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五说迎财

今天是农历初五（本文写于大年初五），清晨我就被一阵鞭炮吵醒，爆竹如潮，烟火连天，这才想起来，今天是许多人家接财神，送穷神的日子。作为传统年俗的一部分，很多地方都有初五接财神的习惯，财神信仰虽然起源较晚，但内容异常丰富，今天这篇小文章主要还是集中谈一谈迎财神的风俗。

提到接财神，必然要稍微说一下财神。有一定文化的人可能都知道有一篇著名的文章《钱神论》，财富带来的义利之辨和财富带来的社会不公，很早就在中国文化中留下了讽刺的艺术形象。从司马迁在《史记》里特意做《货殖列传》，到西晋鲁褒写《钱神论》，关于财富的讨论很多，但作为实体的财神不多。虽然有仙人点石成金的传说，但始终没有指定哪个仙人主管财富。

和很多人想的不一样，现在我们看到的财神信仰起源的很晚，不会早于宋朝。于财神有关的民俗最早见于宋人《东京梦华录》，其中提到在北宋徽宗年间，当时的开封十二月在贩卖门神，钟馗像的同时有一种财门钝驴。这种财门钝驴是什么，现在实物不传。《中国古代民俗版画》里提到一副可能是元代的版画，提到财门是两个文官守住一扇大门，门上写“财库之门”四字，地上有一盆珠宝，可能是就是宋人说的财门。宋朝是古典中国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巅峰，许多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神明都诞生于此。虽然宋人有所谓的财门，或许还包括那条运财宝的驴子，似乎没有明确的人格化的财神。今天我们所熟悉的财神，一般要迟到元朝才出现。

现代中国人敬拜的财神，数目极多，各地不同，就全国范围来说，比较有名的有：文武财神四位，赵公明、关云长、比干、范蠡；偏财神：五通神、华光大帝及其附属神；准财神：戏金蟾的刘海、一见发财的无常鬼，主管家财的灶王等。这些财神中起源最早的必然是灶神，然而他应该是财神崇拜兴起后被附会的产物，一般我们认为最早明确被认为是财神的可能是赵公明。赵公明作为一位神灵起源也比较早，晋代搜神记里提到他和钟会一起作为神将敦促数万鬼兵五方散布瘟疫。同时代的道教文献《真诰》在明说他是瘟神的同时又说他负责保佑贵人健康，子孙的繁盛，兼有善恶两种能力。宋朝赵公明出了一次大风头，由于与宋朝皇帝同姓，以赵玄朗之名为宋朝理论上的祖先，赵公明在道教的地位一跃从被张天师镇服的鬼帅，提升为上古的天帝。很可能是由于这次变化，赵公明的善恶人格开始分化，瘟神的形象逐步消失了。

到了元朝出现在保留瘟神赵公明的同时，又有了同名同姓的另一位赵公明元帅，他掌管的事务除了祛除瘟疫，保佑善人，还包括使蒙冤之人昭雪，使公平的买卖顺利，这恐怕就是赵公明作为财神的开始。随着明清社会经济的发展，神明日益人格化，关羽信仰遍布神州，关云长也囊括了从战神到财神，乃至文字之神的各种功能。范蠡在史籍里就以陶朱公之名闻世，自古以来就作为商人的典范，又有三聚三散的事迹，很符合传统的义利之辨。比干的形象恐怕要更晚一些。明朝万历年间撰写的《封神演义》明确提到的财神即为赵公明，而以比干为文曲星，要到清朝一些地方才以封神演义比干剖心后依靠姜子牙的法术无心而活，取意他因为无心所以大公无私，敬他为财神。

五通神的起源很早，可能和南方的山魈野人崇拜有关，还包括了怨灵崇拜的成分。在民间流行财神信仰后，五通很快就加入了财神的队伍。有明一朝，作为一位或数位神格很低，行为正邪难辨的神明，五通被认为能带来财富，当然这种财富是不太正当的，却迎合了很多人侥幸的心理。据说苏州五通祠极为灵验，常有人去祈求纸元宝，待生意成功后以真金白银交还。华光大帝本身为火神，不过取义红火尔，也是被附加了财神属性的存在。刘海，无常则纯为附会，灶神本身为一家之主，也不是专门的财神。

民间财神信仰，神灵的出现较晚，而祭祀财神的风俗自然也不会太早，时间一般也认为在明清。现在很多讨论接财神的文献都会引用道光年间的《清嘉录》其中提到“正月初五，为路头神生日”这位路头神一般就被认为是财神，很可能是所谓的五通神。同为道光年间的《沪城岁时衢歌》说的更明白直接称为接财神。明确在正月初五接财神的习俗似乎是在清代形成的，明代文献如《酌中志》尚没有在初五接财神的习惯，只有福建有“俗不除粪土,至初五日,辇至野地,取石而返,云得宝”这样的地方习俗。虽然接财神的习俗形成较晚，这个习俗的缘起实际很可能比财神还要早。

清代，尤其是清代北方迎财神的同时还包括了送穷神的风俗。这是很容易联系在一起的风俗，送去贫穷才好引来财富。现代很多地方把送穷和接财神并列，但也有一些地方是把送穷单独作为一个民俗活动放在正月初三，比如广东人在正月初三送穷，在正月初五接财神。而福建一些地方更要迟到正月二十九。从民俗节日的起源来说，送穷很可能是接财神的前身，就像赵公明形象转变一样，由恶的一面转而成为善的一面，以奖励而非惩罚的形式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民俗节日的这种转变也是和社会的生产力发展，生活变得相对富裕，经济生活更加活跃有关。

如果说到送穷，很多人一定会想到韩愈的名篇《送穷文》，其中就明确提到他送穷的日期是“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送穷的办法是“结柳做车，缚草成船”另一位唐朝著名的志怪小说作者大才子段正式也有《送穷文》说“至十三年上、复作送穷祝。是年正晦，童稚戏做送穷船”，时间都在正月的晦日，方式都是用柳车草船送这位穷神远行。比唐朝人更早，著名的的《荆楚岁时记》就记载了南北朝时期，到正月晦日“酺聚饮食，士女泛舟”又引《玉烛宝典》“士女悉湔裳酹酒于水湄，以为度厄”这可能是送穷的早期形式，到水边去洗一下衣服去一下晦气。这里说的晦日一般认为是指正月的最后一天。

晦日作为一个传统民俗中比较重大的日子，从南北朝开始就存在，《魏书》《裴桀传》就有“正月晦，帝出临河滨”的说法，显然晦日去河边解晦这种习俗在当时上至朝廷，下到百姓都很流行。这种解晦的风俗发展到唐代演变为送穷。唐人是比较重视晦日的，每到这天依然延续前代到河滨聚会的习惯作为一个重大节日对待。《旧唐书》德宗本纪载：唐贞元四年九月，唐德宗还下旨，每年的正月晦日、三月初三上已节、九月九重阳节，都要让百官文武放假去风景优美地方地方玩乐。《唐诗纪事》就直接说晦日唐朝皇帝会去昆明池与百官赋诗作乐。如果晦日的习俗延续下去，那么我们今天很可能会在农历正月二十九送穷神和接财神。然而有趣的是，同样的唐德宗，可能是太过重视这个节日了，他贞元四年还下旨要过好正月晦日，贞元五年就下令取消晦日而以农历二月初一为中和节，表示春天万物生长，天地合同。据《新唐书》则这个建议来自著名的修仙宰相李泌，为德宗采用。

在唐德宗取消晦日设中和节之后，晦日送穷的习俗还时见于各种笔记，宋朝的《岁时广记》还说“池阳风俗以正月二十九日为穷九日”。有趣的是宋朝人董逌的《广川画跋》其中收录了一副唐朝的送穷图，提到“送穷图，画者为陈惟岳，做送穷图当在唐僖宗咸平二年七月”“乃知事在唐为盛礼……客谓韩文公送穷而不知迎富”，说明在宋朝人们在送穷的同时已经知道迎富很可能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贴财门，也是后世接财神的雏形了。

至于为什么明清最后定在正月初五接财神，恐怕还是和送穷有关。在中和取代了晦日的官方地位后，虽然送穷的习俗还存在，但节日的本体却消失了。发展到明清，多以五日五更为送穷时，这和韩文公《送穷文》的五穷呼应，取五数。全年的第一个五日五更，正月初五在送穷的基础上很自然的增加了迎富的功能，也就成为了我们今天见到的接财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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