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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小耳浸在“中国人、华夏、五十六个民族、中华民族”的概念中，视民族区别为理所当然，那王明柯《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正可以用来打破这“常识”。 显示全文 作者应用“民族史边缘研究理论”，以及他对于历史文献、考古遗存和当代口述资料的看法，去破解多数读者心中即有的以语言、文化、地域来区分民族传统概念。 好书从问题开始：何为中国人？——“我将采取一个截然不同的角度——由中国人“族群边缘”的形成与变迁，来解答“什么是中国人”。对此，我有一个简单的比喻：当我们在一张纸上画一个圆形时，事实上是它的“边缘”让它看来像个圆形。”即是——“中国人”是由族群之外的非中国人来凸现的。 这一表述中相应的族群的定义是'族群边界的形成与维持，是人们在特定的资源竞争关系中，为了维护共同资源而产生。因此，客观资源环境的改变，经常造成族群边界的变迁。在这一点上，我赞同“工具论者”（instrumentalists）的立场：族群认同是人类资源竞争的工具。 作者选取历史上“华夏”主要的活动范围边缘地带的，即农业社会与游牧社会分界处的青海河湟、鄂尔多斯地区、西辽河地区进行分析，对几期考古遗址分析当时居民的经济生活状... 自小耳浸在“中国人、华夏、五十六个民族、中华民族”的概念中，视民族区别为理所当然，那王明柯《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正可以用来打破这“常识”。
作者应用“民族史边缘研究理论”，以及他对于历史文献、考古遗存和当代口述资料的看法，去破解多数读者心中即有的以语言、文化、地域来区分民族传统概念。 好书从问题开始：何为中国人？——“我将采取一个截然不同的角度——由中国人“族群边缘”的形成与变迁，来解答“什么是中国人”。对此，我有一个简单的比喻：当我们在一张纸上画一个圆形时，事实上是它的“边缘”让它看来像个圆形。”即是——“中国人”是由族群之外的非中国人来凸现的。 这一表述中相应的族群的定义是'族群边界的形成与维持，是人们在特定的资源竞争关系中，为了维护共同资源而产生。因此，客观资源环境的改变，经常造成族群边界的变迁。在这一点上，我赞同“工具论者”（instrumentalists）的立场：族群认同是人类资源竞争的工具。 作者选取历史上“华夏”主要的活动范围边缘地带的，即农业社会与游牧社会分界处的青海河湟、鄂尔多斯地区、西辽河地区进行分析，对几期考古遗址分析当时居民的经济生活状态，在公元前2000年-1000年间全球气候转为干冷期前后，这三个地区的经济形态逐渐由定居的农业社会转为游牧社会，发掘出的器物显示随葬的驯养动物由农业社会常有的猪骨转向游牧社会必然的狗与马及羊，随葬的器物由生活用具转向战斗用具，显示这些地区因自然环境变坏，资源压力迫使人们的生活形态转向游牧，对资源的争夺趋向用战争的方式。与此同时，这些地区的南面与东向，华夏圈内的秦、燕、赵开始修筑长城以防止游牧来抢夺生活资源，华夏边缘开始形成。由于生活方式的不同，为维护己有资源，定居农业生活方式的“华夏”开始将游牧社会视为“异族”，华夏的边缘即是定居农业生产及相应生活方式的自然地理边缘，反映在历史文献中“华夏”的字眼开始频繁出现，身份认定得到强调。 历史上的“华夏”或说汉文化，对待“华夏”圈外的游牧社会以平等对待交往或战争，对农牧混杂社会是侵入和打压，对远距离的朝鲜等农业社会，从文化上视为同宗，意图涵化；至于处于华夏边缘内部的非华夏--如身为越族的“吴国”，因生活方式，对资源的使用方式相同，欲得到“华夏”的认同，于是有意识将王室起源的记忆与“周”人祖先“太伯奔吴”的传说联系起来，以获得“华夏”的身份，也因为有共同的生活方式，双方都从历史的记忆上创造同宗的血缘记忆，而被予以认同，从而融合进华夏。而实际上当代所发掘出的考古资料并不能支持江苏的“吴”与“周”王室有起源关系。作者就此提出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中所发现的器物，都可以由当时人出于现实需要，出于强化身份认同而有意识的选择，一种“结构性失忆”忘记真正的起源，一种“选择性记忆”选择有利的证据来强化身份认同。 以上足以从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的解读方面来证明本书的意旨——“在特定的资源竞争与分配环境背景中，华夏边缘如何形成与变迁，以及华夏如何借历史记忆来凝聚、扩张，华夏边缘人群如何借历史记忆与失忆来成为华夏、非华夏，或成为二者间的模糊边缘。” 文献与考古的证据仍使作者意犹不足，他从现实中选取1950年后民族识别的“羌族”为例，来证明以语言、文化、地域识别民族的主观性。被认定在四川省汶川、北川一带的羌族，从历史文献记载来看从来是相互分离的，起初只是地理概念，他们所生活的地区，生产形态为农牧混杂，没有固定的国家、政权结构，历史上因为其农业生产方式与“华夏”的农业生产方式有资源分享上的冲突，被到处驱赶。如今每个地区，甚至每个赛子有不同的起源传说、语言也并不相同、也并无共同的文化习俗，有些习俗甚至是近几年由政府推行的，在民族识别之前，甚至各赛子之间互不认为是同一民族。而实际上所谓的“羌”只是“华夏”对这部分不同生活形态的非我族类的泛称。如今产生的民族认同一则由于新中国的民族政策有意的扶持，二是由民族识别后的羌族知识分子从汉人的典籍中获取“羌”的文献后而予以强化的。 考古发掘、历史文献、现实研究，都足以成体系地支持作者的观点。 探讨“民族”“族群”的源起，其本旨之一直指现实大陆与台湾统独的问题，作者追溯台湾土著、福佬、客家人自清朝统治台湾以来，台湾土著与后来移民对于历史记忆与族群边缘的认定，如皇民化时代的有关族群记忆的选择，如特别强调“中国认同”；国民党迁台后的外省人与原有居民之间因政治与经济资源而起的冲突，各部分人重新选择与强化的不同记忆；台湾与大陆之间分离几十年后的经济差异导致的台湾人对历史记忆的重新选择——如开放探亲前的“中国”教育，开放探亲与通商后发现大陆的贫穷而开始强化的“台湾”教育，强调台湾本土的记忆，大陆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对台湾重新选择有关族群记忆的影响。作者再强调他的结论“族群认同的工具性、现实性是其最基本的本质。所谓由共同历史记忆产生的根基性，仍只是现实利益下凝聚人群的工具。”甚至于“中华民族”这个概念，也只是共享资源的一个工具。对统独，他的态度是悬置，强调两岸“如何学习对内营造合理的分工与资源分配环境，对外与世界其他文化体系下的人群共商，在保护地球生态的原则下， 如何开发与分享世界资源。” 从资源竞争与分享、集体记忆选择两方面来分析族群的现实形成，作者以现实主义的态度打破即往出于政治目的而建构出的“民族”观念，不但可以消解“民族”“族群”之异，更强调未来目标之同。 可谓微言大义，用心良苦。 7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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