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拉铁摩尔的著作《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通过对新疆、西藏、蒙古和满洲四个地区的论述，分析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规律，将研究视角从中心转向边缘，使得边缘的视角开始成为认识历史发展规律的新途径。台湾学者王明珂先生的《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书，将边界理论运用于解释中国主体华夏民族的形成过程，这与拉铁摩尔的论述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二者都注重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分析边界形成的原因；但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注重研究的是边疆何以形成的历史过程，研究民族互动的边界，从而获得对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而后者则从历史记忆的角度分析认同的边界，并从历史材料中的考古学证据分析华夏民族得以形成的历史过程。笔者认为拉铁摩尔的贡献在于将以往关注核心地域的视角转向了边缘地区，从边缘的角度认识主体如何得以确立，使得学术界开始思考边界问题。1969年巴斯发表《族群与边界》一书，从族群边界的角度研究族群认同及其本质，这被学术界认为是族群研究的分水岭，可见边缘研究的视角已被学界广泛认可。 本文旨在通过分析拉铁摩尔所描述的中国亚洲内陆边疆与中原王朝的互动关系，以分析长城作为边界的性质及其作用。在历史上华夏与四夷之分几乎也是以长城为界，在《华夏边缘》中，尽管王明珂是从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的角度分析华夏民族的形成过程，但仍然认为在地域上早期的华夏与四夷分布图与今天中国的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的轮廓大体上一致。笔者试图分析长城作为一个稳定的边界，在历史上对于族群之间交往互动的影响，进而对边界理论进行思考，梳理边界与边缘地带得以形成的原因及其对古代中国草原社会与农耕社会的影响。 一、长城作为族群边界 长城被誉为世界新七大奇迹之一，与天安门、兵马俑一起被视为中国的象征，这三者分别是边界、首都与王陵，代表古代中原王朝的统治格局，体现古代中国统治者从核心到边缘以及冥界的三维天下观。从战国时期燕国北征东胡即开始修建长城，之后历代王朝将其不断加固扩建得以形成今天的万里长城。长城作为军事工程的重要意义是广为认知的，同时从民族学的视角研究，长城对理解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也有着重要意义。本文认为长城作为一个政治边界不仅仅具有军事防御的作用，从文化生态学和族群冲突理论的视角分析，长城同时也是族群边界。 (一)文化生态学理论视角 现代地理学家研究发现，长城的分布与400毫米等降水量线是基本重合的，这表明在长城以内是相对适应农业生产的，是我国半湿润与干旱气候的分界线，又是农耕区和不适于发展农业的草原区的分界线。这形成了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廓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鱼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的现象。[1]拉铁摩尔分别从中国社会起源地黄土地区的生态环境与边疆地带进行对比，认为草原游牧经济的发展模式与定居农耕经济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游牧社会形成了适应于当地生态环境的政治制度及政治策略。原始的汉人从事农耕，他们不可能一面向日趋复杂的精耕农业前进，又同时接受粗放农业及混合经济制度，出去草原边境以外，环境允许汉人取得一切土地，吸收并同化其所遇见的民族，可是当他们走近草原时，环境却不利于汉人，它使得少数民族能够更为有效的抵抗他们，因此，草原上少数民族的落后制度不但不能被克服，而且更加强化[2]41。因此，由于生态环境的原因，中原的扩张止步于长城脚下，在长城地带实行典型的中原统治方式将会是薄弱的。同理，草原游牧社会除了蒙元以外，也从未试图占领中原，这是因为游牧地区的资源具有不稳定性，为了获得这种不稳定的资源，草原游牧经济必须具备移动性，并在财富与移动性之间进行调和。例如，在中国汉代时，住在河湟地区的羌人便是如此，为了适应河湟谷底这种资源缺乏且不稳定的环境，河湟牧民必须结合在聚散有弹性的人类社会群体中，适应人畜卓越的移动性，一个社会群体随时能分裂成更小的群体，或与其他群体聚集成更大的人群，来利用环境资源，或逃避自然与人为灾害。这就是一般游牧社会常见的“分裂性结构”[3]70。 拉铁摩尔在总结中国边疆少数民族的社会特征时也发现这样的特点，游牧民族的统治者永远不停地在追求财富与移动性的协调，游牧民族征服中国时，移动性对财富的统治最强，但是这种局面又因为财富的累积而妨害了移动性，征服者还要依赖官僚阶级来征收赋税和施政。游牧民族的统治到了中原以后，他们就脱离了本身权力的根源，转而依赖笨重而易受攻击的农业机构[2]55。这种循环使得草原游牧政权无法真正统治中原。双方均受制于各自生态环境下的特殊的政治经济制度而止步于长城边界，因而可以说长城的地理位置是生态环境决定的，草原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的不同也是从生态环境上的分化开始的。中原的定居农耕文明将凡是具有不定居、没有固定君王特点的族群均看作是蛮夷，建立长城的目的是防止其侵扰之外，更是农业文明高度发展的标志，以此雄伟建筑划清与落后蛮夷的边界。 (二)族群边界理论视角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在长城内外形成了华夏与蛮夷的分野。因此，从族群边界的视角分析长城同时也是一种族群边界。对游牧经济进行深入研究发现，游牧经济不仅具有移动性的特征，而且缺乏独立性，迫切需要农业地区的资源，因而草原部落首领制定了外部边界战略:暴力劫掠并夺取战利品以威震中原，时战时和以增加奉供的汉人贸易，并拒绝占领汉地[4]110。而中原农耕民族同样面临着资源需求，随着水利系统的发展与完善，汉人尽可能地利用土地进行耕种，大量的土地得以开发，粮食生产水平提高的同时，产生了大量的过剩人口，因此需要开垦更多土地，这就使得中国的北部边疆不断向外延伸，但是当到达400毫米等降水量线这一地带，也就是我们的长城边界附近时，由于生态环境的限制，这里成为了农业的边缘地带，其投入成本过高。但是半干旱的农业区也适用于发展畜牧经济，边缘地带的人有了更多的选择，可以放弃投入过高的农耕转而加入游牧劫掠的人群之中，进而增大了边疆地区的不稳定性。对于中原王朝来说，在边缘地带的屯垦是投入成本高且风险极大的活动，建立长城是最经济的防御策略。王明珂认为长城的建立是北方华夏诸国对于扩张资源的需求，以及保护资源可能付出的代价这二者之中的折中选择，长城代表了这时华夏所愿意保护的资源区的极限。华夏民族形成于长城建立之后，长城外的游牧世界也相应的形成，由于游牧是一种无法自足的经济生态，因此沿着长城展开数千年游牧与农业人群间的资源竞争与维护的争战[3]93。这种长期的征战使得长城的工事越来越浩大，长城边界也越来越稳固，甚至有历史学者认为秦王朝灭亡的原因之一就是修长城。但是从军事投入的节约和需向游牧民族转移财富数量减少这两个角度说明农耕民族修建长城的战略价值是及其重要的[5]。也就是说，长城边界的确立并不能单从游牧民族对中原的劫掠的角度来分析，在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地区，是半湿润与半干旱的交界地带，实行农业与游牧均是可行的，中原农耕民族的扩张也使得其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冲突愈加明显。拉铁摩尔认为，游牧经济并非是一种落后原始的生计方式，反而应当是在农耕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扩张到半湿润与半干旱的地带，农耕生产力水平下降，需要获得动物资源进行补给，从而开始狩猎，进一步将捕获的野生动物驯化，这才使游牧经济的产生成为可能，否则我们难以想象，那些牧人可以骑着马奔跑在广袤的草原上，成群的牛羊在前温顺地吃草。不过这只有在既具有游牧环境同时又能实行定居农耕的地带才能实现，因而可以说游牧民族恰是在这样的交界地带产生的，随着与中原之间的争夺而形成了稳固的族群，长城的建立并未使得游牧与农耕民族的冲突得以缓解，反而促进了长城外的全面游牧化。 王明珂在对华夏边缘的形成过程的论述中认为华夏真正形成是在长城边界得以完全确立以后，拉铁摩尔在对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的草原游牧社会的研究中发现，中原的防御措施非但没有完全发挥其保护作用反而使得外部的游牧民族得到了强化，形成了更具统一性的部落。因此，笔者认为长城的意义不应当仅仅从军事防御的角度评价其政治意义，还应当从文化生态学以及族群边界的视角看到长城同时也是族群边界的意义，对于游牧民族与中原华夏民族的形成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流动的边缘 长城作为稳定的边界使得在农耕社会与草原社会之间形成了一个边缘地带，这个地带甚至成为了决定长城内外双方政治势力的核心，同时也由于此消彼长的政治势力，边缘具有了双重性和流动性。 (一)边缘的双重性 长城本身是历代相传的一个伟大政治努力的表现，它保持了一个界线，是历史上的统治者试图明确地区分可以包括在中国“天下”以内的土地与蛮夷之邦。但是政治上所确立的明确的边界，却被历史的起伏推广成一个广阔的边缘地带。这一地带即是中原王朝的边疆，亦是草原游牧帝国的边缘。这是基于两种政治模式的向心力所造成的。核心的政权对于边界的政治策略，使得长城地带成为了双重边缘。首先，从中原王朝的角度来说，自周王室瓦解以来，华夏农耕民族的边缘则开始形成，将自己当作是定居重迁，以农为本，统于皇帝，知礼尚义的人群，将游牧地区的人群看作是野蛮落后的，因而也不愿意占领游牧地区。可以说长城这一建筑工程尽管规模宏大，但并非游牧民族入侵的任何直接威胁所致，相反，修筑长城是战国时期各国用墙将自己围起来的古老传统的登峰造极，即沿着北部边界与游牧民族相隔绝，在中原内部勾勒出与其他国家的边界。在此之后，在所有的中原统治者眼中，长城标志着中原文化的边缘，也标志着野蛮地域的开端，其目的在于尽可能瓦解中原边地民众与草原的任何潜在的联盟，也就是说要将游牧民族从中原排除出去[4]42。再次，从游牧政权的角度看，基于其政治结构，为保持在草原的独特地位，需要将新近征服的部落整合进帝国之中，就必须回报那些政治精英，并向那些一般部落民众提供离开帝国政府就无法获得的利益，因而占有与中原汉地的边缘地带则是满足这一需求的保证，因此游牧政权也从未真正离开过这一地带。这也是巴菲尔德在《危险边疆》中所总结的边疆之所以危险的原因。 总之，长城作为边界虽然将游牧政权与中原王朝在政治意义上做出了划分，但是边界与边疆却并非具有相同的性质，由于双方核心政权的向心力的需要，边疆处于双方政治势力影响之下，边界则具有外部分离与内部整合的作用。 (二)边缘的流动性 无论是对于游牧民族还是农耕民族而言，边缘都具有流动性。典型的草原社会与典型的中国社会代表的是两个极端，但这两种社会不能截然分开，它们的接触线无可避免地扩张成一个过渡地区，其中居住着一些在不同程度上受中原影响的草原牧人和受不同程度草原影响的汉人。当中原王朝与草原政权均处于衰落时期，边缘地带就变得极为混乱，这个地区会变得狭窄，因为一部分边境草原居民退回草原，一部分汉人退回中国内陆。反之，经过长期稳定，这个过渡地区会扩大。这个区域就具有了独立社会秩序的地位，也就越重要。这个地带又绝不会完全分裂，因为那里总有一些不适合定居生活的草原，以及其中国特性不会受草原影响的精作农业区。不过它可能对草原及中国内陆产生影响，削弱这两种典型社会的结构的牢固性。因此，拉铁摩尔和巴菲尔德从边缘地带的变化总结分析中国历史循环的规律，认为恰是边缘地带这样的特点反映了王朝兴衰的过程。 美国夏威夷大学柏华教授曾在中国香港做客家人研究，认为边界的功能是保持社会形成的秩序，边界具有三个维度的意义，不仅具有外部分离，内部整合的作用，更重要的是相互融合，边界在分离中形成，但本质上是联合的，外部边界是一个物理范畴，其边缘则是一个过程，长城就是这样的一个物理范畴，虽然有明确的地理坐标，但是在长城内外的边缘地带的人群确是相互融合的，边界贸易与往来通婚等等。因此，笔者认为，长城这一稳定的政治边界所圈出来的华夏边缘并非是铁板一块，而是具有极强的流动性。 三、结论 长城作为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军事工程，不仅在政治上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中国民族的形成也产生重要影响，从文化生态学以及族群边界理论的分析能够清楚地看到长城作为族群边界的意义，同时由此形成的边缘地带也具有了双重性质和复杂的流动性。 拉铁摩尔认为只有工业化才能够调和草原与农耕社会的矛盾。现在距离他的预言已过去七十余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确实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结束了古代中国的历史循环，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使得草原与农耕社会对立的历史成为中国的文明发展史中重要的一页，长城在今天也成为了遗迹作为历史的见证。然而矛盾却并未完全消除，我们看到少数民族虽然从五服之外的蛮夷变成中华民族的一员。但从历史的边界来看，今天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分布大体与长城边界所划定的区域相吻合，不同的是汉人早已不再局限于农耕环境中，少数民族的草原游牧经济也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渐瓦解。也就是说物理意义上的边界在工业化的冲击下消失了，然而，在人们心里的边界仍然存在，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给予少数民族自治的权力，但是亚洲内陆边疆的民族矛盾依然存在。工业现代化是否能够完全解决这样的民族问题，还值得我们更深刻的反思。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