不排斥陆九渊。学说上承宋、下启明，功绩不可磨灭。赵复（生卒年不详）强调“道统”说，认为“道统”高于“皇统”。这是超越民族的界限的思想，表明儒者能够在异族统治下从维护中原传统文化的原则出发，“从道不从君”。许衡（1209—1281)长期担任国子监祭酒，对儒学的传承和宣扬起到很大的作用。他用“理一分殊”来说明人性，“仁义礼智信”是“本然之性”，是每个人都一样的，是“理一”。“贫富贵贱”是“气禀之命”，人们各有不同，是“分殊”。他认为“知”“行”是两回事，人们应该“真知力行”，“知行并进”。他强调“治生”，人必须在农、工、商中选择其一来作为经济生活的保障。“治生”观点在明清时期影响较大，《传习录》记载王守仁与学生谈论到这个观点。刘因（1247—1293)认为宋代理学家的议论来源于汉唐儒者对六经的注释，因而理学本于六经。他提出“古无经史之分”、“经皆史”的著名观点。经源于史，但经过孔子的选择、删定、修改、注释和传述，才被人们尊奉为“经”。他强调“天道生生”，认为事物的生成和毁灭就是代谢，无论自然界还是人类世界都是如此，生成和毁灭的代谢是“理”和“势”互相作用的结果。吴澄（1249—1337)是朱熹的四传弟子，有和会朱陆的倾向。他在穷究儒家经典特别是“五经”的同时，又认为追求五经不如“反之吾心”，方法是“主一持敬”。强调“德性之知”和“见闻之知”的统一，他说：“盖闻见虽得于外，而所闻所见之理则具于心；故外之物格，则内之知致。此儒者内外合一之学。”朱熹理学在明代更受尊崇，不仅是科举考试的标准，还是国家哲学。明儒也不再获得宋儒那种君臣共治的地位，沦为皇家的打工人。明代前期，儒者们的著述也都以解读朱熹作品为主，进入“六籍无光辉”的时期，直到明代心学先驱的横空出世才改变这种局面。明代心学（狭义）有三大代表人物，分别是陈献章（白沙），湛若水（甘泉），王守仁（阳明）。明代心学（广义）有三大方向，分别是主体性道德担当（陈献章、王守仁）、客观性物理主义（罗钦顺）、两者的结合（湛若水）。客观规律也是为人心所认识的，所以说客观性物理主义也是广义的心学的一部分。不过，在当时，罗钦顺与王守仁湛若水都有激烈讨论。有人还认为，正是与罗钦顺的讨论，促使王守仁良知学说的产生。湛若水试图把客观性物理主义和主体性道德担当结合起来，一方面有其超前性、超越性，另一方面又是极其困难的工作，还会影响到自身的学说没有那么鲜明的特色。不过，湛若水的努力既是天人一理、天人合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又足以昭示后世。无论是挑战朱熹还是抒情主义、高扬主体精神来看，王守仁的阳明心学当之无愧是明代思想的代表。 孔子有教无类使教育从贵族走向平民，热衷讲学的明代心学大儒继承孔子的精神，让儒学在明代前所未有的亲民。如果说宋代心学是士大夫的心学，明代心学则是所有人的心学。“天理”、“良知”、“初心”等概念成为后世的日常用语，心学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别号龙门子，祖籍金华潜溪（今浙江义乌）。元末明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思想家，与高启、刘基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被明太祖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 在学术上调和朱陆，宋濂还使用“心学”一词。对于“吾身之心”，称之为天下“至宝”，因而人“心中自有圣人”，不劳外慕，关键在于如何去“识心”、“明心”。而“识心”、“明心”的方法则为不断克除“人伪”，做到“存心”。克除“人伪”之法又在于学，学的内容就是记录圣人之心的六经。他在《六经论》提出：“六经皆心学也，心中之理无不具，故六经之言无不该，六经所以笔吾心之理者也。是故说天莫辨乎《易》，由吾心即太极也；说事莫辨乎《书》，由吾心政之府也；说志莫辨乎《诗》，由吾心统性情也；说理莫辨乎《春秋》,由吾心分善恶也；说体莫辨乎《礼》，由吾心有天序也；导吾民莫过乎《乐》，由吾心备人和也。人无二心，六经无二理。因心有是理，故经有是言。心譬则形，而经譬则影也。”这就是说，心具备众理，儒家经典与心是影子和形体的关系，没有心就没有经典，六经讲的都是心学。宋濂的心学观不同于陆九渊的“心即理”，也不同于朱熹的“性即理”，而是出于两者之间，是元代以来朱陆合流思想思潮的代表。曹端（1376—1434），字正夫，号月川，河南渑池人。他天资聪慧，20岁时就决心以弘扬儒学为己任，宗朱子，推崇儒家的入世精神，对佛老二氏评判甚多，认为佛家之空非伦常，道家之虚非本性。 曹端把自己的道德修养方法称为“事心之学”，重视心之未发时的“预养”功夫，指出其诀要是“诚”、“敬”，与陆九渊的“发明本心”之说有相似之处。他的学说虽然总体上还是以程朱理学为主，不过已经不局限于程朱理学而在心学上找出路。宋儒所言，从修身到治国，心法是一脉相承的。他在《存疑录》中说到：“惟濂洛关建大儒，真得孔孟宗旨，传帝王之心法，发天地之精蕴。”曹端之后，北方又有一位大儒闻风而起。薛瑄（1389—1464），字德温，号敬轩，山西省河津县里望乡平原村（今万荣县里望乡平原村）人。他为官多年，不过更喜欢讲学，追随者甚众，形成明代第一个有影响力的地方学派——河东学派。 人伦道德和自然物理有什么关系？在重视道德实践的薛瑄看来，两者并非二理，统一于性，“天下无性外之物，而性无不在”。仁义礼智就是性，遵循这个道德本性践行就是道，行道有得于心就是德，用心尽性就是忠。他说：“仁义礼智即是性，非四者之外别有一理为性也。道只是循此性而行，非性之外别有一理为道也。德即行此道而有得于心，非性之外别有一理为德也。诚即是性之真实无妄，非性之外别有一理为诚也。忠即尽是性于心，非性之外别有一理为忠也。”另一方面，薛瑄把“穷理”区分为“穷人之理”和“穷物之理”。“人之理”指人的道德本性，“物之理”指事物的本质。他认为朱熹只是穷物之理，忽略了穷人之理；陆九渊只是穷人之理，忽略了穷物之理。穷理并不保证能够道德践履，因而必须以“主敬”为大头脑。薛瑄还发挥“心统性情”说，提出心有动有静，心对性情的动或静都统。“心统性情之静”时要保持心的“中正”免受情感的干扰；“心统性情之动”时要规范引导情感，使心的“中正”不发生偏差。薛瑄在北方讲学的同时，南方亦有一位大儒在讲学。他的“崇仁学派”与“河东学派”一南一北，都是当时朱子学的大宗。吴与弼（1392—1469），字子傅，号康斋，明崇江西省仁县莲塘（今抚州市崇仁县东来乡）小陂人。虽然家里世代为官，他读了朱熹所编的《伊洛渊源录》后，感叹“睹道统一脉之传”，便立志于道学，继而放弃举业，专心钻研儒学。吴与弼桃李满门，学生以陈献章、胡居仁最为有名。
吴与弼认为自己的气质“偏于刚忿”，希望使心气归于平和。他总结经验，指出人要克服性急好怒使心态平和，就要做到“七情不可所”（情感不能执着在固定的事物上）和“以理处之”（以天理为原则处理事物）。明代儒者注重内心体现、追求洒然境界正是从吴与弼开始的。他又提出“洗心”说，指出心体是神妙而明净的，但是气禀和欲望给心体带来污垢，不要这些污垢“洗去”心体就会物化，所以必须要把这些污垢洗去。吴与弼称“洗心”是“寻向上功夫”、“圣人之心精”，要诀是“敬义夹持”。他又说：“圣贤教人，必先格物致知以明其心，诚意正心以修其身。”“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至文成而后大。”这句话出自黄宗羲的《明儒学案》的“白沙学案序”，意思是说明代理学，在陈献章（白沙）才转入精微，到王守仁（文成）才发展壮大。陈献章（1428—1500），字公甫，号石斋，因曾在白沙村居住，学者称白沙先生，广东新会城北圭峰山下都会村人，广东唯一一位从祀孔庙的大儒。岭南，在古代是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它有一种有别于中原地区的文化，因而让明代学术“始入精微”的大儒出现在岭南有其必然性。经历两次会试落榜之后，陈献章做出一个重大决定：放弃科举，一心圣学。27岁那年，他前往江西向吴与弼求学，可是还觉得没有什么得着，对“道”还是茫然，于是向吴与弼告辞。回家后，陈献章闭门读书，有一天大悟：“夫学贵自得！”他指出朱熹的读书方法是给人心加担子，是“繁”，他想到了一个“约”的办法：静坐。对于静坐的效果，陈献章说：“久之，然后见吾心此心之本体隐然呈露，常若有物。”陈献章又总结道：“为学须从静中养出个端倪来。”此后，他开始讲学，名气迅速传播，求学者不绝。明神宗万历二年（1574年），朝廷诏建白沙祠，并赐联曰：“道传孔孟三千载，学绍程朱第一支。”陈献章没有专门的著述去讲自己的宏论，不过他爱写诗，而且爱写“道学诗”。所谓“道学诗”，即把哲理融汇于诗中，陈献章的思想表达于其大量的诗作中，以道为诗，以诗为教，是名副其实的诗人哲学家。他认为心不要滞在一个念头、一个事物上，这种境界叫做“自然”，并认为自然即天之理，由此提出学以自然为宗的思想。他常说到“道”，认为“道超形气”又强调“道通于物”，即是说，无形的“道”超越于有形的气之上，不过“道”还是要通过具体的物表现出来。白沙心学与陈献章的性格一样，自然洒落。心地要宽平，识见要超卓，规模要阔远， 践履要笃实。夫学贵自得也。自得之，然后博之以载籍。则典籍之言，我之言也。圣人之学唯在心学，非得之书也，得自我者也。盖以我而观书，随处得益；以书博我，则释卷而茫然。为学当求诸心必得。所谓虚明静一者为之主，徐取古人紧要文字读之，庶能有所契合，不为影响依附，以陷于徇外自欺之弊，此心学法门也。一洗天地长，政教还先王。再洗日月光，长令照四方。洗之又日新，百世终堂堂。文章、功业、气节，果皆自吾涵养中来，三者皆实学也。君子一心足以开万世，小人百感足以丧邦家。何者？心存与不存也。胡居仁（1434—1484），字叔心，号敬斋，余干县梅港（现属江西）人，也是热衷于讲学的大儒。他饱读儒家经典，认为学习是为了提高自己，并非为了求取功名求闻达，早年就放弃科举。胡居仁尊崇程朱理学，尤其服膺程朱的主敬学说，还把自己的书斋称为“敬斋”。他的日常生活都以敬为指导，衣冠仪容端正，进退循规蹈矩，一本正经的他与自然潇洒的陈献章刚好形成对比。胡居仁对朱熹格物所有所发展，认为应该在主体道德精神的主导下格物致知，那么“天地山川，禽兽草木”以及日月寒暑、古今风气等自然和人类社会事物都会以“仁义礼智，浑然全具于吾心”要把握紧道德主体性，而不流于泛泛研究事物，要诀在于“主敬”，最终达到“心与理一”。他说：“主敬是有意，以心言也；行其无所事以理言也。心有所存主，故有意；循其理之当然，故无事。此有中未尝有，无中未尝无，心与理一也。”在中国心学要到达巅峰的时候，出现了强力的批评者，他就是明代程朱理学、气学的代表人物罗钦顺。《明史》记载，在明代天下言学者，不归王守仁则归湛若水的时期，独守程朱不变的人，只有罗钦顺与吕柟二人。罗钦顺（1465—1547），字允升，号整庵，汉族，泰和县上模乡上模村人，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吏部尚书。他反对把理、气看做是两种事物，认为理不是一物、不是一个实体，而认为“理只是气之理”，理只是气的属性。因此，罗钦顺扬弃了朱熹“理一分殊”之说，提出“气一则理一，气万则气万”的观点，理就在气的聚散中，而不是在气之上有聚散之理。原来，儒家所讲的“理”，包括道德之理和自然之理。罗钦顺把理视为自然生化之理，等于否定有超然性道德之理的存在，也没有注意到两者的区别，只是强调理只有一个。把心学一律视为禅学，罗钦顺在《困知录》中对陆九渊、陈献章、湛若水、王守仁等多家心学都作出批评，把心学排除于理学之外。他说：“近世道学之倡，陈白沙不为无力。而学术之误，亦恐自白沙始。”所谓心即理，是受了禅宗的影响。格物是格天下之物，不只是格此心；穷理是穷天下事物之理，不只是穷心中之理，内外合一才是完整的格物。王守仁把“物”解释为“意之用”，把格物解释为格心，是“局于内而遗于外”，不能表达格物的广泛含义。罗钦顺曾诘问王守仁，人怎样去正山河草木？他也反对湛若水调和程朱理学和心学，对“湛元明议论多持两端”表达不满。不过，正是这样一个对手，对湛若水王守仁的心学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罗钦顺还是极力辟佛的儒者，认为佛学对“心”有一定的认识，不过却不能认识“性”，所以佛学教人舍弃所以物象，佛学所讲的“空”其实就是“虚”而已。佛家的“明心见性”与儒家的“尽心知性”“相似而实不同”，佛家的“明心见性”是落空了、舍弃了物，而儒家的“尽心知性”是切实的，与万物同体。湛若水（1466-1560），字元明，号甘泉，广东甘泉都沙贝村（今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人，明代著名的大儒、哲学家、教育家、政治家、书法家，曾任南京国子监祭酒，官至南京礼、吏、兵三部尚书。75岁致仕后，他专注于教书育人长达二十年，平生所建书院约四十所，弟子近四千人。甘泉心学以“随处体认天理”为宗旨，提倡“知行并进”、“串珠治学”，创立的“甘泉学派”成为明代学术的一大派别。湛若水与王守仁相约共倡圣人之学，两家学说被并称为“王湛之学”。著有《二礼经传测》《春秋正传》《古乐经传》《圣学格物通》《心性图说》《白沙诗教解》等，有《湛甘泉先生文集》传世。湛若水是明代天理之学的代表，作为心学大师，又发展了程朱理学的天理说，甚至可以说是明代天理之学的代表人物。朱熹后人修族谱，也邀请湛若水作序。在他的“大心说”中，心首先是天理化的“大心”，是万事万物的本体，这个大心禀赋于人身上就是本心。湛若水又作《心性图》，说明心包容宇宙贯穿万物，心是宇宙根源也是生命本质，心是开端也是终结，循环不息。甘泉心学又强调“合一”，心与宇宙万物是一个整体，宇宙间只是一气、一理、一心，三者“通一无二”。随处体认天理提出后，湛若水一直围绕这个宗旨讲学，并不断加以深化。他认为，心是一个整体，浑然为一，无始无终。感应之处就是初心，寂静和感应都是心。心在未发和已发时都持续用功才能叫做随处体认，一直坚持，就能感悟天地之心。除了道德涵养层面，随处体认天理也包括在“主敬”中探索自然、发展实务的内容。他强调“理无内外”、“内外合一”，即知自己也知外物，并且把两者结合起来。德性上的探求，如果用朱子的道问学的方法来做，会有所不及；但如果纯粹用阳明心学方式来探求，需要具有非常高明智慧的人才能做得到，不然容易流弊于狂妄空谈。湛若水希望把主体性道德担当和客观性物理主义两个方向结合为一，又认为儒者应该努力学习具体知识技能，这显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不断深化的事情，因而经常强调“知行并进”。湛若水认为获取知识应该自得于心、融会贯通，才是有用，而不是单纯地无限制增加知识，造成内心闭塞。天理者，吾心本体之中正也。一则存，二则亡，觉不觉而已。心也者，与天地万物一体者也，是故随时随处化化生生，无非此心之充塞，是故无物而不流通也，无时而不流通也。性者，天地万物一体者也；浑然宇宙，其气同也；心也者，体天地万物而不遗者也。性也者，心之生理也，心性非二也。故心也者，包乎天地万物之外，而贯乎天地万物之中者也。中外非二也，天地无内外，心亦无内外，极言之耳矣。知觉者心之体也，思虑者心之用也。灵而应，明而照，通乎万变而不汩，夫然后能尽心之神，明照而无遗，灵应而无方。心之官则思，思者，心之知觉也。非敬则思或邪焉。敬也者，思之规矩也，故君子慎思。敬义非二也，在心为敬，在事为义，敬义并行，心事合一。随静、随动，随寂、随感，随造次颠沛，随家、随国、随天下，随患难、随夷狄，随跬步之内、随千万里之外，无非此心中正之规，天理自然之体，不离乎勿忘勿助之间。握其机者谁乎？心也。宇宙间一气而已。自其一阴一阳之中者谓之道，自其成形之大者谓之天地，自其主宰者谓之帝，自其功用者谓之鬼神，自其妙用者谓之神，自其生生者谓之易，自其生物而中者谓之性，自其精而神、虚灵知觉者谓之心，自其性之动应者谓之情，自其至公至正者谓之理，自其理出于天之本然者谓之天理，其实一也。欲立欲达，圣人之本心也；不启不发，圣人之无情也。其并行不悖乎！启发应乎愤悱，是故圣人顺物之情而无情。盖人心之于事物，其病有二：只是一忘一助而已。惟读书时，无在而无不在，即是勿忘勿助之间，便须自得。自得者，得自我也，非得于书也。因书以警发耳。王守仁（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明代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教育家。他被誉为心学的集大成者，以“致良知”为心学宗旨，心即理、知行合一、万物一体等学说也影响甚广。十二岁时，王守仁问私塾老师“何为第一等事”，老师回答是“惟读书登第耳”。父亲已经是状元，王守仁也见过没有进入仕途却德才兼备的贤士，于是提出另一个答案：“登第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此后，王守仁在文化海洋中不断遨游、汲取、求索，经历一次次彷徨和怀疑，又不断回归儒学，成为后世佳话。明孝宗弘治二年（1488年），新婚不久的王守仁与妻子回乡途中拜访大儒娄谅，得到“圣人可学而致之”的启示。王守仁于是专心求成圣，在书上读到朱熹“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就对着竹子“格竹”，只是几天下来，不仅没有格出什么道理，自己还生病了。自此，王守仁对朱熹的学说产生怀疑。又经历佛道两家的学习，他回到儒家专心研究周（敦颐）程（颢）之学。弘治十八年（1505年），三十四岁的王守仁公开讲学授徒，并与湛若水一见定交，在儒学革新的路上获得一个有力的盟友。被贬到贵州龙场驿是王守仁的人生转折点，某天晚上，他忽然大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他应邀主讲贵阳文明书院，首次提“知行合一”之说。知行合一针对当时知行分离、知而不行的弊病因病而药，具有“为善”和“去恶”两层含义。知道应该去做而不去做，这就是知而不行，这不是真正的知道，王守仁说：“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又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和行本是一体，知只是开端，只有落实到行，知行本体才是完整的。他就知行合一的去恶含义指出：“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人有恶念，虽然没有去实行，但是不注意去克制的话，久而久之，恶念便会不断增加，继而影响人的心态和行为。因此，王守仁把格物解释为“正念头”，知行合一就是把不正的念头归之于正。“知是道德认识，行是道德实践”，这是理解知行合一的关键。为了推行自己的学说，王守仁从《大学》古本入手，提出“亲民”不用改为“新民”。王守仁亲民与朱熹新民，被认为是明代理学与宋代理学之异的一个象征。有一次，阳明与人同游，友人指着岩中花树问：“天下无心外之物，那么，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与我的心有何关系？”阳明答：“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你的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的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懂得此花，不在你的心外。”是的，没有观察者，花还有什么意义，宇宙万物还有什么意义？正德十六年（1521年），五十岁的阳明在江西创“致良知”之教。对于阳明来说，“致良知”并不只是一个学术思想，而是“从百死千难中得来”，有行军打仗、政治斗争的种种磨炼。“致知”出自《大学》，阳明认为这个两个字是“千古圣学之秘”。当代学者余英时认为：“阳明'致良知’之教和他所构想的'觉民行道’是绝对分不开的。这是他在绝望于'得君行道’之后所杀出的一条血路。'行道’而完全撇开君主与朝廷，转而单向地诉诸社会大众，这是两千年来儒者所未到之境，不仅明代前期的理学家而已。”晚年，王守仁提出“万物一体”。“一体”有一个次第，即是从一身再到家、国、天下、万物；也不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而是今天见良知在此，就把良知扩充到底，明天也是见良知在此，就把良知扩充到底。如此，人与万物一体就是“致良知”这个工夫逻辑上的终点。王守仁特意在“致良知”中加一个“极”字成“致极良知”，表示致良知至极限、最高境界。他说：“只发《大学》万物同体之旨，使人各求本性，致极良知。”?王守仁是一代大儒，又有平宁王定广西的丰功伟绩，公文为我们展示了他作为官员、统帅另一面。平乱，是他的事上磨练，平乱中的判断的抉择，平乱后的心态和施政，至今仍然能够给予我们启发。破山中贼易，说的是功绩；破心中贼难，说的是功夫。平作乱，是一时的功绩；去人欲，是每念的功夫。心不是一块血肉，凡知觉处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视听，手足之知痛痒，此知觉便是心也。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无善无恶者理之静，有善有恶者气之动。不动于气，即无善无恶，是至善。至善者，心之本体。本体上才过当些子，便是恶了。不是有一个善，却又有一个恶来相对也。故善恶只是一物。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良知之外别无知矣，故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我辈致知，只是各随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见在如此，只随今日所知扩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开悟，便从明日所知扩充到底。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圣人无所不知，只是知个天理；无所不能，只是能个天理。圣人本体明白，故事事知个天理所在，便去尽个天理。不是本体明后，却于天下事物都便知得，便做得来也。圣贤之学，心学也。道德以为之地，忠信以为之基，仁以为宅，义以为路，礼以为门，廉耻以为垣墙，《六经》以为户牖，《四子》以为阶梯。吾辈通患，正如池面浮萍，随开随蔽。未论江海，但在活水，浮萍即不能蔽。何者？活水有源，池水无源，有源者由己，无源者从物。故凡不息者有源，作辍者皆无源故耳。素富贵，学处乎富贵；素贫贱患难，学处乎贫贱患难；则亦可以无入而不自得。在明代天下言学者，不归王守仁则归湛若水的时期，还有这样一个现象：学于湛者，或卒业于王；学于王者，或卒业于湛。曾经有人问一个先后从学于两家的学子：“湛王两家的学说有所不同，为什么要从学两家呢？”那个学子回答说：“正因为两家的学说有所不同，才从学于两家，如果两家所讲是一样的，才没有必要从学于两家。”先后从学于湛、王两家的学子，大都有调和两家学说的倾向。只是从学于湛或只是从学于王的学子，也大都不固守师说，而是各有发挥。湛若水的人中比较著名的吕怀、何迁、唐枢都没有固守师说，而是“大约出入王、湛两家之间，而别为一义”。湛若水的得意门生洪垣，“则主于调停两家，而互救其失，皆不尽守师说也”。曾汝檀，福建省漳平县和睦里(今福建省新桥镇)人,是湛若水的学生中，最为笃信湛若水学说的其中一个，他的学说以“戒惧慎独”为本，著有《心源问辩录》。湛氏门人不及王氏门人兴旺，明代后期大都流入王学，为学派衰微一大原因。王道（1476—1532），字纯甫，号顺渠。武城（今属山东）人官至南京户部右侍郎、南京国子监事，著有《顺渠先生文录》。初学于王守仁，后师事湛若水。他怀疑王守仁的“致良知”之说，认为“良知止是情之动，未动前头尚属疑”，以剬求之心的为学之道，“是几执一而废百矣”。王守仁的弟子、后学遍布全国，由于各地的文化、各社会阶层的观点不同，加上许多学者不是希望传承王学而只是想从王学中找到解决自己问题的东西，因此，王守仁死后，其弟子、后学分为八派。王门八派包括泰州学派、止修学派、浙中王门、江右王门、南中王门、楚中王门、北方王门、粤闽王门。以王门命名的王门派别，其学说即使有不同，不过还是属于王学范畴，而泰州学派、止修学派则超出了王学范畴。泰州学派是王门八派中最有影响力的派别，泰州学派的学说甚至成为晚明的显学，其创始人是王艮。王艮（1483—1541），初名银，王守仁替他改名为艮，字汝止，号心斋，泰州安丰场（今江苏东台安丰）人。王艮十九岁时想到“夫子亦人也，我亦人也，圣人者可学而至也”，于是发奋读书。他不喜欢拘泥传注、不因循师说，看重个人心得，奠定了泰州学派的思想特色。因为出生于贫困家庭，后来又从商，王艮强调日用，认为“百姓日用是道”，自己的学说是“百姓日用之学”。他缺乏儒学的道统观念，对佛老也不排斥，使泰州学派充满异端色彩。泰州学派较著名的门人有颜钧（字子和，号山农）、罗汝芳（字维德，号近溪）、何心隐（字柱乾，号夫山）等。止修学派以“止修”为宗旨，故而得名，其创始人是李材，字孟诚，号见罗，丰城（今江西丰城县）人。李材认为“我”才是本体，“知”不是，因而舍弃王守仁的致良知之说，而立止修为宗旨。止即“止于至善”，修即“修身”。《孟子》讲“性善”、《大学》讲“至善”、《中庸》讲“明善”，其主体都是“善”而已，所以“不知止于至善，则不能修身”。王守仁晚年在天泉桥对其弟子钱德洪和王畿讲授了“四句教法”，两名弟子对四句教有不同的理解。钱德洪（1496—1574）认为，心体原来无善无恶，不过受习气感染久了，意之动就会有善有恶，为善去恶，正是回复本体的功夫，如果能够直接察见本体的无善无恶，便无需涵养功夫，只是察见即可。王畿（1498—1583）则认为，心体既是无善无恶，那么意、知、物必然无善无恶；如果说意有善恶，毕竟心体上还有善恶存在。王守仁认为两位弟子各有偏颇，说：“汝中须用德洪功夫，德洪须用汝中本体，二君相取为益，吾学更无遗念矣。”钱德洪“主修”，重视涵养功夫。与钱德洪一样重视涵养功夫的王门著名弟子有邹守益、欧阳德、陈九川等人，他们可称为王门的“功夫派”。王畿晚年推崇佛教，把良知当作佛性看，使其学说渐失本旨，离儒入佛、流入于禅。在王畿看来，儒学与禅学、俗学本质是一样的，只是儒学中正，禅学过了，俗学不及。他主张良知原是当下现成的，只要时时保任良知的一点虚明，无须学习思虑，便是致知。王守仁还只是“正念头”，王畿却以“无念”为宗。黄宗羲评价王畿之学是“茫无把柄”，又指出：“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泰州学派混同佛老、过于平民化，浙中王门更是直接入禅，毫无实学功夫，王学因此而渐失其传。李贽（1527—1602），字宏甫，号卓吾，福建泉州人。万历中为姚安知府，不过很快弃官。他在湖北麻城讲学时，从者数千人，其中还有不少妇女。深受泰州学派影响，以孔孟传统儒学的“异端”而自居，一般儒学史、理学史也会把李贽排除在外。晚年往来南北两京等地，从男尊女卑到贪官污吏，李贽对封建社会大加批判，最后被诬下狱，自刎死于狱中。史学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的最后一章专论李贽说：“李贽的悲剧不仅属于个人，也属于他所生活的时代。传统的政治已经凝固，类似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的新生命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孕育。社会环境把个人理智上的自由压缩在极小的限度之内，人的廉洁和诚信，也只能长为灌木，不能形成丛林。”李贽倡导“童心说”，其要义就是“真”，认为“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这个真，与封建社会充斥的各种假截然对立。阳明心学特别是泰州学派带来冲破名教束缚、个性解放的社会风气。饮食男女、七情六欲就是“人伦物理”，他说：“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仪可止也。”刘宗周（1578—1645），字起东，学者称蕺山先生，绍兴府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年轻时师从当时著名学者许孚远。许孚远(1535—1604)，字孟中，号敬庵，德清县（今浙江省湖州市德县）乌牛山麓人，早年受学于湛若水的弟子唐枢。唐枢没有守师说，许孚远也没有，其学说主讲“克己”。因为当时王门后学极盛，许孚远“笃信良知，而恶夫援良知以入佛者”，致力于对阳明后学弊病的修正。许孚远对刘宗周的学术道路有很大影响。刘宗周强调“慎独”，与许孚远主讲的“克己”可谓一脉相承。万历四十年（1612年），刘宗周受到推荐官复原职，上京途中于无锡拜访了名儒、东林书院创建人之一的高攀龙，两人讨论涵养功夫、儒佛异同等问题，一见定交。两年后，他由于不满朝政与被弹劾，因而请假回乡闭门读书。自身遭遇让他得出“世道之祸，酿于人心，而人心之恶，以不学而进”的结论，因而悟出“天下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学”，并作了《心论》。刘宗周于万历四十二年的在家所悟与王守仁的龙场悟道，其过程与结果都非常相似，都是初入仕途且大有抱负，却受重大的打击，之后在落魄、困苦的处境中悟到了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因此，刘宗周在四十九岁时读王守仁的著作便信之不疑，认为确实是圣学。不过，他也没有盲信，认为王守仁在有些问题上语焉不详可能导致后学者误入歧途。明朝灭亡后，刘宗周一直为光复大明而努力，直到清顺治二年（1645年），见大局已定，便绝食而死。他对于王门后学的流弊深恶痛绝，曾专门写文章驳斥王畿《天泉证道记》中的四无之说，临终前还说：“若良知之说，鲜有不流于禅者。”“意”是刘宗周的“慎独”宗旨核心内容。这个“意”不是人应物、有善有恶的意念，而是人天性的、内在的善的意向，“诚意”即让人遵循本性的向善之意，是“慎独”最根本的功夫。他相信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是殊途同归的，从而提出以“慎独”为宗旨的学术思想，希望结合两派的优点。宗周之学最后归于“合一观”，认为二程分内外、朱熹分动静阴阳、王守仁说有无，都是功夫上的支离，不仅内外、动静、阴阳、有无，心性、理气、道心与人心都是“合一”的。他说：“理即气之理，断然不在气先，不在气外。知此则知'道心’即人心之本心，义理之性即气质之本性。”这就是说，区分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是不对的，人只有气质之性。从“慎独”和“合一观”看来，宗周之学无疑是甘泉心学的延续。作为宋明理学的殿军，刘宗周承前启后，对清代浙东学者影响犹大，被誉为明代最后一位儒学大师。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梨洲，浙江余姚人，明遗民。黄宗羲师从刘宗周，学术上又有汇通各家的倾向，曾说：“学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乃不为迂儒。”抗清失败后，专注于著述，有《宋元儒学案》《明儒学案》《明夷待访录》等作品传世。黄宗羲主阳明心学，又认为致良知应该从慎独入手。他主张学问要能实践，反对束书空谈，不满王学末流入禅。读书应该与求心结合，他说：“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读书多而不求于心，则又为伪儒矣。”图片来源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