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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古诗交流与研究

 沁园春春2016 2017-11-15
2017-02-16 16:52:38 东疆学刊2017年1期

[摘要]

汉诗在韩国古代的传播与发展,并取得辉煌成就,既有赖于中韩两国之间频繁的文化交流,也有赖于韩国历代统治者的重视、提倡和他们所采取的相应措施以及历代众多诗人的热心学习与积极创作。前者为韩国汉诗得以发展的外因,后者则为韩国汉诗得以发展的内因。韩国汉诗作品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质量上乘,从形式上看,既有古体诗的四言、五言、杂言体,也有近体诗的律诗(五律、七律)和绝句(五绝、七绝)以及排律。从内容上看,举凡言志抒情、写景状物、咏史怀古等,无不纳入到了诗歌创作题材的范围。中韩两国先人创作大量诗歌,友好往来,唱和酬谢,为我们中韩两国的后人奠定了文化交流、友好合作研究的坚实基础。

[关键词]

韩国汉诗;交流与研究;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I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17

)01000107

[收稿日期]2015-06-28

[作者简介]

杨昭全,男,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韩国(朝鲜)历史及中韩(朝)关系史。(长春130033)


韩国古代人民创造了自己的文学艺术,诸如神话、传说和诗歌等,但是韩国古代没有记录本民族语言的文字,很早就使用从中国传入的汉字,直至中古时期的15世纪中叶才创制了韩国本国的文字,这导致了韩国古代国语神话、传说、诗歌的大量失传。同时,韩国很早就引进和接受了汉字、汉文和汉文书籍,并长期运用汉字写作汉文,于是,随着中国古诗的传入,韩国出现了用汉字创作的诗,即汉诗。

汉诗,作为在中国这块土壤上培育出来的艺术奇葩,要在韩国生长并扬芳吐蕊,当然需要特定的时代条件,尤其是需要适应韩国古代的思想文化氛围。事实上,韩国汉诗之所以产生和发展,正是因为韩国有其特殊的国情,即韩国文化处于中国文化的笼盖之下。而韩国汉诗之所以能不断发展,取得辉煌成就,甚至可以说一度占据韩国文坛的统治地位,既有赖于中韩两国之间频繁的文化交流,也有赖于韩国历代统治者的重视、提倡和他们所采取的相应措施以及历代众多诗人的热心学习与积极创作。前者为韩国漢诗发展的外因,而后者则为韩国汉诗得以发展的内因。其中,内因是主要的,但外因同样不可或缺。

韩国汉诗为韩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汉诗在韩国产生、发展、繁荣到形成独特的韩国汉诗风格,最后终于式微,约有千余年之久,韩国汉诗人多如夏夜繁星,名家辈出;汉诗作品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质量上乘,名篇佳作,不胜枚举。从形式上看,既有古体诗的四言、五言、杂言体,也有近体诗的律诗(五律、七律)和绝句(五绝、七绝)以及排律。从内容上看,举凡言志抒情、写景状物、咏史怀古等,无不被纳入抒写的范围,可以说,韩国汉诗的题材非常广泛与丰富。唯其如此,我们才能从中感受到韩国古代文人广阔的现实世界与精神世界。汉诗在韩国的影响深远,即使到了近现代,韩国依然有人创作汉诗,如韩国著名反日志士安重根生前创作的汉诗《大丈夫处世歌》。


一、中韩诗人之间的唱和诗作

在古代,韩国人往来中国非常频繁,如韩国使节赴中国,韩国学生赴中国求学,有的还在中国应试中举为吏,韩国僧侣赴中国求法等等。他们在中国期间,广泛与中国文人接触,结下了深厚友谊,彼此以诗会友,互为唱和,创作不少名篇佳作。同样,中国使节赴韩,也与韩国文人广泛接触,彼此以诗会友,留下不少佳作。这些名篇佳作既是中韩诗歌交流的结晶,也是中韩深厚友谊的明证。

新罗崔致远赴唐求学,后中举为吏,与唐文人张乔、顾云、罗隐、吴峦、郑畋、杨瞻等广为结交,经常酬唱和诗。其间,崔致远创作有《酬杨瞻秀才送别》、《留别女道士》、《酬进士杨瞻送别》、《楚州张尚书水郭相迎因以诗谢》、《和金员外赠山清上人》、《和友人除夜见寄》、《酬吴峦秀才惜别二绝句》等唱和之作。当吴峦远行时,崔致远赠诗惜别:

残日塞鸿高的的,暮烟汀树远依依。

此时回首情何恨,天际孤帆宁浪飞。

此诗传达的感情真挚,彼此难舍难分!而当崔致远回新罗时,挚友顾云也赠诗惜别,并盛赞崔致远的才华:

十二乘船渡海来,文章感动中华国。

十八横行战国苑,一箭射破金门策。

新罗赴唐求学的朴仁范、朴充、金可纪、崔承佑等文人也与唐朝的张乔、张峻、章考标、曹松等文人广为结交,彼此互酬唱和。朴充回新罗时,张乔以《送朴充侍御归海东》为赠:

天涯离二纪,阙下历三朝,涨海虽然阔,归帆不觉遥。

惊波时失侣,举火夜相招,来往寻遗事,秦皇有断桥。

唐朝文人送别新罗人回国时的赠诗,为数不少,《全唐诗》收有多首。如许浑的《送友人罢举归东海》:

沧波天堑外,何岛是新罗。舶主辞番远,棋僧入汉多。

海风吹白鹤,沙白晒红螺。此去知投笔,须求利剑磨。

此外,还有项斯的《送客归新罗》、杜筍鹤的《送宾贡登第后归海东》、贯休的《送友人归新罗》、陶翰的《送金卿归新罗》等。

新罗的不少僧侣赴唐求法,他们结识不少唐朝文人与僧侣。当新罗僧侣回国时,彼此互作别诗相赠。《全唐诗》中有送新罗僧的别诗多首,如唐僧侣法照的《送无著禅师归新罗》:

万里归乡路,随缘不算程。寻山百衲弊,过海一杯轻。

夜宿依云色,晨斋就水声。何年持贝叶,却到汉家城。

此诗同样表达了依依惜别之情,并盼望离去的新罗友人他年再来唐朝欢聚。此外,还有张乔的《送僧雅觉归海东》、张籍的《赠海东僧》、贯休的《送新罗僧归本国》和《送新罗衲僧》、马戴的《送朴山人归新罗》以及皮日休和陆龟蒙为弘惠上人写的送别诗等。

值得一提的是新罗还有棋手赴唐切磋技艺,其中以朴球为著。朴球在唐朝期间与唐诗人张乔友情甚笃。当朴球回国,张乔赠诗惜别:

海东谁敌手,归去道应孤。阙下传新势,船中覆旧图。

穷荒迥日月,积水载寰区。故国多年别,桑田复在无?

高丽朝时,同样有很多文人来过中国,并与中国文人之间留下了大量唱和詩篇。其中,高丽著名诗人李齐贤多年在元朝居住,与元朝著名文人姚燧,阎复、元明善、赵孟頫等文人结交,友谊深厚,互相赠诗多首。李离开大都赴四川时,赵孟頫、元明善等皆为其赠诗送行。赵的赠别诗中有“三韩望八蜀,相去万里余。栈阁如登天,剑门不可逾”之句。李也写诗分别回赠赵、元二人。其中赠元之别诗为:

昔从倾盖眼能者,载酒同游遍洛城。直欲执鞭如鲁叟,岂惟结袜比王生。

感公灯火三更话,愿我关山万里行。更得新诗入囊褚,剑南人识汝南评。

李齐贤给赵孟頫的三首诗为七律《三陵早发》和七绝两首《和呈赵学士子昂》。李齐贤在这些诗中对赵孟頫的诗文、书法极力赞美,并表达了对赵及其夫人的敬佩之情,如“诗成夺得锦袍新”、“翰墨遗迹万变新”等诗句。

李齐贤在元结识文人甚众,其赠诗、别诗为数甚多,五绝《简李员外》就是其中一首出色的汉诗。他在这首诗中向这位中国知心朋友倾诉道:

吾生如寄耳,方寸只君知。岁晚深期在,东归定几时?

李齐贤与中国文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在回高丽前夕,作诗《庚辰四月将东归题齐化门酒楼》以抒发其离开中国告别友人的深情,其中写道“他日重来岂无念,却愁华发污缁尘”,使我们能够深刻地感觉到李齐贤对这些中国友人的眷恋与不舍。

明代,倪谦、张宁、董越、唐皋、许国、黄洪宪、欧希稷等擅文学。他们先后出使朝鲜朝,与朝鲜朝文人广为结交,互相酬唱,赠诗送别,其数甚多。当时明使到朝鲜朝后,都有能诗善文的朝鲜朝文人即“馆伴”远迎相待。使节与馆伴互相唱和酬赠,佳作频频。史载:“朝鲜君臣,最称好事,使者轩一至,即命远迎,属和诗章,连篇累牍。龚修撰用卿鸣治、吴给事孟子醇,于嘉靖十六年奉使,国王遣陪臣十人,陪宴汉江之上,帆扬花渡,登龙头峰,纵观江山之胜……咸有诗篇继和,极东国一时之盛。”

下面我们可以简单了解一下几位明使与朝鲜朝文人之间的唱和诗作。倪谦回国时,作《送叔舟诗》赠与申叔舟,其中有“爱问形声校韵书”一语,讲述了申叔舟经常向其请教汉字音韵之事。

再有,董越回国时,其馆伴许琮作《浮碧楼别明使》以赠:

诸草平如翦,江云湿不飞。余霞飘绮席,新浪溅苔矶。

古寺萝垂壁,渔家水浸扉。眼前多少景,惆怅客将归。

张宁回国时,朝鲜朝诗人朴原亨亦赠别诗《登汉江楼次张黄门韵》,其中写道:

远岫横如黛,芳郊绿渐平。归鸦翻夕照,啼鸟弄春晴。

暂得新知乐,还教别恨生。关山逾万里,何处望燕京。

王敞回国时,朝鲜朝诗人许琮以《安兴道中次王黄门韵》为赠:

韶光如酒著人迷,漫把霜毫取次题。山北山南春雨歇,隔林江日鹁鸠啼。

欧希稷回国时,朝鲜朝诗人辛应时以《送欧大行还朝》为赠:

鸭绿江头送棹声,东风吹泪若为情。人间离别伤今日,天上音容隔此生。

衡浦雁回惊远梦,洞庭春尽渺归程。遥知万里相思处,南斗横斜片月明。

此外,明朝文人吴明济曾随明将陈璘赴朝,参加援朝御倭战争,后又再次赴朝。当吴回国时,朝鲜朝诗人许筠赠诗送行,其中写道:

国有中外殊,人无夷夏别。落地皆兄弟,何必分楚越。肝胆每相照,冰壶映寒月。

朝鲜朝诗人柳得恭、朴齐家皆曾两次出使清朝。他们与清著名学者纪昀、阮元、张向陶、孙星衍、钱东醒、黄丕烈、罗聘、顾莼等广为结交,经常一起研讨学问,赠答诗文。朴齐家与中国友人唱酬之作载于陈徐伯的《画林新咏》中。

其后,朝鲜朝文人金永爵赴清,与叶名沣、冯志沂等相交甚笃,彼此酬唱和诗。叶名沣的《敦夙好斋诗集》,冯志沂的《尚微斋诗集》皆收有与金永爵唱和酬对的诗篇。而在金永爵的《存春轩诗抄》中,也收有与叶、冯二人酬对的诗篇。

朝鲜朝著名学者金命喜赴清,与清朝学者吴嵩梁友谊甚笃,金亦赠诗寄怀:

写就疏枝月印襟,散花身现去来今。寒梅可是如人否?痴杀西湖处士林。韩国现代著名革命家申圭植在华长期从事反日独立运动,与孙中山等中国革命家友谊深厚,并参加柳亚子创立之南社,他创作多首与中国友人唱和的汉诗。如《祝孙总统》、《赠黄克强》、《赠宋渔夫》、《赠孙中山》等诗歌,其中《赠孙中山》写道:

荆天棘地一身轻,楚水吴山路不平。铁血疆场当日愿,数千万口是同声。

申圭植是著名诗社《南社》中的唯一外籍社员。申与南社诸多社友皆有唱和之诗,如《南社十一次雅集示亚子》:

满城风雨此良辰,绝景江湖谁与亲。南社相逢名下士,亚庐不见意中人。

冥心堪信前生谬,白眼放观大块尘。遥指蓬莱今日会,几多新桔谢恩臣。

此外,还创作有《寄南社》等诗歌。韩国著名诗人金泽荣来华定居南通,与张謇、严复、梁启超、王国维、吴昌硕、郑孝胥等皆有深交。金泽荣与严复互作酬诗相赠。金泽荣在给严复写的赠诗中高度称赞严复所译《天演论》的作用与影响,其中写道:

谁将汉宋作经师,学术如今又转移。黄埔夜来江鬼哭,一编天演译成诗。

另外,金泽荣还在《赠王少屏诸真长二君》一诗中,热情赞扬了他与中国友人之间的深情厚谊:

人生落地皆弟兄,何必区区问界疆。我逐飞云来海道,君如明月在江乡。

轩裳共谢风尘若,笔墨时兼桔柚香,此夜于喁无限意,鬓边浑欲减秋霜。


三、中韩两国对对方诗人及其诗作的评论

(一)中国对韩国诗人及其诗作的评论

中国对韩国诗人及其诗作的评论比较少,仅见于涉及部分韩国诗人及其诗作的少数诗文集中,虽然如此,但对其评价却很高。

中国对韩国汉诗进行评论最早的是《唐诗品汇》。该书对新罗真德女王的五方律诗《太平颂》给予高度评价,称赞该诗“高古雄浑,与初唐诸作颉颃”。陈眉公在其《古今女史》中亦高度评价该诗:“明良相得,乃克有济。久矣,天子降于卿士,义取诸此。真德见及足浚哲颂并传。”

新罗著名诗人崔致远多年留居唐朝,创作大量优秀汉诗,被誉为韩国汉诗鼻祖。中国文人对崔致远的汉诗给予了高度评价,如唐诗人顾云在赠别崔致远的诗中写道,“十二乘船渡海来,文章感动中华国。十八横行战词苑,一箭射破金门策。”徐有榘在《校印桂苑笔耕集》序中同样高度称赞崔致远及其汉诗,指出:“其人与文,要之可传,不可泯者也。”并指出崔致远的《桂苑笔耕》“为开山鼻祖,是亦东方艺苑之本始也”。

高丽汉诗人朴寅亮、金觐的汉诗得到了宋朝文人的称赞,朴、金的诗作还被汇刻为《高丽诗》三卷。王辟之在《渑水燕谈》中亦高度评价朴、金二人的汉诗,称赞道:“使臣金秭与朴寅亮诗尤精,如《泗州龟山寺》诗,中土人亦称之。”

高丽著名诗人李齐贤的汉诗备受中国文人称赞。李不仅擅漢诗,亦擅词。较之于诗,外国人更难驾驭词。故此,韩国人创作词的文人很少,而李齐贤的词为韩国古代的佼佼者。中国现代著名词家夏承焘认为:“益斋(李齐贤之号)翘企苏轼”,高度评价了李齐贤的词。

朝鲜朝诗人李德懋、朴齐家、柳得恭、李书九的汉诗,备受清朝文人好评。其后,四人的汉诗结集为《四家诗集》(又名《韩客巾衍集》)。清朝著名文人李调元为之作序,潘庭筠为之作跋。李调元在序中评价四人的汉诗作品道:“今观四家之诗,沈雄者其才,铿锵者其节,浑浩者其气,郑重者其词。”

(二)韩国对中国诗人及其作品的评论

韩国几乎每部诗话都会对中国诗人及其作品给予高度评价,尤其对杜甫、李白的评价非常高。其中,杜甫是韩国诗话评价最著者,他们从多侧面、不同角度高度评价杜甫。李仁老在《破闲集》中高度评价杜甫在诗史上的独步地位:“自雅缺风亡,诗人皆推杜子美为独步”,并称杜甫之“文章德誉足以耸动千古”。徐居正在《东人诗话》中亦尊杜甫为诗圣:“窃谓自古文章大家只有四人,司马迁、韩愈之文,屈平之赋,杜甫之诗是也。”李睟光在《芝峰类说》中较全面论及唐代诗人,尤对杜甫评价最高:“古人谓李白为仙才,李贺为鬼才;对谓李白为诗仙,杜子美为诗圣。胡宗愈言杜子美,凡出处去就,悲观忧乐,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其世也,故谓之诗史。余谓诗而为史,亦诗之变也。”杜甫诗歌的艺术风格,杜甫诗歌的语言凝练概括、准确生动,堪称古诗语言的典范。李仁老在《破闲集》中高度赞誉杜甫的“琢句”之妙;“琢句之法,唯少陵独尽其妙。如'日月笼中鸟,乾坤水上萍。十暑岷山葛,三霜楚户砧之类是已。”崔滋在《补闲集》亦同样赞美杜甫琢句之高超:“古今琢句之法,唯杜少陵得之,如'日月笼中鸟句,吟咏果如啖蔗。”

李白,亦是韩国诗话高度评价的唐朝诗人。除前引崔致远、李奎报和李睟光在《芝峰类说》中的评价外,许多诗话亦高度评价李白及其诗歌,如申钦在《象村集》中指出:

“太白仙人也,集中所载,无一可疵,虽有后之善摘瑕者,亦难容其三尺喙矣。如上云乐、菩萨蛮、独漉篇、天姥吟等作,俱是钩天帝律,岂世间啽呓者所仿佛耶。”

此外,韩国诗话对屈原、白居易、苏东坡、黄庭坚、温庭筠、孟浩然、王维、李商隐、陶渊明、陆游、王安石、韩愈、欧阳修、刘禹锡、王世贞等文人及其作品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限于篇幅,本文不再一一引证。


四、中韩两国关于对方诗歌的介绍与研究

中韩两国诗人编选不少介绍对方诗歌的诗集,使中韩两国文人和广大民众得以了解对方的诗歌,从而促进了两国诗歌的交流,有助于两国诗歌的提高与发展。

(一)中国对韩国汉诗的介绍与研究

宋代,高丽诗人朴寅亮出使北宋,同行的金觐亦颇有才华。两人在宋期间,与宋朝文人广为交往,创作不少汉诗,备受北宋文人称赞。于是宋朝文人将朴、金二人的诗刊印成诗文集:“宋人见(朴)寅亮及(金)觐,所著尺犊、表状、题咏,称叹不止。至刊二人诗文,号《小华集》。”《小华集》为中国最早介绍韩国汉诗的诗集。同时,宋朝文人还将朴寅亮等人的唱和诗集《西上杂咏》,汇刻为《高丽诗》3卷。

明代文人吴明济编选的《朝鲜诗选》,为中国编选韩国汉诗最有影响者。这部重要诗选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该诗选是吴明济在公元1599年(明神宗万历二十七年,李朝宣祖三十三年)在朝鲜朝京都汉城编就并刊印的。最近,中国国家图书馆发现了公元1600年(朝鲜朝宣祖三十四年)刊印的该书原刻本。吴在该书序中自署为:“明万历二十七年己亥夏四月壬午之望玄圃山人吴明济书于朝鲜王京李氏议政堂。”

《朝鲜诗选》共7卷,共选录112位诗人的340首汉诗。从诗体分类来看,卷1为五言古诗,作者12人,共28首;卷2为五言古体,作者15人,共27首;卷3为五言律诗,作者34人,共56首;卷4为五言排律,作者3人,共3首;卷5为七言律诗,作者27人,共59首;卷6为五言绝句,作者28人,共46首;卷7为七言绝句,作者55人,共121首。

从内容上看,《朝鲜诗选》可谓是介绍韩国汉诗最完整的诗集,上自新罗,下至朝鲜朝宣祖时代(明万历年间)。其中,收录新罗、高丽时期43位诗人的87首汉诗;朝鲜朝(至宣祖时代)69位诗人的253首汉诗;新罗著名诗人崔致远诗作7首,高丽著名诗人李奎报诗作6首,李齐贤诗作4首,朝鲜朝著名诗人李穑诗作3首,许筠诗作15首。吴明济编选的《朝鲜诗选》对中国其后编选的韩国汉诗诗集有很大影响。

明代援朝将领蓝芳威编选有《朝鲜古诗》,蓝芳威的《朝鲜古诗》与吴明济的《朝鲜诗选》的编选时间大体相同。蓝芳威的《朝鲜古诗》所收录的同样是韩国历代汉诗作家最优秀的作品,但收入较多的则是朝鲜朝汉诗作家的诗作,如收入许筠9首、许兰雪轩58首。该书的清抄本发现于北京大学图书馆。此外,明人钟惺编的《名媛诗归》收有朝鲜朝女诗人许兰雪轩的诗作68首。

到了清代,著名文人钱谦益编选了《列朝诗集》,该书《闰集》选录的是韩国、日本、交趾、占城等外国文人汉诗,其中选录韩国汉诗的数量最多,包括作者42人,诗作169首。

钱谦益的《列朝诗集》与吴明济的《朝鲜诗选》两者之间所选录的韩国相同诗人有33名;《列朝诗集》与《朝鲜诗选》所选录的相同的汉诗作品有93首。由此可知,吴明济的《朝鲜诗选》是钱谦益《列朝诗集》韩国汉诗的主要资料来源。而《列朝诗集》中收录的韩国诗人及其汉诗作品中有20人的59首汉诗与蓝芳威的《朝鲜古诗》相同,这说明钱谦益的《列朝诗集》还受到了蓝芳威《朝鲜古诗》的影响,亦为该书的资料来源。

钱谦益的《列朝诗集·闰集》所收韩国诗人的汉诗作品,主要有:郑梦周12首、李穑2首、李崇仁4首、郑希良8首、成侃2首、成晛2首、徐居正3首、申叔舟2首、金沂2首、金宗植6首、金净5首、申光汉6首、许筠10首、李达23首、许妹氏17首,以及崔致远、郑枢、金九容、李詹、李芳远、郑道传、曹庶、赵云仡、成石麟、释宏演、白云恒、崔应贤、南孝温、安璲、李秀才、蓝秀才、尹国馨、梁亨遇、金时习、德介民各1首。值得关注的是,钱谦益在该诗选中还对每位韩国汉诗人进行了简单介绍,并对其诗作进行了精当的评价。

另外,清代文人孫致弥奉清帝康熙之命赴朝鲜朝采风后,编有《朝鲜采风录》,收录了韩国历代诗人很多汉诗作品。由于《朝鲜采风录》失传,其收录韩国诗不得其详,但其收录韩国汉诗人的汉诗作品在其他文献中都有记载。因此,可以知道《朝鲜采风录》中的部分汉诗状况。依韩国学者朴现圭教授的考证,《朝鲜采风录》至少收录有40人的54首汉诗。其中主要有金宗直2首、白光勋3首、李达2首、赵希逸3首、崔庆昌2首、崔寿成2首,以及许筠、林亿龄、郑道传、郑士龙、郑蜡、郑之升、郑知常、赵昱、奇遇、金宏弼、金净、金贤忠、朴文昌、朴弥、白光勉、偰逊、成运、申钦、鱼无迹、吴时风、柳永吉、李嵘、李承召、李植、李仁老、李婷、李孝则、李元祯、姜克诚、姜浑、权遇、权应仁各1首。

清代另一位著名文人朱彝尊编辑的《明诗综》中,也收录有韩国汉诗人的汉诗。《明诗综》中收录的韩国汉诗人及其汉诗情况如下:

高丽朝(9人11首):偰逊1首、郑梦周3首、李穑、李崇仁、李詹、权近、权遇、金九容、赵云仡各1首。

朝鲜朝(82人125首):许琮5首、许景樊5首、朴元亨、申叔舟、卢公弼、李希辅、金安老、崔淀各2首,李荇3首、节子让8首、许筠3首、金尚宪4首,郑道传、蓸庶、郑希良、尹子云、李克堪、徐居正、申从、成晛、成侃、郑士龙、尹仁镜、金麟孙、沈彦光、许洽、金谨思、尹殷辅、黄琦、金安国、申光汉、林百苓、李润庆、李澯、徐敬德、辛应时、李珥、金瞻、高敬命、柳根、李好闵、李廷龟、林悌、白光勋、崔寿城、赵希逸、林亿苓、奇遇、金鎏、申钦、赵昱、李孝则、柳永吉、鱼无迹、李嵘、金宗直、李承召、郑、朴文昌、李植、朴沵、姜克诚、郑之升、姜浑、金净、郑知常、李仁老、李子敏、金时习、成氏、俞汝舟妻、赵瑗妾李氏等各1首。

朱彝尊在其所编辑的《明诗综》中对收录的韩国汉诗人皆介绍其简历,并对其汉诗作注解、评论以及考证。同时,朱彝尊的《明诗综》亦参考了吴明济的《朝鲜诗选》和孙致弥的《朝鲜采风录》。如《明诗综》中20位韩国诗人的24首汉诗与《朝鲜诗选》相同。

综上所述,明代吴明济的《朝鲜诗选》、蓝芳威的《朝鲜古诗》和清代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孙致弥的《朝鲜采风录》、朱彝尊的《明诗综》为中国编选韩国汉诗的最重要的五部诗集。此外,尚应提及的是,清代董文涣曾编辑《韩客诗存》,惜书稿已佚。

其后,清人王士祯编有《海洋感旧集》,其中选入朝鲜朝诗人金尚宪的8首诗。清朝的彭定求等人编的《全唐诗》也收录新罗真德女王、王巨仁、薛瑶等人的汉诗作品。清朝的伍崇耀将李齐贤的诗文集《益斋集》收录在了他的《粤雅堂全书》中。

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韩国新罗时期著名诗人崔致远《桂苑笔耕》(1-3卷);

1992年中韩两国建交后,中韩文化交流日益密切。我国学者对韩国汉诗的研究也日趋深入,不断取得丰硕成果,关于韩国汉诗的论文已超过百篇,而关于韩国汉诗的学术专著已达28部、译著3部,其中包括:韦旭升的《朝鲜文学史》,崔承德主编的《朝鲜文学艺术大辞典》,中国山西大学古典文学研究所与韩国翰林大学亚细亚文化研究所合作的《韩客诗存》,陈景福的《中朝历史交往诗辑注》,中央民族大学韩国文化研究所和韩国暻园大学亚细亚文化研究所合作的关于明代吴明济的《朝鲜诗选校注》,杨昭全与李海山编选的《韩国汉诗选》,王晓平的《亚洲汉文学》,邝建行等的《韩国诗话中论中国诗资料选粹》,李岩的《中韩文学关系史论》,杨昭全的《中国-朝鲜-韩国文化交流史》(1-4卷),李强的《韩国汉诗概述》,金柄珉的《朝鲜-韩国文化交流史》,马金科的《朝鲜诗学对中国江西诗派的接受》,金英今的《朝鲜文学简史》,杨昭全的《韩国文化史》,刘顺利的《朝鲜半岛汉学史》,何镇华的《朝鲜文学论集》,李岩等的《朝鲜文学通史》(上、中、下),杜慧月的《明代文臣出使朝鲜与〈皇华集〉》,李宝龙的《韩国高丽词文学研究》,张伯伟的《域外汉籍研究论集》,崔雄权的《陶渊明与韩国古典山水田园文学》、《朝鲜朝中期山水田园文学研究》,郑日男的《楚辞与朝鲜古代文学之关联》,王宝平主编的《东亚视域中的汉文学研究》,于春海主编的《古代朝鲜辞赋解析》,邝建行的《韩国诗话探珍录》,金程宇的《东亚汉文学论考》,赵秀等人的《明洪武至正德中朝诗歌交流系年》,韩国学者金台俊的《朝鲜汉文学史》(张连瑰译),韩国学者赵润济的《韩国文学史》(张连瑰译),韩国学者宋载邰的《韩国汉文学思想研究》(李学堂译)等。此外,我国南京大学设立域外汉籍研究所,该所创办年刊《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现已出版10辑。顺便提及的是,笔者现正撰写的《韩国汉文学史》,将全面、系统、深入阐述韩国古代至近代的汉文散文、汉诗、汉文小学,预计约70万字。

(三)韩国对中国诗歌的介绍

在韩国,其文人将中国诗人的诗作汇集成册,并向国人加以介绍的作品数量相对较少。其中较为出名的是朝鲜朝文人将明使张宁、董越、唐皋、许国、黄洪宪等人在朝鲜朝所创作的诗汇集刊印,名曰《皇华集》。《皇华集》其后共编23集。但是,韩国历代从中国输入了大量中国诗人的诗集,直接介绍给国人。更有甚者,为便于国人学习与欣赏中国诗人作品,用本国语言加以翻译、注释。如朝鲜朝诗人李泽堂的《杜诗谚解》,就是用本国语言解释杜甫的诗作。另外,1968年韩国学者许世旭教授出版有《韩中诗话渊源考》,等等。

综上所述,中韩古诗交流与研究,既促进了中韩两国各自文学的发展,又增进了中韩两国人民的友谊。最后应强调的一点是,我们中韩两国先人创作大量诗歌,两国先人友好往来,唱和酬谢,为我们中韩两国后人文化交流、友好合作以及相关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有利前提。1996年我国山西大学古典文学研究所与韩国翰林大学亚细亚文化研究所合作出版的《韩客诗存》,1997年我国中央民族大学韩国文化研究所和韩国暻园大学亚细亚研究所合作出版的关于明代吴明济的《朝鲜诗选校注》,就是中韩两国学者文化交流,团结合作的丰硕成果。

我们中国吉林省朝鲜-韩国学学者理应效法他们,和韩国学者加强文化交流,友好合作,共同研究,创造丰硕成果。希望我们两国学者加强联系,密切合作,对我们两国先人的古诗进行刻苦研究,不断取得丰硕成果,以促进我们两国的文化交流,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


参考文献:

[1]《全唐诗》(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

[2]杨昭全:《中国-朝鲜-韩国文化交流史》(1-4卷),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年。

[3]韦旭升:《朝鲜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4]杨昭全:《韩国文化史》,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

[5]李岩等:《朝鲜文学通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责任编辑  张克军]

东疆学刊 2017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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