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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原》中的部分人物原型与出处 在《白鹿原》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舞台上，先后有200多名人物：其中有名有姓、有姓无名、有名无姓，但多少有些活动的有百名左右；而直接亮相于前台，且有表演的则有30多个人物。本编的20篇中实际涉到的人物有30多名，包括了上述三种类型中的主角、配角，甚至还有只是在小说中提了一下的人物。同时也有些关键人物又没提到，颇觉遗憾，这主要出于以下几种原因和考虑： 一是绝大多数人物是没有必要、或者无法找出其原型的：这就如同一出场面宏大的戏中，在数十名、数百名甚至更多的人物中，有戏词、有表演的就几个人，其它群众演员只起着表现场面或烘托气氛的需要，恐怕连剧作者也懒得为其考虑个模特而逐个地刻划了。但也有个别群众演员的出现，尽管一句台词和表演也没有，却表示着一种特殊的背景或重大含义，那还是需要研究一下的。 二是一些主要人物无法指出其具体的生活原型，如白嘉轩、鹿子林等。特别是白嘉轩这个人物，是《白鹿原》中塑造得非常成功的几个人物之一。他是集许多人物特点于一身的、具有浓厚传统思想和道德观念的关中农民典型形象，他那深沉、坚毅、自强、自尊、诚朴、勤劳，但又守旧、执拗、且有些虚伪的个性特点让人觉得活生生如在眼前。尽管同时期现实中的白嘉轩不乏其人，但这个典型化的复杂人物形象找不出比较集中而又明显的原型，只好“忍痛割爱”了。 第三种情况就是《白鹿原》作者在塑造有些人物时，只是依据了长期捕捉的许多现象再经加工而“造”成的，根本就没有象画家进行写生、素描时那样选定的模特，或者另有模特而本书作者限于视听无法探至，也就不能“无中生有”的硬去“对号入座”了。本编所提到的部分人物原型虽仍属“捕风捉影”，但总还是要有些影子的，没有一点根据的只好作罢。 朱举人----清末举人、关中大儒牛兆濂 朱先生是《白鹿原》中塑造的一个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道德的化身，是具有浓厚民族意识的儒家代表人物的典型形象。朱先生的人物原型是蓝田县清末举人、关中大儒牛兆濂。《白鹿原》作者在塑造朱先生这个人物时，几乎是全面的采用了有关牛兆濂的传闻故事和史料，并以这个人物的思想为主线，贯穿了《白鹿原》故事的始终。 牛兆濂是近代关中地区广泛流传的、并被神化了的一位传奇性人物。牛兆濂，字梦周、号蓝川，蓝田县华胥镇新街村鸣鹤沟人。生于1867年，卒于1937年，享年70岁。牛兆濂出生于一个清寒的耕读之家，出生之前其父梦见周濂溪（北宋名儒周敦颐）来家，因有此兆，故取名兆濂、字梦周。后又因牛兆濂的故居和讲学的芸阁学舍皆在蓝水（灞水）之滨，故取号蓝川。 牛兆濂9岁入塾，一览成诵，人称“神童”。16岁应县考，名列前茅，22岁省试中举。因才华出众，诗文延誉关辅，远近皆以“牛才子”称之。后因丁忧父丧兼侍母病，未能赴京试，按清代科举例制应削举人之名，陕西巡抚端方重其才，以孝奏请朝廷，免于削名，且奏加“内阁中书”之衔，牛兆濂上书奏呈，予以坚辞。1893年赴三原拜师贺复斋，投身程朱理学。从此广结道友，潜心研学，被称为“横渠以后关中第一人”的陕西关学派最后传人。 牛兆濂生性恬淡，沉默寡言，虽潜修理学，也博学广闻，谙达天文地理，尤长逻辑推理，预见性强。人有疑难求之，多以所学排解，无有不奇，故秦地无不以“圣人”称之，甚至被神化为“牛神仙”。牛兆濂一生奉行“学为好人”之道，德行乡里。1900年，岁逢大饥，负责蓝田赈恤局的牛兆濂主持全县赈恤救济，不辞辛劳，清正躬事。其子清德欲容身赈局，谋一职事，以求薄薪济家，牛兆濂不予应准，以安贫乐道责其子晓以大义。陕西巡抚升允以“关中大儒”并出类德才奏闻朝廷，朝廷命为“经济特科”，促其赴京召对，牛兆濂仍坚辞不就，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 1901年废科举、设学堂。陕西创办师范学堂，聘牛兆濂为总教席，第七次车辆登门强请乃不得已而往之。牛兆濂虽一生不愿当官，乐于教育，然师范学堂不合其意，仅事教三个月又辞归蓝田故里，仍“请程朱之学”。先后任蓝田里卫局负责人，劝学总董，省咨议局议员，亦曾于省存古总教堂掌教事。后相继致学于三原“清麓书院”、西安“鲁齐书院”、蓝田“芸阁学舍”、兴平“爱尔堂”、陕西“宋濂学舍”等。直到辛亥革命之前的这段讲学时期，是牛兆濂理学思想达到成熟、并踌躇满志之时。 1911年牛兆濂在任省咨议局常驻委员时，负责全省查禁鸦片烟苗工作，正当他东履蓝田、西赴西府，不徇私情，严查彻禁罂粟的时候，辛亥革命爆发，西安随之响应“反正”。作为封建儒人的牛兆濂认为“三纲五常之废驰，乃旷古之奇变也”，他难以接受改朝换代之现实，辞去省咨议局委员之职，携家眷避入南山。新省府当局屡书相召，牛兆濂认为他与大清君臣之分早定，一概托病谢绝。1912年，原清廷陕甘总督升允由陇东率大军反扑西安，兵至咸阳，在西府激战三个月，直至次年清帝逊位仍战火不熄，西安危急。秦陇复汉军大统领张凤翙派部下郭希仁、刘守中请牛兆濂与兴平张仁斋往劝升允罢兵，牛兆濂为免除生灵涂炭，慨然前往乾陵与升允相晤，陈说利害，使升允即日罢兵息战，此事成为牛兆濂一生中之美谈。 1917年春，牛兆濂偕同张果斋等友人同道应邀出游各地，赴山东曲阜、邹县，拜谒了孔孟庙祠，大偿平日仰止之忱，并作有《曲阜告至圣文》、《邹县告孟子文》等祭文。接着又南下金陵、东抵上海，又朔江而上至武汉。此行本意在南方会友讲学，但因道学上的分歧，加之语言不通，服饰违时，为南人讥笑，愤而归返。至华阴时又登游华山，攀至绝顶，方泄心中不快，并作了《登华山诗》：“踏破白云万千重，仰天池上水溶溶，横空大气排山去，砥柱人间是此峰。”表达了他实想将已被潮流冲击的孔孟程朱理学扶持起来的心理状态。牛兆濂晚年时虽不再喜游，但凡各地同道邀讲，则欣然前往。其时已名声更盛，“所过之地，争瞻风采，途为之堵”。从1918年起，牛兆濂基本定居芸阁学舍，尊儒崇孔，研习理学，致力教育至终。牛兆濂一生桃李满天下，弟子遍及秦、晋、豫、鲁、冀、皖、陇、鄂、苏、滇等十数省以及朝鲜国。 1926年，刘镇华围困西安数月不下，亲至蓝田求教于牛兆濂，牛兆濂对镇嵩军祸陕害民早就深恶痛绝，安能为其出计，概以讥讽隐喻之言以示之，留下了许多佳话和传奇故事。这一时期，全国军阀混战，扩充实力，民不聊生。目睹此社会现实的牛兆濂愤然写下讽刺这种现实的打油诗：“大祸中原小祸秦，自微亦足祸相邻，苍天若念黎民苦，莫更等闲出伟人”。同时还写有针砭时势，斥责弊政的“侈费一也，冗员二也，苛敛三也，贪污四也，……民力其能乎！”的呼号。1929年关中大饥，牛兆濂每饭以黎藿充饥，门人劝其加餐，牛兆濂曰：“饿殍遍途，吾忍饱乎！”这是自谓清高孤傲的牛兆濂所以能获得人民喜爱的根本原因。 强烈的民族精神是牛兆濂一生中忧国忧民意识中最突出的表现：面对列强对中国的欺侮，他“终身不服外货”。1930年日本陷东北三省，牛兆濂愤而减膳数月，并在报上发表《阋墙谣》诗，号召国人团结起来，共御外侮。1933年日寇进占山海关，牛兆濂纠合义勇五百，通电全国出师抗日，其爱国之志，莫不感动国人。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国家危机。时已卧病的牛兆濂愈加忧愤不已，寝食不安，病情剧增，于7月21日病卒，犹死不瞑目。 牛兆濂一生著述甚丰：计有《蓝川诗稿》、《蓝川文抄》、《吕氏遗书辑略》、《音学辩证》、《秦观拾遗》、《近思录类编》、《芸阁礼节缘要》、《续修蓝田县志》等。牛兆濂逝世后葬于他终生讲学的芸阁后冈，各级政府予以拨资助葬；《大公报》以“关中巨儒牛蓝川先生逝世”为题作了报道，并被地方政府特准入乡祠，每年定期祭祀。 张总督----西安辛亥革命起义领袖、民国陕西首任都督张凤翙
“张总督”是《白鹿原》在记述西安“反正”的故事中曾数十次提到的一个革命军主要领导人物，这个小说中的张总督便是这一历史段上真正的陕西总督张凤翙。 张凤翙，字翔初，祖籍河南，后定居陕西咸宁县。在咸宁成长求学，曾中为秀才。张先后在陕西武备学堂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从日本归国后被派到陕西陆军（新军）混成协（旅）任督练公所委员，不久改任协司令部少校参军兼一标一营管带。辛亥西安起义时，张凤翙被推举为“秦陇复汉军”大统领。共和告成，先后两次被南京孙中山临时国民政府和北京袁世凯政府委任为“中华民国军政府秦省大都督”，这就是小说中所称的张总督。 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大总统后，取消议会，推行独裁专制。孙中山发动二次反袁革命，张凤翙倒戈，拥袁反孙。1914年，袁世凯命陆建章督陕，免去张凤翙陕西都督之职，入京任将军府将军兼扬威将军，张凤翙从此步入人生转折之路。但作为陕西辛亥革命领袖人物，并在后期曾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事，作了许多与革命与人民有益的事，张凤翙仍有其辉煌的一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凤翙被选为陕西省首届人民政府副主席。 在《白鹿原》中，张总督这个人物总是和与之相关的方巡抚、朱先生两个人物同时出现，其中还有这样一段叙述：“张总督和朱先生是同一年经方巡抚亲自监考得中的举人，那是方巡抚到陕赴任第一年的事。次年，方巡抚力荐当时的张举人官费赴日本国留学，他在日本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回陕后就成为方巡抚的头号政敌，直到反正成功，方巡抚仓皇逃出关中”。故小说称方巡抚是张总督的“恩师”。 其实，张凤翙和朱先生（牛兆濂）并非同一年经方巡抚（升允）亲自监考得中的举人，张凤翙也没有中举，而是考中秀才以后，由于新政府推行新政，取消科举，实行新学，张凤翙即进入陕西陆军武备学堂学习。因该校为升允亲手创建，所以张凤翙虽未中举，仍可视为升允的学生。而牛兆濂则是早在升允任陕西巡抚之前就已中举，所以两人一贯以至交故友相称。如果说小说作者在这一点多少有些虚构的话，而前面所述的其它情节则与事实情况基本相合。 1904年，屈从于外国列强压力的清慈禧政府，从镇压变法转而推行新政，学习外国。下诏从各地选拔赴日留学生，当时正在陕西武备学堂学习的张凤翙被陕西巡抚升允推荐，作为官方派往日本士官学校的留学生学习军事。次年张凤翙和其它一些陕籍留学生在东京加入了孙中山组建的“同盟会”。接着又参加了由28名同盟会会员组成的“铁血丈夫团”，这些同盟会的骨干人员以后大多成为辛亥革命时各省的中坚人物。1910年初，张凤翙由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西安后即被派到陕西陆军（新军）混成协（旅）任督练公所委员，不久又改任协司令部少校参军兼二标一营管带。此时同盟会会员钱鼎、张钫等20多名保定陆军军官速成班毕业生也回到西安，分别被分到新军中任下级军官。在此之前，陕西同盟会领导人井勿幕、胡景翼及哥老会首领张云山、万炳南等已在新军中建立了反清的统一组织“三合会”。张凤翙等人回到新军后，发动新军起义的时机便趋于成熟。1911年10月22日，同盟会、新军、哥老会首领30余人在西安西郊林家坟秘密集会，公推张凤翙为首领，利用当日星期天清军各级军官照例休假之机，即刻发动起义。在张风翙的统一指挥下，分路攻占了除满城以外的西安城全部军事要地。当日晚张凤翙召集会议，商定了以“秦陇复汉军”为起义军的名称，刻制了“秦陇复汉军总司令部图记”。 12月23日清晨，张凤翙亲自指挥攻打满城的关键性战斗。驻守满城的5000多名旗兵据城顽抗，经过一天的激战，起义军推倒一堵门墙，满城告破。战斗中陕西巡抚钱能训受伤被俘，满城守军统领文瑞投井自杀，西安城其它清军和城防部队亦反戈加入义军，西安城光复。可是就在西安起义的当天，原陕西巡抚、陕甘总督升允（小说中的方巡抚）却正在西安北郊草滩屯垦军田，不在西安城内。升允闻听西安出事，随即骑马轻装，连夜逃往甘肃，并在甘肃调集清军，南下反扑西安。这才又有了张凤翙请牛兆濂去乾州见升允，劝其议和罢兵的事。也才有了《白鹿原》中所称的张总督被方巡抚录为举人，选送到日本留学，后来竟成为方巡抚的头号政敌，以至方巡抚发誓“要亲自腰斩那负义之徒”的一系列故事。事实上在牛兆濂劝说升允同意罢兵以后，升允曾对牛兆濂说了这样的话：“至于保护敝眷，系私人关系，况我与张翔初（张凤翙字）君有师弟之谊，见面时亦惟有致谢耳。如果陕人容我，仍回陕居住亦可”。进一步证实了“方巡抚”是张总督的“恩师”和方巡抚要“腰斩那个负义之徒”的含义。张凤翙是个沉稳寡言、果断而敢作敢为，并具有一定政治军事和组织才能的人。在西安起义前后的一段时间，卓越地解决了各种起义势力争权夺位的复杂局面，果断镇压了哥老会首领万炳南的反叛势力。广泛招延贤士，集纳各种意见，并及时以“大统领”、“大都督”的名义陆续发布了“安民告示”、“反正檄文”、“严禁抢掠”、“稳定商市”、“劝谕清军”、“保护商贩”、“招纳贤士”、“旗人政策”、“军律八条”、“告三秦父老书”以及剪辫、放脚、禁烟等各种告示公告50多项。无论在西安起义还是在东西府两面抗击清军的战斗中，张凤翙都亲临前线，指挥若定，亦能顾此及彼，指导全省各地迅速实现“反正”一统，全省平静，共和告成。 张凤翙在西安起义前后坚定拥护孙中山，积极领导革命。但随着清帝逊位，共和实现和袁世凯执政，张凤翙迫于袁的压力，在“二次革命”时曾多次通电全国，声讨黄兴、李烈钧等革命领袖为“不爱国家、馋言殄行、甘为戎首”，明确表示了拥袁反孙的立场。并按照袁的旨意派兵入川讨伐反袁的熊克武，镇压了部下王生岐团的反袁义师。解散了陕西议会，打击陕西革命势力，迫使许多陕西同盟会人士离陕出走。即使这样仍不能使袁满意，1914年6月，袁世凯以派陆建章追击白朗起义军为由，进入陕西，接充张凤翙陕西都督之职。将张召入北京，赐封为“杨威将军”的空头职衔，使张凤翙轰轰烈烈的革命生涯告一段落。 清廷巡抚方升----清末陕西巡抚端方与陕甘总督升允 《白鹿原》曾在三个不同时期提到“清廷巡抚方升”这个人物，每次提到方升这个人时都与朱先生有关：一次是朱先生中举后因父亲病逝不能赴京会考，按例要取消功名资格，陕西巡抚方升爱其材，竭力向朝廷推荐，皇帝破例应准省试结果，并授职委以重任，朱先生力辞不就，方升更敬之。第二次是朱先生欲以“四吕庵”作为书院，巡抚方升予以资助并亲笔题写了“白鹿书院”牌匾挂到书院门首。第三次是西安“反正”时，逃到甘肃的原清廷巡抚方升从甘肃率二十万清军反扑西安，张总督以朱先生与方升之旧谊，请朱先生往“姑婆坟”劝方升罢兵熄战，朱先生去后，果然奏效。 小说中的方升到底是何许人呢？原来方升者，端方、升允二人之合名也。《白鹿原》作者是把清末两个陕西巡抚名字合为一个，这两个先后任陕西巡抚的人中，前者叫端方，后者名升允，小说作者将两人姓名中各取一字合称方升。按照史实记载：上述第一次提到保奏朱先生（牛兆濂）的方升应是陕西巡抚端方。后两次提到的方升则是接替端方任陕西巡抚的升允，升允在任陕西巡抚后，也同样向清廷举荐过牛兆濂。《白鹿原》作者为了使人物和故事情节的贯通一气，合二人二名为一人一名，避免了不必要的赘述，显得更为清爽集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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