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历史上最富魅力、最开放、最自信、在世界上影响最大的朝代非唐朝莫属。 唐文化雄浑厚重、兼容并蓄、浪漫瑰丽、开放包容，在中华浩浩五千年历史长河中绝无仅有。有水银泄地般的社会影响力。余秋雨说：“唐代的文化是非常开放的，它很强大”。因为强大，所以自信；因为自信，所以胸襟开阔、海纳百川。 翻阅史书，尤其是翻到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唐代一页时，一股子发自唐人内心深处的自信气息扑面而来，让时隔1300多年的今人仍然能强烈感受到。无论是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方面，唐人都有绝对的自信，正是自信心爆棚，才让大唐自上而下、由内而外透出一种国人从未有过的精、气、神。五彩斑斓的唐文化，在略显压抑、灰暗的中华五千年历史传承中成为一抹难以复制的亮色。那是令每一个中国人都心驰神往、并早已融入民族血脉中、至今仍让人荡气回肠的恢弘大时代。 有人说，唐朝之所以雄浑大气、开放包容，和她的最高统治者李氏的族属有关。有学者经考证后指出，李渊、李世民父子身上流着汉、突厥（南匈奴）、鲜卑族的血，这是一个早已高度“国际化”的古老家族。李渊出身世袭贵族。他的祖父李虎任西魏太尉，李渊的老婆是北周武帝的外甥女，他的姨妈是隋文帝杨坚的正妻独孤皇后。李家的谱系够乱了吧？其实，随便梳理一下，就能辨明李唐皇族的血脉：西魏皇族元氏是鲜卑族；北周皇族宇文氏也是鲜卑裔；隋朝开国帝王杨坚的皇后也就是杨广的生母独孤氏也是鲜卑族。李家本姓元，后改宗姓李。 李氏家族是隋朝的皇亲，和西魏、北周的皇室也有千丝万缕的瓜葛。李渊母亲独孤氏和杨坚的独孤皇后是亲姊妹，他和隋炀帝杨广是表兄弟。他（李渊）的妻子、李世民的生母窦皇后是汉化了的南匈奴人后裔，论辈分杨广是李世民的表叔。因此李世民有很明显的少数民族血统，而且是多民族混血。关于李世民等唐代君王到底是不是少数民族，史家一直有争论。然而，李渊、李世民父子的血脉里混有突厥、鲜卑、甚至匈奴等民族的基因，这已是有据可查的历史事实。理学大师朱熹就坚定地认为李世民家族是“胡人”。限于篇幅，在此不作仔细讨论。正因为李渊、李世民父子独特的民族属性，让他们身上少了许多汉儒特有的精神累赘与首鼠两端，行事更为果敢自信、开放包容、恢廓大度。 唐朝以道治国，其统治者自称是太上老君李聃（老子）的子孙。同时，自王玄策伐天竺后，整个社会从上至下崇佛的气氛愈加浓烈。李唐从不排斥来自异域的文化与信仰，而是采取包容、鼓励、扶持的态度。 正因为繁荣富庶、一家独大，造成了周边国家、地区向唐帝国的移民潮，首都长安成为彼时最具吸引力的国际大都市。越来越多的操不同语言、有不同肤色、不同生活习俗的异族人蜂拥而至，唐王朝大体上能够做到张开怀抱、一并接纳。而移民问题、种族融入问题渐成“阿喀琉斯之踵”，成为影响唐帝国盛衰的决定因素。这个问题，无论是对1300多年前的唐王朝还是今日地球唯一超级强国美国来说，大抵如此。 唐王朝的极度自信，还体现在用人上。唐朝皇族用人不拘一格，只要你有能耐，不问出身、不看族属、不分贵贱都能出人头地。唐朝青史留名的名将很多都是少数民族甚至“外国人”。比如早期为唐朝东征西讨、攻城略地、平定西域的执思失力、阿史那社尔都是突厥贵人；征讨吐谷浑、打击吐蕃、抵御突厥别部薛延陀部落南犯的骁将契苾何力本是突厥别部铁勒族的可汗，后归顺唐朝，他一生以唐人自居，血染征袍，立功无数；在征讨吐蕃、抵御突厥、平定徐敬业叛乱的战事中立下大功的黑齿常之是朝鲜半岛西南部的百济人；大名鼎鼎的高仙芝将军是高句丽人（朝鲜）；身经百战、功劳盖世的哥舒翰是突厥人；平定“安史之乱”、“战功推为中兴第一人”的骁将李光弼是契丹人；身经百战的名将仆固怀恩是突厥别部铁勒人；百战功高的虎将白孝德是西域龟兹国王子；讨伐安史叛军立下殊功的浑瑊是铁勒人（突厥别种）......除此之外,安禄山是辽东杂胡（混血民族）,史思明是突厥别种。 特别是到了唐中叶以后，盛期已过，政治腐败，兵役制设计不合理，加上唐人生活普遍比较富裕，多不愿意从军。到武则天秉政时，因均田制和府兵制均遭摒弃，加上中原汉人不愿当兵或不能当兵，因此军队中的将领和士兵大都是由少数民族健儿充当。将帝国安危、边疆宿卫的重任交到异族人手上，特别是军权落在哥舒翰、高仙芝、安禄山等本事大、性子烈、心眼活泛的人手里，他们不愿受辖制、不听从调遣、个别的还出其不意反戈一击，都只是早晚之事。 唐朝大规模使用“外籍人士”统兵作战，早在唐玄宗执政时就已成为一项必须执行的国策。宰相李林甫曾向玄宗建言曰：“文臣为将，胆小怕死。而胡人不知书，做不了宰相。但他们勇悍善战，单纯质朴，容易辖制。且胡人大都出身寒微，孤立无党，不如重用他们，给予恩宠，他们必会尽忠为国，以死报效朝廷（非原文，有删改）”。李林甫的建议表面看不无道理，但立论卑下，又经不起仔细推敲，玄宗却很赞同，于是全盘采纳。天宝年后，番人担任节度使的比比皆是，高鼻深目、身长多毛者渐成军中主流。 这些来源复杂、各有动机的异族归顺者，有些确实成了大唐的中流砥柱，但内中大多是桀骜不驯之辈、心怀叵测之徒。这些怀揣各种目的少数民族将领，有些人按今天的说法本是“恐怖分子”。比如安禄山、史思明等凶狠暴戾之徒。这些人虽然不通文墨，但生性狡黠多变，一旦有作乱机会，他们是绝不会放过的。 另外，中原汉人特别是士大夫群体，视当兵为耻，“好男不当兵”的思潮在唐中期以后已经喧嚣尘上，成了彼时社会舆论主流。汉人拒绝服役，甚至想法逃匿、隐瞒户籍、装病自残，兵源逐渐枯竭。而彪悍、质朴、少文的胡人刚好填补了这一空缺。从此以后，不光唐军主力大量使用番兵番将，就连拱卫帝都安全的禁军，里面都有很多高鼻深目的胡人。胡人身体素质好，作战勇猛，视当兵为向上走的捷径；汉人则文弱多思，重文轻武，这倒是历史事实。 少数民族将领中不乏坚贞勇敢之人，对李唐忠心耿耿，立下了许多功勋，好多人名标青史，甚至积功被赐国姓——李。但也有心怀鬼胎之辈夹杂其中，这其中以发起“安史之乱”、差点颠覆了李唐社稷的番将安禄山、史思明最为著名。 胡人虽乐于从军且剽悍善战，有些唐人却对这些归化的外来移民评价不高，甚至认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皆非善类。并州长史王晙上表曰：“其属徒以其国丧乱，故相率来降；若彼安宁，多复叛归去。今置之河曲，此属桀黠，实难制御，往往不受军州约束，兴兵剽掠......乃是蓄养此属使为间谍，日月滋久，奸诈愈深，窥伺边隙，将成大患”。大唐本着用人不疑的原则，将这些域外归化之人安置在边境重地并州、凉州、河曲等地，让这些棕发碧眼、生活习俗与汉人迥异之人替自己把守国门。 王晙上书似乎并未引起庙堂重视。后来发生的一切证明，他还是很有先见之明的。安禄山，营州（辽宁朝阳）人，其父是来自中亚的胡人，其母是突厥人，所以史书称他是杂胡（混血儿）。史书记载说：成年后的安禄山，膀阔腰圆，鬈发虬髯、狡黠诡诈、凶狠善斗、还很善于察言观色、见风使舵，智商情商远高于一般人。安禄山日后能手握重权、势焰熏天，除了手段诡谲、极其善于谄媚逢迎，获取了唐玄宗、杨贵妃的青睐与力挺外，还和他长期生活在胡汉杂处的边塞地区，通晓十几种各族语言，对当地复杂的军事态势了如指掌有关。彼时，契丹和奚两个民族的实力颇强，经常纵兵突袭唐朝边境，还几次杀入河北大肆蹂躏一番，安禄山以招抚加剿杀的手段镇压两族，立了不少功劳。他炫目的表现引起了唐玄宗的关注，被其倚为肱骨，还赞他为“守边干城”。 安禄山很会做人，又勇猛善战，不光玄宗赏识他，杨贵妃也很看中他。唐玄宗李隆基到了晚年即天宝年间，早已失去了开元之时的锐意进取与奋发有为，他逐渐沉溺于声色犬马的感官享乐中不可自拔，终日与杨贵妃缠绵缱绻，变得不思进取。此时的安禄山，一人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使，他眼瞅玄宗老迈昏聩，李林甫、杨国忠等奸佞把持朝政，各种矛盾空前激化，于是在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乘机率契丹、奚、突厥、室韦、同罗等各族联军十五万之众，以奉旨讨伐杨国忠为借口在范阳起兵。大唐承平日久，军、民皆不知战，河北州县望风披靡，叛军很快就攻陷了长安、洛阳。“安史之乱”突然爆发，大唐举国皆惊。 “安史之乱”起于755年（天宝十四年），结束于763年（宝应元年），前后历时近八年之久。唐政府调兵遣将，危急时还借来回鹘、羌等外族援军协助镇压，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将安史叛军彻底剿灭。“安史之乱”席卷了几乎整个中原之地，令唐王朝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从盛世太平走向衰败分裂的局面。各藩镇尾大不掉，开始拥兵自重，不听朝廷号令，独霸一方。唐朝的覆灭已为时不远。 盛极而衰，这是任何强大王朝都无法回避的铁律。也是天下兴亡、王旗变幻的不二辩证法。英明睿智的唐玄宗，在他执政中期、国势如日中天之时，突然改变其执政风格，大量提拔重用胡人将领，大搞多元文化融合，以至于酿成“安史之乱”。有人说，唐朝之所以由盛转衰最终导致彻底亡国，和大量重用具有不同种族、不同人文背景的异族人有关。很多“外国人”、少数民族，通过自身努力与艰苦打拼，居然握住了唐军的命脉，有些还进入了决策层，这充分说明了唐帝国是多么的开放与自信与兼容并蓄。或许玄宗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他必须顺应历史潮流，接受汉人不愿行伍的现实，大量的外来移民必须安置，于是不得不与时俱进重用外来人才，致使少数心怀叵测之辈亦混杂其间。深层次的原因，却无关大唐过于开放与自信，亦或是玄宗晚年怠政，放任高力士、李林甫、杨国忠胡作非为，导致统制阶层矛盾、民族矛盾、社会矛盾激化。 帝国繁盛，四夷来附，这才有了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明皇晚年，没了励精图治的锐气，宦官制度与节度使乘机坐大，似乎才是唐帝国由衰落到瓦解的两大重要因素。唐朝决非毁于开放与包容，古今中外任何王朝、任何国家都不会因敞开国门、唯才是举而衰亡或毁灭。说白了，唐朝由盛而衰乃至最终灰灭，还是因人的短板与制度积弊所致。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