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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汉山城》:朝鲜“小中华”的最后四十七天 | 刘三解

 浮生偷闲 2017-11-16

1636年,一个多事的年份,既是后金的天聪十年,也是清国的崇德元年,更是大明和朝鲜共同的崇祯九年。


这一年的农历二月,一个名叫英俄尔岱的中年人,率领规模庞大的使团,携带着满洲八和硕贝勒、十七固山大臣及蒙古四十九贝勒联名邀请朝鲜国王李倧一同劝进“天聪汗”皇太极即皇帝位的书信,走向了朝鲜的王京汉阳(今韩国首尔)。


朝鲜国王李倧选择对这位他们称为“龙骨大”的使者避而不见,联名信也拒不接受,在馆舍周围也布置了大批的士兵,愤怒、狐疑的英俄尔岱选择了他的同胞们最习惯的方式处理这次外交危机——


《南汉山城》中的龙骨大,也就是英俄尔岱


夺民马匹,突门而出。


四月,皇太极登基改元,朝贺典礼上,朝鲜的春信使罗德宪与回答使李廓拒绝向皇太极叩头行礼,此后,朝鲜又多次以国书中有“大清皇帝”的说法而拒绝清朝使臣。


愤怒的皇太极决定,以朝鲜违反9年前丁卯之役订立的“兄弟之盟”为由,亲征朝鲜,这之后基本上就不算战争了。


腊月初二日,皇太极自沈阳出兵,派出户部承政马福塔和英俄尔岱领300人扮成商人奔袭汉阳,多铎、岳托领数千人随后接应。


腊月十三日,朝鲜王李倧刚刚得知清军大举袭来的噩耗。


腊月十四日朝鲜王李倧闻报,清军已过开京(今开城),慌忙将宫眷送江华岛避难,自己退往南汉山城,不料,出崇礼门时,即被马福塔、英俄尔岱堵个正着,就以和谈为名拖延时间,连夜逃亡南汉山城。


腊月十九日,清军前锋至南汉山城,被朝鲜军击退,吏曹判书崔明吉提出议和,清军的条件是必须送出世子,方准议和。


至此,正好接上《南汉山城》电影的开头。


《南汉山城》中单人匹马求和的崔明吉


了解了上述背景,再来看这出“悲壮”的求和,或者说投降,应该有着更复杂的感受。


在这之前,面对英俄尔岱的使团,朝鲜臣僚这样说:


使彼虏得知我国之所秉守,不可以干纪乱常之事有所犯焉。则虽以国毙,可以有辞于天下后世也。


换个说法就是,死又如何?


诚然,朝鲜李朝的合法性,来自于明朝的册封,从李朝太宗李芳远受封朝鲜国王开始,其实就是明朝的郡王爵位,在明朝建文帝和永乐帝两代的特恩之下,允许使用亲王规格的九章冕服,官服也就是红底金色图案的蟒袍。


《南汉山城》中的朝鲜仁祖李倧


从法理上来说,朝鲜李朝只是替明朝管理朝鲜,是一种“自治”,也是大明皇帝的臣子。所以,在剧中我们可以看到朝鲜君臣的元旦贺礼。


《南汉山城》中朝鲜仁祖李倧带君臣在元旦向北京方向的明朝皇帝朝贺


这把写着“阙”字的椅子,就是大明皇帝的象征,朝鲜君臣在300年间,就是这样表示他们与在皇帝面前朝贺的臣子相同的忠诚与礼仪。


只有知道了这些,才会理解,为什么面对清朝皇帝的十万大军的威压,朝鲜君臣仍旧在争论和与不和,礼曹判书金尚宪的种种言论,为什么能够在朝鲜的朝廷上有那么大的杀伤力,就是两个字:


名分。


正如朝鲜王李倧在南汉山城中的纠结:


三百年血诚事大,受恩深重,而一朝将为臣妾于讐虏,岂不痛哉?


《朝鲜李朝实录·仁祖大王》中朝臣们对恩情说得更是清楚:


我朝三百年来,服事大明,其情其义,固不暇演。而神宗皇帝(万历援朝)再造之恩,自开辟以来,亦未闻于载籍者。宣祖大王所谓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实是真诚痛切语也。


以臣绝君,以子绝父,是为逆伦,是不忠不孝,朝鲜这个“小中华”又该如何解释这君主的不忠不孝,又如何要求三千里山河百姓的忠孝呢?


《南汉山城》中反对和谈的礼曹判书金尚宪


在《南汉山城》的电影里,其实很巧妙地回避了“事大”这个命题,也就是朝鲜王朝对于明朝的“恩犹父子”的纠结,而是把争论的主题转到了“和”与“战”上,这与历史上的争论之间,已经有了比较大的差别,反倒更像是明朝崇祯皇帝朝堂上的“体统”争论。


《南汉山城》中臣僚寥寥提及了大明的再造之恩,仁祖的态度却是愤怒的,这个处理很暧昧


现实的观众认知,与历史上的朝鲜君臣,对于丙子胡乱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南汉山城》这部电影,非常精彩地,在“和”与“战”,“苟且”与“大义”,“野蛮”与“文明”之外,增加了对于“何为朝鲜”、“何为国家”的思考。


《南汉山城》中全家都死在清军手中铁匠对于大人们的“无所谓”


影片的开头,已经铺垫了这条线,就是渡口老人面对同胞大人物的问话:


你是朝鲜的百姓,为何昨天帮国君,明天又帮清军?


《南汉山城》开篇处大人物和小人物的对话


可真的当国君,他们的希望,匍匐在远方来的野蛮人帝王面前三拜九叩时,哭泣的不只是士大夫,也有普通的小人物,他们虽然会因为一碗小米而耗费生命和尊严,但也并不是士大夫眼中“无心”的群氓。


这并不是一部“骂群众”的电影,它只是在对于大时代中的大人物、小人物的命运表达出难以言表的唏嘘,而这一点,是普世的,无论是朝鲜王朝时代秉持的儒家普世价值,还是今天的现代普世价值,在此都将共鸣。



是啊,为什么想哭呢?


(三解注:本文特供“反派影评”,就没有加原创标签,各位可以留着打赏下篇用)




以下附上之前三解的一篇旧文《明朝灭亡后在哪里“存续”了270年?》


要问中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年号,不少人应该会答:“康熙”。


61年,确实够长,足够一代人由出生到死亡,尤其在“康熙”二字还代表着一个纵横万里的大帝国时,当然有资格凝固历史的骄傲。


不过,失败者一样可以因文明而延续它的悲壮。


烈女处士朴好淳妻“砺山宋氏”之闾——崇祯纪元后再丁巳(1737年,清乾隆二年,意为崇祯殉国后第二个丁巳年)正月日 命旌闾(旌表门闾)


1704年,康熙皇帝的宝座已经安稳地摆放在紫禁城中43年,在剃发易服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们,已经很难分辨前朝的福王、唐王、桂王、鲁王政权究竟有什么区别,只笼统地归为“前明”的时候。


朝鲜王京,国王肃宗自宜春门诣禁苑坛,以太牢祭祀60年前殉国的大明崇祯皇帝,祭文开篇就是:


崇祯七十七年岁次甲申三月庚子朔十九日戊午,朝鲜国王臣李焞,敢昭告于大明毅宗烈皇帝。


祭文文言晦涩,且摘录几句,感受一下情绪:


虏乘其衅,据我中原,礼乐衣冠,尽污腥羶。凡在迩遐,冤愤靡穷,而其深痛,莫最小邦……嗟我下国,孰为缀旒,义根於性,恩函在心,于何寓哀,以展斯忱……我邦虽陋,我诚则至,尚冀监格,右此大糦。


朝鲜史书《肃宗实录》说,肃宗读完此文后,“呜咽不自胜,侍臣莫不感怆”。


此次大祭祀后,肃宗又命汉城府在后苑春塘台筑坛,名为“大报坛”,供奉明神宗神主,取“郊天、报德”的意义,其形制仿朝鲜社稷坛,规制却更大,祭物品式,一概采用明朝制度。


1820年《东阙图》所绘大报坛远景

1705年,肃宗于三月九日(农历,崇祯殉国日)亲临刚刚落成的“大报坛”,主持第一次大祭祀,礼毕后说:


年年祭享,自当与国同存矣。


肃宗的后人并没有忘记他的初衷,又名“皇坛”的“大报坛”祭祀此后年年举行,以超越宗庙祭祀的最高规格祭奠对朝鲜有“再造之恩”的明神宗,也就是中国人口中“明实亡于万历”的万历皇帝。


到了肃宗的儿子朝鲜英祖执政,又在1749年与群臣舌战,要将崇祯皇帝和洪武皇帝(明太祖)请进“大报坛”,在一国之主怀念大明恩情,以致“俯伏流涕良久”之后,众臣终于同意三帝并祭,使“皇朝之日月,复照于朝宗之邦”。


此后又是31年,在鸭绿江边,一位即将进入清朝国境的外交官在日记的开头写道:


曷不称崇祯?将渡江,故讳之也。


曷讳之?江以外清人也,天下皆奉清正朔,故不敢称崇祯也。


曷私称崇祯?皇明中华也,吾初受命之上国也。崇祯十七年,毅宗烈皇帝殉社稷,明室亡,于今百四十余年。


曷至今称之?清人入主中国,独守先王之制度,是明室犹存于鸭水以东也。虽力不足以攘除戎狄,肃清中原,以光复先王之旧,然皆能尊崇祯以存中国也。


在这本《热河日记》的结尾,记录者朴趾源写上了他认为符合道义的纪年:


崇祯百五十六年癸卯。


复旦大学图书馆馆藏朝鲜汉文书籍《骆村朴先生遗稿》介绍,该书题跋有崇祯纪元二百五十九年(1886年)字样


道义和生存,这对纠结的矛盾体,一直缠绕在朝鲜君臣头上,令其苦不堪言,以至于表现出某种令今人无法理解的虚伪。


1637年,弱小的朝鲜王国在清军的铁蹄下,不到两个月时间就无条件投降,献出世子为人质,低头成为清朝的属国。


自此之后,直至甲午战争,朝鲜对清朝的朝贡从未断绝,对清朝的使臣更是伺候得无微不至,堪称藩属国中的模范。


然而,在朝鲜史书中,该国君臣却称清朝皇帝为“犬羊禽兽”、“胡皇”,内外文书虽然使用清朝年号,祭享祝辞仍用大明年号。


明朝灭亡后,朝鲜仁祖干脆定制,“宗庙祝辞,朝臣告身,只书岁月,不用年号。”按照他的儿子朝鲜孝宗的记载,仁祖“语及皇明,至于呜咽不能言”(也就是《南汉山城》中的朝鲜王),其中的屈辱和羞愧不难体会。


为了报恩,也为了复仇。


当1646年日本使臣来到朝鲜,提及日本应福建郑氏的请求,将发百万之众,假道朝鲜进攻清朝。在壬辰战争中结下大仇的朝鲜君臣,不但未予拒绝,还派出“接慰官”到日本敦促出兵,不料锁国中的德川幕府最终拒绝了这一计划。


第二年,朝鲜国内甚至传出谣言,称“(日本)关白执政辈,以朝鲜与鞑靼合,莫不骇愤,将欲兴师而来……”


可见朝鲜朝野对于背明附清的负罪感,已经到了怎样的地步。


此后的朝鲜孝宗,曾经被清军掳为质子多年,于公于私都是坚定的反清派,一方面将“明国九义士”为首的明朝遗民置于左右,一方面整顿武备,伺机伐清。他的志向,按照其子显宗的说法就是:


先王尝以若得十万精兵,可以伸大义于天下。


朝鲜神贞王后赵氏与其夫孝明世子的合葬碑文,其中的纪年均为崇祯纪元后,立碑日在崇祯263年(1892年),即甲午战争前2年


问题是,朝鲜根本凑不出十万精兵,秉承天下大义的“大明”也只能僻处海东,在祭文、石碑和文书间存续,直到这一整套文化体系被近代的枪炮砸得稀烂,与朝鲜王国一道,消失在帝国殖民的浪潮中。


1897年,朝鲜高宗不顾“腐儒”崔益铉、柳麟锡以朝鲜是明朝藩臣为由的反对,改国号为“大韩帝国”,自称皇帝,终止了“大报坛”的国王亲祭,也终结了官方的“崇祯后纪元”。


1908年,被日本统监府完全控制的“大韩帝国”,废除了“大报坛”的年度祭祀,不久后将之完全拆除。


2年后,日韩合并,朝鲜在地图上消失了。


大报坛“与国同存”竟一语成谶,而崇祯年号,却远比这些“实在”的东西顽强,仅今天可见的文物,直至1914年,仍有朝鲜人在执着地使用着。


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员古籍资料库藏目局部,另有藏品《天台续游录》崔益铉序于崇祯后五丁酉(1897年),梁会源题跋于崇祯后五甲寅(1914年),则至迟于1914年仍有朝鲜人使用“崇祯纪元”,即1644年后270年


在鸭绿江的另一边,代替明朝坐江山的清朝,自认为继承了中华的版图,自然应当承继汉唐的荣光,身居天下中心,享受“万国来朝”,这种中心,不仅是政治的、经济的,还应该是文化的。


然而,在日本人看来,此时的中国已是鞑虏。


1674年,日本朱子学大儒林罗山之子林恕为《华夷变态》作序文时即写道:


崇祯登天,弘光陷虏,唐、鲁才保南隅,而鞑虏横行中原,是华变于夷之态也。


在越南阮朝史书《大南实录》中,记录中总是将清朝称为“清国”,遣使朝贡记为“如清”,这与朝鲜使臣笔记名称由明代《朝天录》变成清代《燕行记》如出一辙,即不再将清朝视为明朝一样的“天朝上国”,而只是一个自己惹不起却还要敷衍的大国、强国罢了。


1834年,阮朝的明命帝在和近臣的谈话中,还特别对比了清朝和自己,将清朝代明,比作“以匈奴入中国,以夷变夏”,而他对中南半岛各族的“改易衣服”,则是推广中华文化的“以夏变夷”,是“上承天心、下惬人望”之举。


这些都比不了1803年出使北京的朝鲜使臣徐长辅的评价狠辣:


清人立国之规,大抵导风俗以禽兽之,率天下之民而愚之。


可以说,清王朝虽然在经济上、军事上都取得了前代难以企及的成就,但在文化输出、文化认同,即软实力的较量上,则输得一败涂地。因为天子固然可以兵强马壮者为之,文明中心的建构,却需要真正的底蕴,靠着一群奴隶主带着成千上万的奴隶,终究是做不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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