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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深圳+东莞”孪生城市模式，在要素加速流动的时代，穗莞深、深莞惠一体化、广佛同城、深港合作的程度正在逐步加深，粤港澳城市功能分工的多重空间组合模式已经形成。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靳涛发现，中国的发展形成一种很有特色的社会现象——门槛效应，即工业空间集聚形成过程中需要突破的一个或几个关键点，否则集聚效应难以发挥。而且，邻近地理溢出对本地工业的集聚也有影响，虽能接受大城市的辐射，但城市的发展也会受到制约。这就是上海周边的苏州形成很强的工业基地区，深圳周边的东莞形成很强的工业基地区的原因之一。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深圳、上海改革开放之风气盛起，就功能分工而言，上海、深圳的服务性功能分别与紧贴相邻的两座城市——苏州、东莞的生产性功能分工形成了初步的互补共生关系。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深圳、上海的经营成本明显高于东莞和苏州。 其中，上海的工资成本、用电用电价格、工业用蒸汽价格是苏州的1.96倍、2倍和3.53倍，土地用地价格高达7.95。深圳的用工成本亦比东莞高得多。 在市场化条件下选择的“深圳+东莞”模式最经典的例子还是要数华为。有消息称，除了华为手机研发会留在深圳，无线部分、华为大学、研发中心、中试中心等要搬至东莞松山湖华为基地。 任正非在一次采访中称，“国家最终要走向工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最主要的，要有土地来换取工业的成长。现在土地越来越少，越来越贵，产业成长的可能空间就会越来越小。既然要发展大工业、引导大工业，就要算一算大工业需要的要素是什么，这个要素在全世界是怎么平均的，算一算每平方公里承载了多少产值，这些产值需要多少人，这些人要有住房，要有生活设施。生活设施太贵了，企业就承载不起；生产成本太高了，工业就发展不起来。” 有研究表明，大型跨国集团公司更趋向与把决策机构集中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主要城市，而把次一级的管理功能和生产活动集中于外围国家及“接口”城市以及外围地区，从而形成以跨国集团为核心的区域综合联系网。 具体到珠三角，深圳在金融领域、科技创新、新兴业态、生态环境方面具有超强竞争实力，很大程度上会被选为总部基地；对于东莞，凭借着地缘、人缘优势，以及优良的、配套齐全的产业结构，东莞制造业，尤其在电子信息产业的研发、加工和生产比别的地方有优势。但港口、金融、贸易板块的短缺，是短期内改变不了的局面。东莞作为以传统制造为主的城市，做满足企业家的工业需求、制造业配套的生产性服务业更有竞争力。 中国从大型区域往城市圈发展，最大的变革是同质化的城市间分工逐步差异化，以共享大都市圈的空间。一个地区的资源要素往往是有限的，必须要考虑区域主体间的动态关系。靳涛认为，当前深圳高房价背后，就业、居住、创业等成本在提高，一方面深圳面临产业竞争力衰退的瓶颈，另一方面深圳生产研发功能两者不可同时兼顾，东莞大可和深圳形成一个更紧密的产业融合体，推动莞深一体化发展。 区域发展交通先行。随着港珠澳大桥的建成，虎门二桥和深中通道的推进以及正在规划的莲花山通道的筹建，以高速公路、城际轨道为主要载体，一个全覆盖的城际轨道交通网和立体化交通体系正构建，更多“同城化”的便捷交通和生活服务正连接着粤港澳地区的城市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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