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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书试图透过对“中国人”这个族群现象及其本质的认识，去理解为何人们宣称自己是“中国人”，为何又有认同矛盾或认同变迁。与以往的学者所不同的是，王明珂是从边缘的角度看华夏这个中心，从理解“什么是华夏族群”去解答“什么是中国人”的问题。 王明珂认为华夏族群的存在基于族群边界的维持，一个族群的形成和维持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对一个族群的定义和描述也存在多种理论。在本书的第一部分“边缘与内涵”中，作者回顾了当代社会人类学族群理论，分别介绍了族群的客观特征论、主观认同论、根基论和工具论四种观点及其在界定族群时存在的困境，并随之提出了民族史研究的边缘理论。作者不认同族群的本质是一种根基性的自觉认同，他认为族群是利用“共同过去”来凝聚的人群，凝聚一个族群的亲亲性事实上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而非生物现象，即“文化亲亲性”，在本书中作者主要以工具论的思想论述了华夏边界的形成、扩张与维持。 在族群本质问题上，作者借用了巴斯的观点，“族群”是由它本身组成分子认定的范畴，造成族群最主要的是它的“边界”，而非包括语言、文化、血统等的“内涵”。一个族群的边界不一定指的是地理上的边界，而主要是“社会边界”。在此，主观上的认同成为族群得以存在和维持的主要原因，因为客观的文化特征无法界定一个民族。作者以羌族的例子说明了这一点，羌族生活在汉族和藏族之间，他们的语言极其复杂，即使是同一支系的羌族，由于生活在不同地区，他们之间的交流可能存在障碍；而生活在同一地区的羌族和藏族可能都会讲嘉戎语，两个不同的民族不仅在语言上没有什么大的障碍，而且在服饰、生活方式上也存在很大的相似性。这样我们就很难以共同语言、服饰、宗教等客观的文化特征来区别藏族和羌族。虽然在外部特征上我们看不出区别，但是羌族人心中始终记得自己的羌族身份，并把这种观念不断传递给子孙，使之不断得到强化，以“集体记忆”的方式来强化族群认同，以区别于周围的藏族和汉族。同样，有些族群通过遗忘或虚构祖先历史以重新整合族群范围，或者建构新的民族，我们称之为“结构性失忆”。 自然环境的变迁影响到族群生活的各个方面，也是族群边界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历史上气候的干冷化使青海河湟地区、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以及西辽河地区的人们无法从事定居农业，为了生存他们必须不断地迁移，由此导致了游牧社会的形成，从蓄养基本的家畜猪到放养羊、牛等牲畜，这也就意味着人们由农业转向了游牧，而在游牧人群的社会结构中，社会组织是分散性和平等自主的，各游牧部落互不隶属。各游牧人群间的对立、仇杀与战争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这主要是为了争夺草场和肥美的山谷。公元前3000年，河湟地区的人类文明原是黄河中游地区仰韶文化的延伸。公元前200年左右，河湟地区与黄河中游地区间出现分野，东方的汉朝政权成为中央化、阶层化的世界，西方河湟地区则是分散化与平等化的世界。于是，对中国而言，一个生态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的边缘已经形成。 北方长城的建立，基本确立了北方游牧社会与中原农业社会的地理生态边界，春秋时期，在尊王攘夷的过程中，华夏的集体意识逐渐被强化。北方华夏诸国一面吞并或驱逐“戎狄”，一面各筑长城以保护南方的资源。北方地区的游牧化与春秋时期华夏意识的强化，两者共同造成了华夏北方边缘的形成。在不断地交往和争夺中，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华夏边缘形成。在此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北方游牧人群无法在经济上实现自给，所以他们需要凭借武力南下进入中原获取粮食、布帛、食盐等资源，而中原各国为了保护南方资源逐渐联合抗击游牧民族的入侵，各国修建长城并不断将北方游牧人群向北驱赶，这也就体现了王明珂在书中的观点：族群认同是资源竞争的工具。 边界的产生是族群成员对内的认同和对外的排斥，华夏边缘的形成离不开对周人问题的探讨。周人是构成华夏主体民族最西方的一支，一般认为，追溯周人的族源也就是追溯部分华夏民族的族源。周人与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周人的祖先戎人或是周人的一支就是戎人，但是周与戎又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周人强调农业定居和农业文化，并在习俗礼仪上效仿中原的商朝文化，使自己更加接近于中原文化而区别于戎人，这对于后来武王伐纣并取而代之，在文化上使中原诸国臣服于自己起了重要作用。秦人是周人培养和扶植的一支牵制姜族的力量，秦人认为自己的祖先曾是商的一个部落，他们通过忘却一部分记忆而重新构造新的与中原嬴姓的历史记忆来区别于戎，从而使其接近于中原，这也显示了族群主观认同的重要性。 在此我们可以借用“阈限”一词来说明周人族群认同的转变，戎人、姜姓与姬姓三者曾经生活于同一地区，彼此在文化上相互接近，周人为了区别于戎人而使本族群靠近中原的中心地带，而尽量隔断与戎人在生活方式与文化上的联系，这时他们逐渐脱离戎人，但也未被商人所接受，有些周人在此阶段同时拥有两种不同的身份或是文化认同。当西周灭商之后，周人才完全实现了身份的转变，成为华夏族的主体民族部分。 春秋时期华夏族的形成使边疆意识也逐步得到加强，尤其是汉人的出现，中心与边缘的概念似乎更加重要。当然，华夏边界并非稳定不变，边缘人群也在逐步的华夏化，华夏边缘人群假借华夏祖源记忆而成为华夏。王明珂在此以“太伯奔吴”以及吴国国王寿梦四子“季札让国”的故事来说明边缘人群如何成为华夏的一部分，从而使华夏边界不断向外扩张。汉武帝出击匈奴、征服东越、南越都是华夏边缘的扩张过程，东越、南越成为了汉王朝的一个部分，一部分匈奴也臣服于汉朝，而朝鲜则由于有自己的祖先传说不愿接受中央王朝的统治。在华夏边缘的扩张中也受到了抵抗，例如春秋时期的楚国，楚人并不认同自己是中原华夏一族，所以以南蛮的身份挑战了周天子的权威，又如汉武帝在出兵云南滇国的时候遭到了昆明人的打击而损失惨重，昆明人处于西南边界上，由于主观上不认同中原王朝和保护当地资源的需要限制了汉王朝地理边界的扩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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