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心一烂”是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同治六年(1867)对清廷命运的忧虑。此时,太平天国已被扑灭,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能吏居于要津,一些士大夫还沉浸在同治中兴的迷梦中。赵烈文此论,对曾国藩来说,无异于“乌鸦嘴”。 赵烈文生在江苏常州的一个仕宦之家,他的故乡邻近太平天国的统治中心天京城,是清军和太平军反复拉锯的战场,因此其宗族死于战乱或逃亡者甚多。作为缙绅大族子弟,他与太平军有不共戴天之仇,因此他入曾国藩幕府有为亲族报仇之意。但难能可贵的是,赵烈文一直能以旁观者的身份清醒地看待政局, 他在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记载这次他与曾国藩的谈话:
▲赵烈文号能静居士 曾国藩作为一位见识广的大儒,何尝看不明白清廷隐藏的种种危机?所以才有“吾日夜望死”的幻灭感。他从守制期间组建湘军开始,十几年备尝艰辛,尤其对清廷对他的防范和官场的倾轧感受特深,何尝没有赵烈文的同感——这也是他经常找赵烈文聊天的缘由。但作为挽清廷于即倒的第一功臣,作为坐镇东南的肱骨大吏,他身在局中,不敢也不愿意相信自己效忠的朝廷会有“抽心一烂”的结局,他必须自我欺骗才有生存下去的勇气。 如同治二年九月十二日记载:
▲曾国荃攻陷天京 清廷为了鼓励曾国荃效劳,任命他为浙江巡抚,但不让其去赴任,而是继续在金陵城外带兵攻城,此是西太后笼络之术而已。清朝制度,按察使以上官员就可以单独上奏皇帝,不需要上司代转,巡抚当然更有资格。于是乎,喜滋滋的曾国荃单衔上奏皇帝,建议朝廷买轮船作为交通和军事设备。朝廷一看曾国荃太把自己当回事,批复说轮船的事该总理衙门管,而你本人未到任浙江巡抚,本职仍然是带兵打仗,以后有什么军务不要单独汇报,和杨厚庵、彭玉麟一样,通过你哥曾国藩向朝廷汇报。 这是朝廷对曾国荃的严重敲打,几乎明白地说他不知轻重,不安分守己。心高气傲的曾国荃接到这样的批复,心情之坏可想而知。曾国藩担心弟弟做事继续那样孟浪,于是派最信任的幕僚赵烈文去曾国荃营中,帮其出谋划策。 奉曾国藩之命,赵烈文来到曾国荃大营中,见证了湘军攻陷天京城以及善后的整个过程。对城破后主帅曾国荃默许部下烧杀抢掠,赵烈文在日记中表达了极大的愤慨。如其于同治三年六月十九日记载:”武赞臣来候,言及城中事,搜曳妇女,哀号之声不可闻。” 七月初五日记载湘军将士进城后只顾抢夺财物与妇女,而让幼天王与忠王李秀成逃脱:
当然,对朝廷和西太后而言,他们不会真的关心湘军抢掠了天京城内的百姓,虐杀太平军的俘虏,而是借湘军抢掠和放走幼天王来警告曾氏兄弟特别是曾国荃,不要居功自傲,要夹着尾巴做人。赵烈文很清楚地看到曾国荃有大功而遭攻讦的根本原因:
当曾国荃等湘军将帅以为大功告成,沉浸在等着朝廷厚赏的兴奋中,赵烈文早就看到清廷过河拆桥、鸟尽弓藏的必然。东南刚刚被湘军平定不久,曾国藩即受命北上征讨捻军,将两江总督的大印转交给别人。对此,赵烈文替老师不平,他在同治三年十月十九日日记中载与另一位曾府幕僚张仙舫议论此事:
清廷从来没有真正信任过曾氏兄弟和湘军。恩师如此肝脑涂地效忠于朝廷,依然被猜忌,这不得不让赵烈文寒心。后来他在曾的催促下,出山做过几年易州知州。曾国藩去世后不久,他便辞官回乡,于光绪二十年(1894)即甲午之战那一年逝世。在他死后17年的1911年,“殆不出五十年”清廷必亡的论断应验了。 首发《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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