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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实质是优秀价值观的传承。价值观是人们认定事物、辩定是非的一种思维或取向，决定了一个人的人生目标和人生道路，决定了一个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认同什么、抵制什么的标准，是人们从价值角度考虑人生问题的依据。社会价值观，是对复杂多样的价值观，经过长期反复的整合和消解，最终形成的能够体现一个社会价值理念的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的基础上，根据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围绕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目标，高度凝练的具有广泛价值共识和共同价值追求的价值体系。学习和挖掘《孝经》的优秀传统价值思想，既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又可以激发人们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热情。 
富强。富强意为民富国强，民富的含义包括生活物质的富庶和精神文化的富足，国强则表现为政治上有强大的国际影响力和军事上有神圣不可入侵的震慑力。在《开宗明义》章，孔子问学生曾参：「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汝知之乎？」大意是孔子提问学生，古代的圣王有一种崇高至极之德，要约至妙之道。拿它来治国理政，国家风调雨顺，人民和睦无怨，上自天子，下至庶人，都能够很和气的相亲相敬。你知道这个至德要道是什么吗？孔子在此仅用「和睦」和「无怨」两词，对先王执政时期的民富国强进行了高度概括，襄括了整个国家层面价值目标。 由于孔子生活在春秋战国时期，在他的心目中周文王、周武王就是最英明的先王，西周就是最富强的朝代。据史载，西周的分封制和宗法制的结合，的确一度使周王在政治上成为天下共主，血缘上成为天下大宗，再加上强大的宗族武装，维护了天下太平，捍卫了天子的中央权威，维系着西周正常运行了276年。且国家外部表现为政治、军事的强大和经济、文化的昌盛，社会内部则表现为「民用和睦，上下无怨」。 民富的更高层次是人们的精神文化的富足。在《广要道》章中，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由此可见，一是西周时期执政者，早已认识到音乐生于人情人性，通于伦理道德，利用音乐传媒，可以转移社会风气，引导民众接受新的风俗习惯；认识到礼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规范，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行为准则,是维系社会稳定的有效手段，是治理国家的重要工具。因为儒学认为，礼的本质是「异」，讲究的是等级，乐的本质是「同」，讲究的是和谐，正如《礼记》所曰：「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二是从西周时期执政者对「乐」、「礼」这种精神文化的重视程度，可经折射出当时社会的物质生活的富庶水平。因为精神文化是物质文明的观念意识体现，是物质文化的核心载体，是在物质文化的基础上衍生出的意识形态和观念集合。简言之，一个社会的精神文化富足程度，反映着一个社会的物质生活丰富水平。 民主。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做主，以民为主，为民作主，由民做主。在封建社会，虽然在体制层面上不可能出现当代意义的民主制度，但在文化层面上，民主始终是儒学倡导的治国理念。 《孝经》中，孔子极力主张把“谏诤”作为民主的重要途径和长效机制，倡导人们要树立当家做主的主人翁意识。他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争则非忠孝」，且把不履行谏诤义务的列为不忠不孝。在《谏争》章，子曰：「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经文中，孔子教诫后人：古时，天子、诸侯、卿大夫身边都曾有敢于直言劝谏的大臣。天子身边有谏臣七名，诸侯身边谏臣五名，卿大夫身边谏臣三名。由于建立了讷谏、劝谏这种民主机制，所以即使天子偶有失察，也不至于失去天下；诸侯一时未善，也不至于亡国；卿大夫间有差误，也不至于丢掉封邑。士身边如果有敢于时进忠言的朋友，他就能够保持美好的名声；父母如果有敢于规过劝善的儿女，他就不会做出不义的事情。所以，面对君王、父母有不义的行为，不论是作臣僚的，还是作儿女的，都要敢于“当家作主”，身为臣僚要竭力劝谏，勇于匡救，防患未然；身为儿女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防微杜渐。只有这样，君臣之间才能同心同德，上上下下才能互爱互敬。社会由此民主，天下由此和谐。
文明。文明，对国家是指社会的综合文化特征，包括民族意识、价值取向、习俗礼仪、宗教意识、生活生产方式、科学技术的先进程度等，对个体是指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思想素质、道德水准、教育水平。中国曾创造过灿烂的华夏文明,是世界上少有的历史从未间断、文化一直延续、至今守中致和的国家。《孝经》中，孔子对文明的阐述，主要侧重于文明理政治国、构建社会公序良俗和提高公民道德素质等方面。
在《三才》章中，子曰：「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陈之于德义，而民兴行；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孔子在此精辟总结了古代先王「以顺天下」的文明理政做法。先王认识到，孝道教育可以辅助政治，化民成俗，感化民众，所以率先垂范。倡导博爱仁举，民众便效法其博爱，敬爱父母，莫有遗弃双亲者；宣扬德义之美，民众便产生仰慕之心，为人处事，力行敬谨谦让；率先恭敬谦让，民众便效法敬让，避免发生无端之争；诱导礼乐教化，民众便相亲相敬，左邻右舍无不和睦相处；晓示丑恶善美，民众便明白为善有庆赏，作恶受刑罚，不去触法犯礼。 在《广要道》章中，子曰：「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这里的「亲爱」和「礼顺」，实际上就是社会文明和谐的两个基本要素。教人们相亲相爱，非孝道莫属，孝，德之始也；教人们恭敬和顺，非悌道莫属，悌，德之序也。因为人懂得孝，自然会识恩、知恩、感恩、报恩，「爱人者，人恒爱之」；人懂得悌，自然会恭顺年高、位高、识高、德高的长者，「敬人者，人恒敬之」。社会要改变旧的风俗习惯，树立新的风尚，非乐教莫属。 国家要上下和睦，长治久安，非礼教莫属。所谓「乐」，就是指音乐，《乐记》对此有精辟的论述：「凡音而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乐」能陶冶人的情操；「乐」能体现和传达执政者的意志；「乐」能有效引导社会风气转变；「乐」能激发人们的意志，坚定人们的信念，促使人们为实现理想而奋斗。所谓「礼」，子曰：「礼者，敬而已矣」。即所谓的礼，是敬爱而已，礼的本质，无非一个敬字。礼是社会公认道德规范，是「终孝修身」之本，是人们在社会交际中共同认可的行为准则，是维系社会稳定的重要工具，是维系社会文明的基本道德防线。 我们今天要构建新型文明社会，一定要汲取历代“礼治兴邦、礼乱败国”历史经验教训，要做到「克己复礼」，复礼就是传承优秀的传统道德，人人做守「礼」的模范。这样，就有可能达到「安上治民」，人心就自然安定，社会就自然文明。
和谐。和谐意为和睦协调，是指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一种和谐融洽状态。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揭示，和谐是人类生息和万物繁衍的内在依据。 在人与人和人与社会的和谐方面，《孝经》从始到终倡导的都是人的自身和谐与人伦和谐。主张「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倡导「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和「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天下能否和谐，重要问题是能否真正做到「上下无怨」，而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孔子认为关健是「君子谋道不谋食」，「恺悌君子，民之父母」。在「圣治章」子曰：「君子则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乐，德义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观，进退可度，以临其民。是以其民畏而爱之，则而像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孔子认为执政者的严于律己是社会和谐的先决条件，主张的“君行六事”，其实质是针对「上下无怨」开具的灵丹妙药。即教诲各级执政者：言、行要立足百姓利益；道德、行事要为人们所尊敬效彷；容貌举止、动静进退要合乎礼法。只有以这样的作风面对民众，才能得到百姓的敬畏爱戴，才能「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才能「上下无怨」。 在人与自然和谐方面，《孝经》倡导「天人合一」，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人类社会，人类与自然之间要和谐相处，在精神上、在秩序上、在利益上，共同遵守同样的规律，合而为一致。在《三才》章中，子曰：「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意思是人生天地之间，当效法天经地义为常道，而实践力行。效法天之明，出作入息，夙兴夜寐。利用地之宜，耕种五谷，生产孝养。用此法则治理天下，既顺乎天地自然之理，又合乎民众的心理，自然民众都乐意听从，所以教化不待警戒而自成，政治不待严厉而自治。 在《庶人》章中，子曰：「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经文中的「庶人」，是指平民百姓。在古代的农耕社会，庶人一定要遵循春耕、夏播、秋收、冬藏的天时之道；利用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五土的地利之宜，顺应自然，躬耕力农，谨慎其身，勤俭节约，才能让父母安安乐乐的寿满天年。显见，人类生息繁衍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天人合一」的历史。 自由。自由是指人们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拥有自由行动、不受限制的权利，即在社会公认的范围内所言所行均由于自己，而非由于外力。《孝经》并非只讲孝悌,礼规森严，排除自由。而是倡导在人伦、孝敬、秩序的前提下的自由，主张「从心所欲，不愈矩」。 在《感应》章中，子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意为：若孝悌之心做到了至极的程度，就可以与天地神灵相通，天人成为一体互为感应，德教自然光显于四境之外，远近幽明，无所不通，即获得真正的自由，成为自由之神。对此，我们可以感悟到：一是只有当你将孝悌做到至极，自身修养达到一定的程度，你才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否则，你的意志自由就会成为空想，你的存在和发展自由也会受到限制。二是欲长期享有真正的自由，必须把握好度数，撑控好界限，于规矩礼教秋毫无犯、于人际往来言行适度，才能「从心所欲，不愈矩」，自由地驰骋于人生。三是这里绝对是鼓励人们追求向上的、正能量的自由，反对一切任性意义的自由。 平等。平等主要指社会平等，人权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孔子承认社会存在等级制度，同时也承认由于客观原因，注定人生而不平等，但他极力主张社会能给予每个人相对平等的生存空间，强调人的精神和人格上的平等，倡导人人都应该受到平等的尊重。在《孝治》章中，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遗小国之臣，而况于公、侯、伯、子、男乎？故得万国之欢心，以事其先王。治国者，不敢侮于鳏寡，而况于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欢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于臣妾，而况于妻子乎？故得人之欢心，以事其亲。夫然，故生则亲安之，祭则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经文中记述了西周圣明的先王以孝道治理天下的情况。一是天子对各诸侯国的使臣，不论国之大小，都能象对公、侯、伯、子、男五等诸侯一样以礼相待。天子这样以礼敬对待天下人，自然就得到天下人的礼敬，得到各国诸侯的爱戴和拥护。二是诸侯作为一国之君，治国时不仅能以孝敬之心对待自己的子民，而且对鳏夫和寡妇这样的弱势群体更为关爱。所以百姓们就拥护国君，社稷自然长远。三是治理采邑的卿大夫，都能象对待自己的妻子儿女一样爱护着奴婢僮仆，不使他们失望，大家都能愉快生活。正因为这样，无论大国还是小国，无论天子还是诸侯，无论官吏还是百姓，无论家主还是臣妾，上下都将行孝作为道德的根本，全民将孝敬作为行为准则，大家都能在精神上和人格上得到平等的尊重，故父母在世的时候，都能幸福安乐，父母去世后，灵魂尚能安享祭奠。普天之下，必然风调雨顺，和谐太平。 公正。公正意为公平正义。公平通常指对人或对事一视同仁，强调用同一个尺标准度衡量社会所有成员。在《庶人》中，子曰：「自天子至於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意思是尽孝不分尊卑，不分贵贱，不分身份，上自天子，下於庶人，孝道同致，孝心一样，都应该尽孝，不仅没有贵贱等级差异，而且没有开始与终结的区别，善始善终，一以贯之。而担心因地位卑下，家境贫穷，没有能力尽孝或忧虑做不圆满的，乃「言无此理，故曰未有」，从来就不存在。从二十四孝的人物看，既有帝王将相、达官贵人，也有儒士学子、平民百姓。此段经文表面上是讲孝不分尊卑，孝不分贫富，孝不分长幼，孝不分远近，孝不论能力，孝不分男女，孝不分形式，孝不讲回报，但从中我们可以充分感悟到传统文化中的公正理念，在衡量每个人是否怀有孝心，所用的尺标准度是一样的。 正义是一种道德评价，要求人们按一定的道德标准做所应当做的事，强调每个社会成员的权利与义务和奖励与惩罚的对等性。《孝经》中，尤为强调道德评价，倡导社会各阶层人士都必须各守其序，各司其责。在<> 法治。法是社会中所有行为的准则规范。“法治”是指公民心中的法律意识，属自律。而“治制”是指依法对社会的管辖控制，属他律。这里强调法治，目的是为了防于未然。 经文中孔子无论对法治，还是对法制，都做了深刻的论述。在《五刑》章，子曰：【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要君者无上，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孔子在此教诫世人，古时应处以五种刑法的罪名有三千种，但最大的罪名是不孝。不孝之罪中，首罪就是「要君者无上」，对上不忠，谓之 “无天”，次罪为「非圣人者无法」，谓之“无法”，再次罪是「非孝者无亲」，谓之“无亲”。古代之所以把「要君者无上」，列为三千罪名之首，是因为古代君王就是天子，对君王的尊敬犹如敬天，故而要挟非礼君上者就是“无天”，就会胁迫君主，假传圣旨，犯上作乱；就会目空一切，结党营私，另立山头。把「非圣人者无法」列为次罪，是因为圣人的教导都是本性本善的行为规范和制定法律的基本原则，这些法则，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根本。故而非圣人者就是“无法”。如果无视或否定圣人的教训，就会目无法纪，渺视规矩，胆大妄为；就会使人心无所依从，引发社会动荡不安。在我国传统的法治文化中，对要君无上者和非圣人无法者，一般都定为“大辟”，处于极刑。 再罪是「非孝者无亲」，因为家庭是社会组成的基本单元，不孝敬老人，不尊重长辈，无视孝悌者，就是产生社会不安定因素的根源，谓之“无亲”。 所以，孔子将无天、无法、无亲这三罪谓之三恶，并警示这三恶为「大乱之道」，是引发社会动荡的恶廇。同时，孔子还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社会的正常运行，既需要法治观念的教化和引导，也需要法制规则的约束和保障。正如孟子所言：「徒法不足以自行，徒善不足以为政」。
爱国。爱国就是热爱自己的袓国和国家。爱袓国是指爱自己的故土家园和民族文化；爱国家是指热爱和拥护袓国所选择的执政者和社会制度。《孝经》中的爱国理念侧重于对忠君的论述，既包含爱袓国，也包含爱国家。因为，孔子所述的西周政治制度是宗法制，宗法社会的主要特征是「家国同构」，即家庭、家族与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具有共通性，均以血亲、宗法关系统领，依靠血缘关系的亲疏来维系政治等级、巩固国家的统治。父为家君，君为国父，君父同伦，家国同构。从这个意义上讲，《孝经》中所言的孝忠，无不包括爱国的含义。尤其是在「家国同构」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背景下，孔子在经文中所讲的「忠君」，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爱国。
在《开宗明义》章，子曰：「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将忠君爱国列入到孝道这个系统工程的中间环节。「事亲」，就是爱家，孝敬父母，养父母身，敬父母心，履行好家庭责任；「事君」，就是爱国，忠于岗位职责，为社会服务，为国家服务，承担好社会责任；「立身」，就是爱自己，在圆满完成「事亲」、「事君」的前提下，获得祟高的道德修养，功名与事业有所成就。
在「士」章中，子曰：「资於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盖士之孝也。《诗云》，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士族泛指学子和刚进入社会的年轻人，相当于现在的大学生和刚开始从政的机关公务员。对于这个属于社会未来群体的孝道要义，孔子明确概括为：用侍奉父亲的那种心来侍奉母亲，用尊敬父亲那种心尊敬君上，即「母取其爱，君取其敬」。进而明示，用孝心去侍奉君上，则为忠，用敬心去尊敬上司，就能顺。只有这样，士才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章末，孔子引用《诗经》里面一段话：「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意为士族尽孝，欲使自己的父母不受耻辱，就必须起早贪黑，加倍努力，競競业业，竭力尽忠。教导士族，对父母要孝，对君上要忠。忠与孝乃为士族孝道的完整要义。
在《广扬名》章中，孔子提出“扬名后世”是孝道的高级标准，它只有与忠君紧密联系才可能得到实现。子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是以行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 在此，孔子从孝道“扬名后世”的自身需求，对移孝作忠的论点进行论证，继而提出齐家、治国相一致的主张。孔子认为，孝子以孝敬之诚孝亲，移作事君，必能忠君；孝子以爱敬态度敬兄，移于事长，必能顺长；孝子将家务处理得头头是道，移于公务，必能有条不紊。故此，忠出于孝，顺出于悌。在家行孝，出外忠君，不仅声誉可显耀一时，而且忠孝之名，将永远留传于后世。 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孝经》首次将孝亲与忠君联系在起来，从伦理道德升华为政治理念，使孝道具有了更鲜明的功利倾向和政治色彩。孔子提出的「移孝作忠」观念，后被历代统治者大力宣扬，不仅从孝、忠角度培养强化了官吏的爱国意识，深刻影响着官吏的政治行为，而且使政治权力制约和血缘关系的道德制约，两者实现了双向互动，加强了国家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从而维持了社会稳定。孔子是中国古代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先倡导者，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优良传统的产生和传承奠定了基础。 敬业。敬业是指公民对自己所从事工作的敬重和负责，是公民爱国的基本表现，是公民生存的基本条件。中华民族之所以能传承几千年，这与中华子孙优秀的敬业传统密不可分。 在《孝经》中，孔子进行了自上而下的、分层次树立敬业精神的教诲。在《诸侯》章,引用《诗经》的「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教诫诸侯，警戒畏惧，谨慎敬业。在《卿大夫》章，引用《诗经》的「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教诫卿大夫日夜勤奋，专心事上。在《士》章，引用《诗经》的「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教诫初入仕的士族要早起晚睡，兢兢业业，莫辱双亲。在《事君》章，子曰：孔子教诫所有部属：「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德，故上下能相亲也。诗云：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这里的「事君」，宏观上指忠于国家，忠于社稷，服务社会，服务人民。微观上就是忠于上司，忠于职守，兢兢业业，尽职尽责。衡量臣子是否称职，首先是看你是否敬业。上朝议事时，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献计献策，全盘贡献，以尽其忠诚之心；退朝议事毕，「则思补益」，不仅要检讨自己的言行是否存有过失，还要思虑君王的政令是否存有不妥，如何防微杜渐；具体落实时，对君王正确的决策，「则顺而行之」，要悦意服从，坚决遵照执行；对君王的过失，「则正而止之」，竭力劝谏，设法补救，防患未然。只有这样，「下以忠事上，上以义接下。君臣同德，故能相亲」，上下才能同舟共济。最后，孔子引《诗经小雅篇隰桑》章的一段话，描述为臣的忠君敬业精神，即使臣身处边陲，也感到虽远犹近，因为爱藏心中，亦常在念。
诚信。诚信即诚实守信。这是我国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孝经》中，孔子虽未明确提出诚信二字，但他所倡导的孝道，无不包括诚信的含义。
在《开宗明义》章，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经文中的「德」，就是指以「五伦、五常、八德」为体系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其中，明确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的「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八德」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诚信」在其中无不体现。经文中的「教」，就是指以「六艺四教」为主的中国古代教育内容，重点进行「文、行、忠、信」四教，「信」又是四教中的重中之重。可见，诚信仍为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之一。 儒家诚信文化思想贯穿着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历程，在人类交往和社会发展中均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个人而言，诚信，是安身立命的根本，是人际交往的原则，是生产活动的基础。对社会而言，诚信，是支撑社会和谐的基本保证，是建立社会和谐秩序的道德底线，是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原生态动力，也是治国安邦的常规要略。 友善。友善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亲近和谐，强调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好善乐施，和睦相处。 孔子在《纪孝行》章中，对孝子提出的「五则三不」教诫，实际上也是人们友善相处的行动为指南。「五则」：「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三不」：「事亲者，居上不骄，为下不乱，在丑不争」。 古人云：「百善孝为先」，《孝经》中孔子倡导的孝道，无疑是友善的最佳表现和最高形式。在《广至德》章中，子曰：「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意为君子以孝教民，使天下所有为人子的，都能尽知孝敬之道，从而使普天之下所有的父母都受到孝敬。以悌教民，使天下所有为人弟的，都能尽知悌达之道，从而使普天之下所有的兄长都受到悌敬。以忠教民，使天下所有为臣的，都能尽知忠君之道，从而使普天之下所有的上司都受到尊敬。如果真是这样，天下所有父母都能得到孝敬，天下所有兄长都能受到悌敬，天下所有上司都能受到尊敬，则天下人人就必然能在乐善好义时积善余庆。正因为这样，无论天子还是诸侯，无论官吏还是百姓，无论长者还是晚辈，人人都将孝悌作为道德的根本，全民将友善作为行为准则，大家都互相恭敬，互相爱护，互相照顾，普天之下，必然风调雨顺。 结束语。严格地讲，《孝经》并没有针对价值观提出具体的论述，况且在宗法制度下也不完全等同于现代意义的价值观，但孔子在《孝经》中关于孝治天下的学说，确实存在着大量的价值观理念。本人只是根据孔子学说的精神和逻辑，结合当前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斗胆提出自己的拓展性理解和感悟。应该说，孔子的学说和关于价值观的一些理念，虽然产生于封建社会和小农经济时代，但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其自身阶级局限与时代局限，理当成为我们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和思想遗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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