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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长于乡下，青年辗转城市，浸染草木之气。始于书画，陷于文字，在主业之外觅得半亩花田。年少遍读缠绵与江湖，后缤纷杂阅，一枝枯笔蘸淡墨，也曾涉猎小说、诗歌，唯愿从散文始终。 
外祖父是个地道的农民，早年当过兵，会算账，过年时用毛笔凑合着写得了对联，在村里算是半个秀才，大集体时当小队会计，那年月家家都困难，外祖父保管着队里的核桃、枣、大豆、棉花，从不肯往回拿哪怕是一粒粮、一根线。为了养活全家，外祖母颠着小脚攀到岭后很远的后山搭窝棚、种山地。
“一打三反”的时候，外祖父被树成了黑典型，说是账目不清，被关在大队的黑房子里。眼看着家里值钱的榆木大方桌和核桃木床被陆续抬走，家里最亮堂齐整的东屋也被作了价要抵债，从未见过世面的外祖母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只是搂着八岁的母亲泪涟涟地哭。本村外祖父的远房叔伯兄弟母亲管叫“三爹”的眼看着要出人命，帮忙把家里的粮食变卖了，偷偷替外祖父护下了唯一一件连二柜，又亲自做担保贷了一百块钱，才把东屋保住，把外祖父从黑房子里解救出来。后来才知道，矛头指向就是土改时分的这院房子。一进三院的地主宅院分给了三家，地主的后人惦着一一收回来呢，已经算计得成功在望了，就差了远房叔伯兄弟这一点点。外祖父事后说，为人得厚道，记恩不记仇，那后人背着家族的使命，也不易。母亲是独女，这恩一报报了五十年。逢年过节，雷打不动，要给三爷送烟酒，特别是外祖父走得早，母亲对三爷一辈子施父亲的礼。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一瓶汾酒三十元，一个月工资也就七、八十，可父亲说了，咱山西就数汾酒，就按这个规格。和三爷一家人一直相处很好，外祖母去世后，母亲把泉边的自留地也送给了三爷的儿子。三爷和三奶奶一前一后离世，花甲之年的母亲携父亲披麻戴孝送老人入土为安，年年清明赶回来上坟烧纸。当年救下的枣木连二柜至今还在乡下的窑里静静地躺着，是对往事永远的念想。
外祖父不到六十就走了。父母亲总是忙着下乡，忙着工作。外祖母养猪、养鸡，也把我和弟弟一手养大。那一年雨水多，饭棚的土墙被冲掉了泥皮，砌墙的土坯裂了缝，外祖母怕请泥匠花钱，决定自己抹墙，上小学的我和弟弟拎水、调泥，外祖母踩上石桌，因为不会用泥镘，她就拿一双大手一只手托着调好的黄泥巴，一只手当泥镘厚厚实实地往墙上抹，费了多半日的功夫，饭棚修葺一新。热辣辣的太阳曝晒了几日，饭棚的墙就干爽结实了。跟着外祖母，正月十五用高粱秸扎白菜灯，五月端午用麦秆编八角的荷包，过小年时用毛笔饱蘸了墨汁在红纸上写“鸡肥蛋多”贴在鸡窝的棚栏门上……这样，外祖母就不说我们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了。
有了外祖母日夜操劳，母亲就能扑下身子干工作。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田基本建议抓得紧，母亲天天下乡，住在包村的农户家里，战天斗地，开荒辟田，修战备渠。九八年，母亲在乡里工作，负责修甘林线，裹着军大衣满嘴燎泡奔波在石河滩，快完工时终于给撂倒了，当时的王县长来家里探望，看到旧窑旧屋里花木欣欣，随行人员一阵唏嘘，说母亲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二〇〇九年，父母终于在小城集资了一套房子，虽是东西走向的小房子，却耗尽了大半生积蓄外加借债累累，装修时，父母自学成才，边学边干，硬生生省了一两万。退休后的父母依旧闲不住，把大院里施工留下的废土一筐筐担走，填肥砌畦，种上牡丹、黄芪，开辟出一方公共花圃，四时侍弄。陈年如酒，双鬓如霜，父母仍然沿旧习，最喜步行，最爱野菜。
我十三岁离家，在八十里外的中学住校，挤在宿舍的大通炕上，数九寒冬生不着火，靠炉子里冒出的浓烟取暖，第二天清早跑操，两鼻孔黑灰；当时交通不便，两周单休一次常常错过一天只有一趟的班车，只能挨在路边搭开往山东的拉煤车；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考学时填报了国家全额补助因而费用最低的师范类；就业后，右手意外受伤不能握笔，有半年多的时间，就火线改用左手执粉笔教学，不落工作；业余关注古村落，为解放前的老党员落实政策奔走呼吁；躬身社情民意，借一支枯笔为民生问题建言建策……三十多年的光阴就这样流走，我也一步步求学，应考，就业，成家，一步步把漳河岸边的那个小村庄远远地抛在身后，永远不能离弃的，是早已深深烙在心上的草木之气，是家族世袭予我的血、我的图腾。
如果非要说，从上辈的冷暖春秋之间，我究竟接过了怎样的衣钵？那就是以柔软的坚硬直面风雨，做一个有温度的人，从容、朴素地行走，就算世界吻我以痛，我也要报之以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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