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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一个政治局面动荡的社会，战乱频仍。魏晋玄学是这一时期儒家传统思想的独特表现。此外，随着乱世，宗教作为重要的精神寄托，得到了在两汉时方兴未艾时所未有的空前发展，主要是外来宗教佛教和本土宗教道教。而面对南北方都大兴佛教的历史背景下，又有一些敢于挑战宗教，驳斥所谓轮回说的思想，以南梁范缜的《神灭论》为代表。 魏晋玄学 随着东汉王朝的衰落与崩溃，儒家思想受到打击，这对于法家、名家、道家思想的传播有一定的益处。魏文帝时刘劭著《人物志》一书，以名家、法家立言，杂糅了道家思想，对魏晋玄学的产生有很大影响。 儒家哲学中的《易》学，在曹魏时期出现了新的探讨，促进了玄学的形成。曹魏正始年间（240-249年），何晏（？-249年）、王弼（226-249年）等人研究老庄，用道家思想来解释《周易》，是为魏晋玄学的开端。这些人不再像东汉正统思想家一样以神学来解释天道自然之说，而是在唯心主义的范围内形成了所谓“贵无”的思想体系，认为万物的本体是“无”，圣人体法自然，应当无为，以“无”为本。王弼认为，名教出于自然，尊卑名分应反映自然。王弼、何晏企图用这种学说来调和儒道两家，并非主张背弃儒家。他们和其他的玄学家就哲学问题进行辩论析理，称为“清谈”。玄学家的著作也多采用问答辩论的文体。 王弼、何晏等人出自儒家，又向往老庄，企图显示其超脱世俗。由于玄学对于士族的官僚统治及其荒淫生活提供了辩护，又能够得到“高逸”的赞誉，因此对统治者极为有利，短时间内玄学就蔚然成风。 高平陵之变之后，何晏等名士被杀，王弼英年早逝。司马氏自认为是儒家的卫道士，不断党同伐异。于是就出现了以嵇康（223-262年）、阮籍（210-263年）为代表的反对名教的玄学家。 司马氏标榜名教，大杀异己，准备取代曹魏，这使得原本推崇儒家的嵇康、阮籍都大为反感。他们相率以老庄为师，玩世不恭，独尚自然，反对名教。嵇康主张无为而治。阮籍更认为：
《阮籍集》 尽管他们的思想中有颓废的一面，但冲击了儒家的教条，揭露司马氏的虚伪性。尽管二人对现实政治表现得很谨慎，但嵇康仍因非毁名教及欲助毌丘俭反叛的罪名被司马氏所杀。 明仇英《竹林七贤图》，图片来自网络。按竹林七贤为嵇康、阮籍、山涛、向秀、王戎、刘伶、阮咸七人，都是魏晋之际的名士。 西晋立国不久，上下矛盾尖锐，阮瞻、王澄、谢鲲等人继承嵇康、阮籍思想中颓废的一面，放荡不羁，长醉不醒，表现了士族名士空虚绝望的心情，代表了其最腐朽的思想。 西晋的玄学代表是向秀（227-272年）、郭象（252-312年）二人。向秀作《庄子注》，郭象更进一步，使得道家思想更盛。他们注《庄子》，在王弼、何晏的贵无思想上有新的发展，着重在否定客观规律、否定万物变化中的物质条件的作用。他们还主张名教即是自然，力图使儒道为一。这种观点还被运用到政治上，认为一切现存事物都是合理的，认为圣人虽在庙堂而心无异于在山林之中。他们认为这样的圣人就是帝王与权贵，也就是这些玄学家本身。 由于玄学是儒家哲学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因此老庄哲学一般是与儒家哲学相表里而非排斥。玄学为东汉时代僵化的儒家哲学赋以新的解释，刺激了哲学思想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玄学本来是士族地主的意识形态，反映了士族的腐朽。 玄学流行之时，也有人反对玄学。比如吴人杨泉著《物理论》，认为宇宙是由元气构成的。西晋名士裴頠著《崇有论》，认为万物的本体是“有”，“无”也是“有”的一种表现。鲍敬言提倡“无君论”，认为古代没有君臣，后来出现君臣制度后出现剥削，出现了百姓的反抗。鲍敬言理解了农民反抗封建统治的根源，但是却只寄幻想于“曩古之世”。 东晋时期，建康成为玄学的中心。东晋玄学吸收了很多佛教的学说。西晋时，有很多名士与僧侣交游，相互影响，因此出现了很多喜爱清谈的僧人。永嘉之乱以来，很多北方僧人南渡，与名士清谈。支遁（道林）善于清谈，被玄学家比作王弼、向秀。他与王羲之、谢安等士族交游，宣讲“色空”学说，同“有无”说一脉相通。到南朝，玄学与佛教作为两种士族的思想武器，结合更为紧密。 佛教 东汉以后，随着战乱的频繁，各族百姓精神无所寄托，而各族统治者则因为在兼并战争中胜败难料，都开始投身于对佛教的崇信中。加以玄学与佛教的关系紧密，也有助于佛教的传播。 三国时，西域僧人东来，至洛阳传法译经。颍川人朱士行远赴于阗（今新疆和田）求取般若经典。支谦、康僧会等人在江南译经。 西晋时，般若学说因与玄学相近，发展较为迅速。很多僧侣与名士一样钻研老庄，参与清谈。 十六国的北方各族统治者，企图以佛来作为统治汉人的精神工具，也企图在佛教中寄托在兴衰不常的战争中的幻想。各族百姓出家的数目日增，ta们被灌输佛教因果报应与轮回的思想，希望来世能够消除乱世中的痛苦。 后赵时，石勒、石虎崇信佛图澄（232-348年）。佛图澄是西域僧人，据说会巫术，用报应的说法劝石勒、石虎减少刑杀，帮助后赵统治者稳定政权。其弟子释道安（312-385年）通佛学、玄学、儒学，集般若、禅法大成。释道安后于东晋兴宁三年（365年）南下，与数百徒众整理佛教经典，编为《众经目录》，并制定寺院戒规。释道安又派弟子竺法汰到建康、释慧远到庐山、释法和入蜀地，在南方广泛传教。释道安后北上长安，在前秦苻坚的支持下进行译经工作。 释慧远（334-416年）大乘、小乘学说兼具，其影响与其师释道安一样都很大。 到东晋末刘宋初，竺道生（355-434年）在江南宣讲般若，提倡顿悟，并认为顿悟能够成佛。 十六国后期，龟兹（今新疆）高僧鸠摩罗什（344-413年）声名远播，后凉国主吕光把他强留在姑臧（今甘肃武威），后来又为后秦所邀到长安译经。鸠摩罗什译经主张意译，对翻译事业有所贡献。 随着佛教在内陆的发展，有很多中原僧人远赴印度西行求法，最有名的是僧人法显（334-420年）。法显等五人于后秦弘始元年（399年）从长安出发，经青海道入西域，逾葱岭，辗转至于北天竺（今印度北部、克什米尔地区一带）、中天竺（今印度中部）。法显在中天竺得到部分佛教经典，并学会了梵文梵语。法显又到师子国（今斯里兰卡）搜求经典，由海道回国，于义熙八年（412年）到达青州，次年到建康。法显译经共百余万言，他还将亲身经历的三十多国见闻写成《佛国记》（也作《法显传》）一书。《佛国记》不但记载了古代中外交通，还保留了很多今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的历史。法显以后还有很多僧侣西行，不少也到达天竺取得了佛教经典。 南朝时，很多帝王、士族都崇信佛教。例如谢灵运毕生谈佛。南齐竟陵王萧子良招致文人谈论玄、佛。梁武帝萧衍更是弃道归佛，亲自登坛讲演佛理，南梁之时南方佛教达于极点。梁代僧人释僧祐汇集佛教文献，编成《弘明集》；僧人释慧皎整理僧侣事迹，编成《高僧传》。 北魏道武、明元、太武三帝都信奉道教，太武帝还曾因在佛寺中发现兵器而下令灭佛（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但在此后，从文成帝开始，北魏诸帝开始崇信佛教，并在平城武州山（今山西大同西北）开窟凿像，形成了云冈石窟。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佛教有了更大的发展，寺院召开盛大的佛会，并以神怪的迷信传闻来扩大影响。到北齐、北周，佛教继续兴盛。 山西大同云冈石窟，2014年8月 但是，由于寺院经济的势力过强，又藏匿有大量不为国家提供赋税的百姓，威胁到了封建统治的权威，因此在北周时遭到灭佛。时周武帝于建德三年（574年）下令禁断佛道二教，并销毁造像，勒令沙门道士还俗。灭齐后，又将禁令扩大到关东。灭佛事件源于寺院经济实力甚强，又可能是流民聚集造反的渊薮，因此加以控制。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统治者利用佛教，源于其可以麻醉百姓，利于统治。但是专制皇权与儒家思想中的人伦纲常，又与佛教有矛盾。很多人用夷夏之别来反佛。南北朝有很多排佛议论，认为佛教有损统治。 尽管南北朝时佛教很盛，但由于与专制皇权与儒家礼教的矛盾，因此最终没有使佛教成为国教，这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发展将很多来自南亚、中亚地区的绘画、雕塑、音乐艺术，以及很多有关医学、音韵学、逻辑学的知识与哲学著作带入中国，丰富了中国的精神文化。然而，这些文化思想中有宗教、迷信的成分，需要谨慎地对待。 道教 道教在东汉末年，曾被作为一种农民起义的工具。到魏晋时，道教中的一部分人吸纳了佛教的教义和仪式，加上一些传统阴阳五行的学说，来丰富道教的内涵，并试图将其提升到一种可以为官方所利用的形式。 两晋之际的葛洪（284-364年）宣扬道教与儒学，著有《抱朴子》一书，内篇言道，外篇言儒。他主张养心颐神，采炼丹药，认为如此可以延年益寿。他反对用祭祀或符水来治病，主张用药石治病，从医学来说是有一定进步的。葛洪并以此来攻击民间的道教首领，企图使道教成为统治者长生之术而更好地被利用为统治工具。 道教在东晋南朝时期在南方广泛传播。三吴与滨海地区，有许多士族都信奉道教。这一时期的道教有两派，一为丹鼎，以葛洪、陶弘景为代表；一为符箓，以杨羲、许谧为代表。 宋齐之时，出现了很多道教经典，顾欢编为《真迹》，陶弘景又编为《真诰》二十卷。陶弘景作《真灵位业图》，将封建王朝的官僚等级引入道教神仙世界，反映道教与封建统治的进一步结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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