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大地的孩子们

春蚕到死丝方尽，

蜡炬成灰泪始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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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车的那天中午和晚上，我们都没有去姨父家吃饭，这是很不礼貌的。阿姨辛苦准备好了一桌饭菜，等着我们，电话隔会儿就打过来了，而我们却开着车，在320国道上漫无目的地寻找修车铺。

电话那头问：什么时候回来？

回答都是：不知道，还没有找到修车的地方。

当我的心思全在修车上时，其它任何事都顾不上了。但其实我知道，在正月里几乎找不到修车的，即便找到了铺子，修车师傅也都走亲戚去了。

这就有点儿窘迫了：明知道没地方修车，却坚持着要把车修好的信念。在现实情况和我的信念之间，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张力。我连连爆粗口。

我的信念，也同样是我的现实：如果车子不修好，万一在半途中抛锚了，这将近五百公里的路程，要怎么回家去？

我不止一次面对类似的情况，我得学会妥善处理。在经历一番思索后，我判定，如果水箱水不缺，只管继续开下去。如果出现开锅或水箱缺水报警情况，就立即停车加水。按此办法，应该可以一路开回家去。

我在汽车方面的知识少得可怜，只能靠这点直觉判断，暂时处理这问题。万一不可行，等我们上了高速公路，抵达第一个服务区，可以在那找一位修车师傅，帮我们看看，做个判断。

我没有忘记，我们在乡间小道上，被群山环绕。这是我曾经的某个梦，在梦里，我不停地走，一直走，却总还是在山里。眼下这处境，跟梦里的处境如出一辙。我驾驶着象征现代文明成果之一的汽车进入了这群山里，本以为也能像来的时候，想走就走，不会有任何意外。但现在，我似乎要被再次抛弃在这里了。我措手无策，只能摊开双手问苍天。或者，用脑子去想，如何在没有人帮忙的情况下，把车子再开出去。

虽然我已经有了方法，可心里却还是没底。我得做好汽车可能随时抛锚的准备。这种焦虑与我要去的目的地之间，又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张力。我或许应该把注意力转移到别的事上去，以便缓解这种焦虑。

为了弥补这种焦虑造成的失礼，我打电话过去告诉姨父，第二天早晨到他家去吃早饭。吃过饭过后，我们就再次出发，要返回了。

远远地，我们看见那位熟悉的老人站在大门口，朝远处的农田眺望。他还是原来的模样，在二十多年前我第一次见他时，他就已经是一个很老的老人了。这一年，他怕是八十多岁了，头不由自主地有些颤抖。

他是姨父尚在世的父亲，因这老父亲，姨父一直留守在家里，没有像村里其他成年男性那样，外出务工。姨父虽然个头小，却是熟练的木工师傅，但他情愿放弃在外面赚大钱的机会，只在周围附近打零工，也要一直陪伴在年迈的双亲跟前，直到将他们养老送终。

在姨父身上，诠释了“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

姨父有几个姐姐，他是家里最小的那个，是唯一的儿子。

再往屋里走，又碰到一位坐在火炉旁烤火的老人，这就是姨父的母亲了。这位老人的眼睛不太好使了，耳朵也有些背，也是八十多岁的人了。

两个表弟都在家，最小的那个，结了婚，有了孩子，是个可爱的小女孩儿，还不会走路。姨父也当爷爷了。

姨父说起舅舅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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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山腰上跟大舅有一次碰面，但他不愿意面对我们。母亲站在大舅身后，喊了他一声“老弟”。大舅回过头来，朝我们笑笑，又转过身去，继续埋头锄地。

我站在那里想说点什么，却只是看了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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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崽，大的八岁，小的四岁，怎么办？”姨父说起了细舅舅，“我们负担也重，哪里顾得过来呢？”

“娘跑了，也没那个必要追回来了。留下两个细崽，没人看管，到处乱跑，怎么得了？”姨父继续说道，“你细舅舅也没个主意，叫他把最细那个送人，减轻负担，也不肯。”

“那是个什么地方？都喜欢赌，从小就跟在他娘老子后面，看着别个赌，迟早要烂掉。”

“这个娘，蠢到家了，跟他们有什么好赌的？都是合伙起来弄她的钱，把你舅舅银行存折上七八万用来修房子的钱，全部赌光了。”

“钱败光了，人跑了。你舅舅去追，我讲他，你追什么，有什么好追的？把原来带过来的女儿送过去，把细崽带回了就是了。”

听完姨父的讲述，我琢磨着一些事，想或许能做点什么。我知道我只能做很小的一些事，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什么，可我总还是想去做点什么。如果做这么一点点的事能够分担点，就去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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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第一天来，把车停好后，一起走向那熟悉的岔路，一个黑乎乎的、穿着肮脏油腻衣服、脚上的鞋漆黑、烂了几个大洞的小男孩，像兔子一样从我们身边窜过去，溜开了。那模样里有几分熟悉。

屋里有人在喊：你还不出去把你弟弟喊回来，人跑了，小心掉到河里去了。

这时，从那说话的屋里，冲出来一个脸上结着厚厚冻疮疤痕的小男孩，同样是一身油腻的衣服，追向那个跑得跟兔子一样快的小男孩。

“回来。”他朝弟弟喊道。

我家那个七岁的小女孩吓了一跳。

“他们是从垃圾堆里爬出来的吗？”孩子问我。

我忍住了，拉着她的手，继续往上走。我们沿着陡峭的小路，经过一座因年久失修而倒坍的土砖房，映入眼帘的是新修的红砖瓦房。再转个弯，顺着那石阶往上，左转。

眼前是一个巨大的垃圾堆场，各种黑色的、白色的、红色的、腐烂的和永远也不会腐烂的不知道什么东西，混杂在一起。地面被挖开了，露出了尖锐的石头。没有一条路可以走到屋里去。

右前方是正在返修的房子，那是外祖母跟外祖父生活了一辈子的老房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倒坍了。房子的主体已经完成，屋面的瓦片整整齐齐，正在弄屋外的排水系统。

左前方是大约二十年前修的房子，二十年后再来看，显得破旧不堪。我们小心地绕过那堆巨大的垃圾，走进了堂屋。堂屋里堆着稻草、棉絮、风车、打谷机，几只鸡在里面扑腾着飞来飞去，到处都是鸡屎。堂屋里肮脏、灰暗、拥挤。转右手边的卧房，地面凹凸不平，一张床占了大部分空间，桌子被挤在很小的角落里，因地面不平而朝一侧倾斜。

细舅舅从里边的卧室走出来，两个孩子也跟着进来了。他们偎依在舅舅身边。

我努力克制住被打了一闷棍昏过去后，又醒过来那种劫后余生感，也努力克制住心中那股想哭的冲动，可我知道自己的泪花在眼眶里打转。我清了清嗓子，平复了心绪，跟细舅舅打招呼。这时母亲也进来了，跟她弟弟打招呼。

细舅舅留我们吃饭。

“还得赶回去上坟。”我说道。

我拼命地往外走，故作镇定地绕过那堆垃圾，快步朝路口方向走过去。我要努力将刚才看到的一幕忘记。我要忘记那两个在这垃圾堆里玩耍的儿童，忘记那个肮脏混乱、阴暗拥挤的堂屋。当我走到路口时，眼泪止不住哗哗地流了下来。

我真是太没出息了。跟我一起来的家人，看到了眼前的这一幕幕，也都面带愁容。不一会儿，舅舅带着两个孩子追上来了。

“我们回头再来。”我抹了把眼泪，回复了正常的声音。

我们都上了车，朝他们父子三人挥手告别，朝家的方向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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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上大学第二年，你外婆满了七十岁。”在那么一个夜晚，当我坐下来，认真听母亲讲她在老家的生活时，母亲开始讲外祖母的最后岁月，“你外婆七十岁了，还在担心你大舅的婚事。”

“你大舅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清醒的时候，蛮好。糊涂的时候，像个小孩子，老跟你外婆吵。”

“你大舅舅也真是，那时真的像个小孩子，还天天跟你外婆发脾气。”

“有一次，你大舅吵着要吃肉，真的是吵死了。就在石阶那里，你大舅拉扯你外婆，你外婆要挣脱，你大舅松手了，你外婆就那样一屁股坐在地上，把胯骨给摔断了。”

 “你外婆摔在那里，不能动，只叫疼，自己想爬起来，动不了，坐在那里一直叫。后来抬到床上，只能躺着。抬着去了很多医院，看了很多医生，都治不好，就那样瘫了。”

“后来，你外婆只能坐着，我和你阿姨轮流照顾。”

“你阿姨家有两个年纪大的老人，又养了十多头猪，每天得打好多猪草，忙不过来。照顾你外婆，多半还是我去。”

“你外婆瘫痪了，我也不能出远门，只能在附近打些零工，时不时要回去看看，做饭给你外婆吃，给她端屎端尿。”

“你外婆那阵子脾气爆得很，不是打就是骂。”

“哎呀，你们都死哪里去了？要把我这个老太婆饿死吗？”

“快点拿吃的来，我要吃，我要饿死了。你快点。”

“动作慢了，给她端尿，就要打你。打得很重，很痛。”

“隔壁的听见了，都过来跟她讲，劝她，不要打了，不要骂了，这个是你大女儿，是来照顾你的。”

“你外婆脾气可躁了，劲大得不得了。打起来又狠，下得了手。”

母亲一边说着，一边搓着那双枯瘦却有力的双手。由于长年劳作，每个指关节都歪曲着，很难再伸直。

“最后一年，你外婆摊在床上，坐都不能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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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外祖母没能见到她后来才出生的两个孙子，就逝世了。在拼命地挣扎了一年，在六亲不认，一阵阵疯狂地打骂、嫌弃所有人之后，在床上渐渐没了气息，终于消停了。所有的苦、所有的痛、所有的委屈、所有的不如意、所有的恨以及所有的爱，在那一刻都烟消云散。

母亲在那一刻也终于如释重负，释然了。

这个倔强的，总想以微笑面对着她的命运，却总是要叹气来舒缓心中压抑的老人，从1932年那个遥远的年代一路走过来，经历着、看着、忍受着、期待着、失望着，最终撒手人寰，享年75岁。她心中始终憋着一股没有发泄出来的气息。

我没有回来奔丧，因为那一年里，我正处于我的“蓝色时期”，正努力试图在满是陌生人的城市里立足。

“细舅舅对你不回来这事，有很大的成见。”

这是后来妹妹告诉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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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宝，放假了来玩。”每次离开时，外祖母都要这样叮嘱我。

而每次来外祖母家，外祖母都要特意去称一斤肉，让我们这些瘦得跟猴一样、嘴又馋的孩子，肚子吃得饱饱的。

外祖父终日端着酒杯，一小口、一小口地抿着，偶尔吃几粒花生米。自打我有记忆起，外祖父就是这模样。当他还有两个女婿的时候，每年正月初二，两个女婿都要来家里做客，给这个老丈人拜年。

后来，只有一个女婿来了。再后来，那个女婿觉得自己一个男人来无趣，于是只有两个女儿带着外孙们回来了。

我们都还小，除了这座山，还不知道山外面的事。我们对未来如何，也没有概念，只是从他们的谈话中判断，将来会很辛苦。

大舅那一年高考差一分，外祖父不同意他复读。这事就成了外祖母和大舅心头永久的痛。细舅干脆初中没毕业就辍学了。

我总是听到外祖父不停地唠叨，外祖母时不时插嘴。他们要表达什么意思？是让舅舅继续上学，还是立即辍学？读书没出息么？这种唠叨每年都发生，后来，细舅辍学了。

大舅的婚姻不顺畅，受了骗，感情受了挫折，还损失了不少做生意赚来的钱。虽然走了法律申诉程序，可对方那人家有理由，说他们家的女儿有癫痫。他们家的女儿确实有癫痫。舅舅是书生，哪经得起这样的折腾？自那时起，就有点儿胡思乱想，头脑不太清醒了。虽然后来又陆续相亲，却都是没有下文。

外祖父这位从民国时期走过来的老人，经历过那时期里出生的所有老人都经历过的事，用自己的意志，一直扛着，坚挺到了二十世纪末。外祖父外祖母一直盼着儿子们结婚生子，盼啊，盼啊，盼到我这个最大的外孙都成年了，盼到寿终正寝了，都没能盼来。

那些年里，光凭母亲一个人，是不足以让我们安心在学校里上学的。每年一开春，到了要交学费的时候，母亲就到外祖父家里去借钱。等到了差不多要年底了，母亲将生猪卖了，拿了钱，再把借的钱还回去。起初，借与还还能保持平衡。后来，亏空慢慢地就大了，根本就还不上了，可每年还得再去借。

外祖母打圆场说，等孩子们长大了，有了工作，赚了钱再还。

我们这些孩子考虑不到这层微妙而有些复杂的关系，只管去学校上学。

不过，所有人都相信，这样的日子不会持续太久，十年后，这样的日子就会结束。

可惜，我不是那个温顺、乖巧、懂事、听话的孩子。我急躁、暴怒、任性、不安分、爱折腾，不是他们眼中的“好孩子”。我是一块需要时间来打磨，让经历来告诉我该如何生活的顽石。我可能会沉寂下去，也可能会慢慢地发展起来，一切有赖于我自己的造化。

而在那时候，在那些年里，我的未来都还在未知中。当我开始觉醒，意识到以前的种种作为，又非常地愧疚。我心怀愧疚，于是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我一再追问，一再否定。我陷入了无法与任何人对话，无法诉说的压抑状态，这是我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巨大张力。我还有太多的事要去搞懂，要去学习。我还不懂得接纳和包容，直到我接纳自己，包容自己，将自己当作是一个熟悉的朋友那样来看待，才最终与自己和解。

我想，十年过去了，我与细舅之间的嫌隙，应该已经化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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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带一个走，最小的那个。”我说道。

我脑海里回想起那个像小兔子一样跑得飞快的肮脏的小男孩。我愿意把这个比我孩子还小的表弟，当作自己的孩子来养。

姨父听我说后，有些动容。他掏出手机，给细舅打电话。姨父又叫表弟骑摩托车去接。

“要快一点。”姨父催促道。

我们已经吃完早饭，喝着茶，聊着家常，等着。

细舅舅来了，两个孩子也都带过来了，还拿着大的那个孩子的书包。

“他们是两兄弟，要走就一起走。”细舅说道，“大的会照顾小的。”

“你们跟着姑妈去，要好好照顾弟弟。”细舅对大的孩子叮嘱道。

我转过头去看看母亲，能行吗？

“那就两兄弟一起跟我们走吧。”我一口答应了。

我预感到自己可能承担不起这么重大的责任，可我没法拒绝。我不愿意他们再在那个垃圾堆里玩耍，因为没有妈妈照料，脸上结着厚厚的冻疮伤疤，双手永远是黑漆漆的，衣服破烂、油腻。这样的孩子，再在这群山环绕中成长，以后的命运如何，已经可以料想得到了。

这对孩子是外祖父和外祖母一直盼望着，生前却一直没能盼来的家族希望。当他们一个接着一个逝去了，再也看不到这一切，不能知道他们的孙子会是这般模样，也永远不用再伤心。可我们这些人，再次来到这群山中，看到了，感受到了，都难以接受。

我想做点什么来扭转这个局面，可我的决定给自己的家庭带来了不少麻烦。那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只是觉得外祖母的希望，应该在我这里延续下去。我要努力说服跟我一起来的人，让他们接受我的决定。那时的我暂时还管不了这么多，只想着接下来该如何安排这两个小孩的生活。

简单几句交代后，我们将行李装到车上，启程了。

我不愿意放下任何一个人，可我又想将这两兄弟带到荆州我那不算大的居室去。我觉得他们应该生活在那样的地方。当年外祖母让我延续家族的希望时，我想就是为了这一天。让不太可能的希望变成希望，一向是他们的希望。

一路上，有人不开心，可我想，那肯定是暂时的。母亲却很兴奋，她会把两个年幼的侄子当作孙子一样来养育。而两个小男孩跟着我们，很兴奋，虽然离开了他们的父亲，可谁也没有哭。

我开得很慢，兜兜转转，上了高速，终于到了服务区。修车的师傅检查我们的车，水箱里的水是满的，他说是感应器坏了，这里没有配件，要去高速公路下面拿，不过很麻烦，而且很贵，主要是往返的车费贵。

“慢点开，开到家应该没事。”修车师傅下了结论。

于是我不再担心，继续往前开。我以80码的速度，几乎是慢悠悠地，沿着高速一路往北，直到差不多晚上八点多，才终于到家。我打电话过去告诉舅舅，我们到了，请放心。

因为又多了两个孩子，小小的套间忽然显得拥挤了。我们在客厅的沙发上给大的孩子铺了张床，怕他冷，给他盖了厚厚的被子。小的那个，才四岁，由母亲带着睡。

我们将两个孩子洗得干干净净，找来同龄孩子的旧衣服、鞋子，给他们换上。再将那堆脏衣服、脏鞋子，统统扔了。两个孩子穿着干净的衣服，都笑了。特别是那个四岁的小男孩，时不时地就去摸身上的“新衣服”，那是头一次对自己的喜悦之情。

差不多过了一个星期，他们脸上的冻疮才渐渐好转，疤痕脱落了，复原得很快，脸也渐渐白净了。那时他们才有正常孩子的模样。

我们张罗着两个孩子上学的事。大的虽然比我小孩大半岁，考虑到他在老家上学的情况，还是跟着我小孩一起，上同一个年级。小的那个，虽然四岁了，但根据他的发育情况，估计还只能读幼儿园的小班。

在这件事上，我家人出了不少力，没有任何抱怨，只是满心欢喜，这是非常难得的。虽然两个孩子从辈分上来说，都是我的表弟，但既然是跟我孩子同龄，另一个更小，当作自己的孩子来养，也是可以的。

“他们是你的叔叔，不能欺负他们。”我如是告诫我的孩子。

可我的孩子总是看不惯最小的那个，觉得他太粘人，又不懂事，什么都想拿，时不时就把他推到一边去。孩子们之间的争斗，从那时候就开始了。

我们带着最小的孩子去荆州市儿童医院做检查。医生告诉我们，孩子的另一只眼睛，最好也做手术，不然会引起自卑心理。其中一只眼睛在出生后不久，已经做了手术，另外一只没做手术的，眼皮耷拉着，两只眼睛看上去明显不一样。现在他还小，不懂，可他要去上学，别的小朋友会看到，会遭来嘲笑。

“而且，眼皮这样耷拉着，影响视力。”医生强调说。

医生问孩子的年龄，我们说是四岁。

医生拿出几张动物的卡片让孩子辨认，问他，这个是什么？孩子茫然地看着，答不出来。

我站在一旁，有些着急。我相信他智力没问题，肯定没问题。可他就是认不出来。

“他在老家那里，没见过这些动物。”我解释道。

医生又拿出板凳、桌子的卡片，给孩子辨认，他仍然是一脸的茫然。

“他智力不会有问题的。”我重复道，“他可能一时半会儿表达不出来。”

我看着这孩子，想着他以后可能要走的路。如果他要跟上现代化的进程，肯定要比一般的孩子下更多的苦功夫。我坚信他智力没问题，只是没有好好教育，智力开发得不好而已。

这孩子上幼儿园后，果然闹了不少笑话。差不多过了半年，他才能讲得清楚话。大的那个，过了两个月就熟悉了新环境，学习上却令人头痛。

我家的孩子跟大的那个相处很好，却总是嫌弃小的那个。小的那个喜欢跟两个大孩子玩，抢他们的玩具，要吃的，这就让两个大孩子很不爽快了，免不了要打打闹闹。

一个家养不下这么多孩子，何况母亲生性敏感多疑。家里的争吵，让我头疼。

我们或许有一个能够容纳这些孩子的空间，却没有容纳这些孩子的人文环境。两代人之间的理念有巨大差异，虽然都是为了孩子好，可因为有理念上的差异，又各自性情不同，家人之间争吵不休。这种状态再次将我推向了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张力之网中。

一年后，我不得不将这两个孩子送回他们的父亲身边，再试图修复家庭关系。后来，事情慢慢地平息了，再慢慢地朝我想要的方向发展。我不想让两个都怀着善意的人，因为这些事而不能在一个屋檐下生活。

母亲老了，再不能让她折腾了，该释放她的压力和负担，让她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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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咦，这是林嘉琳么？”有一次，我孩子翻到了那两个孩子在老家玩耍的视频。

“嗯，是他们。想念他们了吧？”我问。

“嗯”。

在我们眼里，是复杂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而在孩子们眼里，是欢乐的过去，不愉快的记忆都给忘了。

所有人都付出了不懈的辛苦和努力，但没能达成想要的结果。这不是凭着一腔热情就能做好的事，我们只好放弃。但在我们的记忆里，会一直有这两个孩子的身影。我们想做些事，给他们好的平台，让他们发展得快些，但我们暂时还做不到。我们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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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初有言：女娲补天后，休息了。她看着大地上空荡荡的，有点儿无聊，于是抓起一把泥土，捏了个泥人儿，再朝这泥人儿吹了口气，这泥人儿就活了，在大地上奔跑，好不欢喜。

女娲想，一个泥人儿太孤单了，再多捏几个吧。于是女娲不停地捏泥人，朝每个人都吹了一口气，让他们生机勃勃，充满活力。泥人们跑来跑去，充满了大地的各个角落里。

后来，泥人们逐水而居，穿上了衣服，盖起了房子，驯化了水稻和小麦，圈养猪牛羊、鸡鸭鹅，成了一个村落。

洪水来的时候，冲垮了农田和屋舍，水稻淹没在洪流里。圈养的猪牛羊、鸡鸭鹅，随着洪水漂流到了远方。泥人们在洪水里翻滚，挣扎，许多都化掉了，复归于泥土。有的泥人被埋在土里，又变成土地的一部分。

干旱来的时候，水稻田枯萎，颗粒无收。猪牛羊和鸡鸭鹅一头接一头、一只接一只，因干旱而死。泥人们到处寻找水源，在苍天下求雨。

丰收的年月里，泥人们载歌载舞，杀猪宰鹅，欢聚一堂，庆祝新年。

可无论那年月是灾荒还是丰收，女娲都睡着了。女娲自从给大地捏就了泥人，赋予了泥人们生机活力后，就昏睡过去了。现在，几万年过去了，都没有再醒来。

大地的孩子们，在泥地里打滚、翻腾，他们欢笑，他们失望，他们繁衍生息，他们埋葬在土地里。

他们是外祖父和外祖母的两个孙子，也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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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那年我们回去，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我告诉母亲，“我们忘了给外公外婆上坟了。”

母亲一愣，有些茫然。

是啊，我们都把这件最重要的事给忘了，可我们谁也没有想到。一家人陷入了沉默。

再后来，我想到，给外祖父外祖母上坟这事，从礼仪上来说，是属于舅舅份内的事。母亲是出嫁的人，不在礼仪之内。

给两位老人上坟，是他们的孙子以后每年都要做的事。现在，将由他们的父亲带着去，等他们的父亲走不动了，他们可以抬着他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