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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朝中后期出现武将为主的藩镇割据之后，武人跋扈就成为以后历朝历代重点防治的问题。 唐朝为什么会出现藩镇割据的问题呢？而且还是在国家承平的形势之下。解释有很多，但总结起来其实也不复杂，就是中央政府把财政，人事和地方民政权力都交给了已经拥有兵权的武将，给了他们能够在自己的辖区完全不用顾忌中央政令，为所欲为的权力。 藩镇做大之后，尾大不掉，中央政府缺乏有效控制他们的政策工具，也只能听之任之，毫无办法。尤其是在安史之乱之后，中央政府对藩镇已经完全失去控制能力。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唐朝灭亡，五代十国就是藩镇割据状态在中央权威解体之后的发展和延续。 宋朝在五代十国的政治背景下崛起，并逐步消灭了各地的割据政权，重建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因此，宋朝延续了五代十国就开始缓慢发展的削弱藩镇权力的政策，通过削减藩镇的财政，人事，财政权力，逐步使武将重新变成了纯粹的武将，将其置于文官官僚体系的严密控制之下。 这也就是传统上所说的崇文抑武政策的开始。 这种政策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对文官官僚体系的刻意扶植和培养，使整个国家的运转都处于官僚体系的控制之下，权力高度分散，很难形成个人将特定地区的权力集中于自己一身的情况，从而从根本上杜绝了国家再次陷入汉末和唐末那种大规模的分裂割据局面的情况再次发生。 所以，从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之后算起，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大分裂就在汉末和唐末出现过，而宋末和明末都未出现那种情况。原因就是文官官僚体系的每一次逐步发展和成熟，都会削弱武将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 明朝从创建时期开始，军队就被置于中央的完全控制之下，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时候，中央政府任命的军事负责人凭中央发给的命令调集并指挥军队，军事行动结束，再将军队还给中央，将领并不长期控制军队，从而就避免了将领在军队里树立私人权威，将军队私人化。 从明朝中期开始，大规模军事行动就必须依赖于文官督师，极少由武将单独负责大规模军事行动。为什么呢？不是武将不愿意单独负责，而是没有文官配合，军事行动是无法开展的。 大规模军事行动中，粮草和军饷的保障是决定行动成败的重要因素。而粮草和军饷都必须从民间征收，调发，运输，这些事都是由文官官僚体系负责的。文武分途久了，武将对这些需要大量文书来往的事情都是很陌生的，只能由文官负责。 此外，从宋朝开始，军事区划和行政区划就是分离的，有交叉重叠之处，也有不重合的地方。大规模军事行动经常是跨军区和行政区的，朝廷出于防治武将专横的理由，很少会把这个权力交给武将，而是交给高级别文官负责协调。 这种政策的负面后果也非常明显，就是武将越来越只专心于军事行动的落实和执行，而没有进行战区军事行动的全面规划和指挥能力，导致了武将军事能力一定程度上的下降。 到了明末，文官官僚体系已经非常发达，所以，在辽东的对清战争必须由文官来督师，在内部的围剿闯献起义，都要任命文官总理多个省份的剿贼事务。原因就是这些行动都不是纯粹的军事行动，而是涉及多个军事和行政区划的跨区行动，必须有高阶文官协调和指挥。 所以，我们看到的明朝这边的名将如孙承宗，袁崇焕，孙传庭，洪承畴，卢象升等人，都是高阶文官出身，而不是纯粹的武将出身。如祖大寿，赵率教，吴三桂，乃至毛文龙等武将，都只是某城某省某军区的总兵官，是在文官督师的统一指挥下行动的将领。 文官长期浸润在文官官僚体系之中，就会带有许多文官官僚的毛病，最典型的就是争功诿过，长于权力斗争，而多数文官在军事战略上缺乏战略眼光。比如明末多次派往辽东前线的督师都带兵部侍郎、兵部尚书衔，但他们实际上并不懂军事，只是负责军队系统的日常管理而已，对战争指挥非常陌生。 这也是清朝在初期相比于明朝的体制优势之一。因为清朝还在开创期，文官官僚体系并不成熟，用文官官僚体系防治武将的意识也还没有形成，所以清朝初期都是由更像是纯粹武将的亲贵领兵展开军事行动，效率要比明朝高很多。一直到快要渡江追击南明残余势力的时候，才开始用洪承畴这种文官官僚来负责多个省区之间的协同作战和民政管理。 但清朝初期南方明朝残余势力的叛降无定，朝秦暮楚，政治形势变化比较频繁，尤其是在南明永历帝坚持十多年的西南，军事行动一直在持续进行，清廷缺乏有效的行政管理体系，从而造成了吴三桂势力的壮大，吴三桂在云南几乎是将军事，民政，人事和财政都掌握在手中，为他后来发动三藩叛乱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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