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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符号探秘
这一个话题，由一种现代人已经很生疏的古代乐器开说。不过要说的主题其实并非是乐器，但却与这乐器有些关联。
小栅栏驶出一条大战船，这里面讲的是个怎样的故事呢，这是古代巴蜀的故事，且看下面为你细细分说。
何 物 錞 于 ? 古代有一种乐器，名为錞于。又可简称为錞，它的名字显得比较特别。宋人陈旸《乐书》解释了其中的道理，说是“自金声之淳言之，谓之錞”。似乎明白了一些，声音淳厚，于是有了錞的名号。只是当初用它奏乐的人是不也是这样理解，我们就不得而知了。陈旸所在的宋代毕竟离开錞于流行年代有千年之遥，这只能算是他个人的理解吧。
重庆涪陵小田溪出土战国錞于 錞于体作圆桶形，一般是青铜铸成，上有纽系悬挂，用棒槌击打发声。上面的纽常常会铸成一只站立的虎形，所以又被研究者称为虎纽錞于。因为是圆桶之形，发音确实比较纯厚，有如撞击大钟，乐声远播。
錞于演奏之法，历代记述纷杂，难于采信。不过自从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西汉时期的铜贮贝器，看到器上铸两人扛一木悬有錞于和铜鼓，又有将錞于正悬横木上的图像，旁边有人击打錞于和铜鼓，人们这才明了演奏它的标准姿势。
云南晋宁石寨山12号墓出土 贮贝器上雕像线描图 錞于是古代军伍乐器，最早创制于春秋，盛行汉时。读《国语·吴语》说：“鼓丁宁、錞于、振铎”，这三种都是响器。又《周礼·地官·鼓人》说：“以金錞和鼓”，錞于配鼓，指挥兵士进退，所以《淮南子·兵略训》就有了“两军相当，鼓錞相望”的说法。
不过这錞于的使用，是有特定地域的，在中原并不那么时兴，但在南方尤其是西南比较盛行。一般认为虎纽錞于为巴国乐器，其出土地点主要分布于鄂、湘、渝、黔毗邻的巴人活动地区，有人统计见于资料报道的就有百余件之多。
有考证说，最早的錞于创自春秋齐鲁之地，传入江淮又传入西南巴人聚居区，是巴族结合崇虎传统铸成虎纽錞于，如考古在重庆涪陵小田溪二号战国墓发现的錞于即为虎纽。重庆出土虎纽錞于的年代多属战国时期，而邻近的鄂西南和湘西北出土的虎纽錞于多为两汉时期，这是錞于行世的大体时限。
有理由认为虎纽錞于是晚期巴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器物之一，不仅是虎纽体现了巴人的虎崇拜，錞于上铸刻的一些图案与符号，也与巴式青铜兵器有不少相通之处。这就是研究者称述的“巴蜀符号”，专指巴式符号可称为“巴族符号”。
这“巴蜀符号”，才是这里要说道的正题，我们就由这虎纽錞于说起。
重庆涪陵小田溪出土战国錞于及虎纽 有鱼有船便是渔船 ? 有一种符号，叫做巴蜀符号。这些符号已经发现数百种，除了少数象形符号外，基本处在无解读状态。
在战国至汉代的巴蜀风格铜器上，主要是在独具一格的兵器、工具、乐器和印章上，常会刻铸着一些具有鲜明特色的图形，包括人形、动植物形和几何形等。各类图形往往复合成不同的画面，让人觉得神秘莫测，它被统称为巴蜀符号。
兵器和印章上的巴蜀符号 在錞于的虎纽周围，常常会出现船纹、鱼纹、鸟纹、人面纹及其他一些符号等，其中又以船纹最是招摇，它也可以认作是一种符号。这让人想到《后汉书·巴郡南郡蛮》等文献记巴族廪君务相以土为船、船浮而王的传说。
巴人通过赛船立君长，以船为家，以船为棺，虎纽錞于中的船纹正是这传统的写照。
唐人梁载言《十道志》说：“楚子灭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黔中，汉有天下，名曰酉、辰、巫、武、沅等五溪，各为一溪之长，号为五溪。”五溪蛮聚居的黔中之地，出土不少东汉时期的虎纽錞于，表明巴灭国若干世纪之后民族信仰依然得到传承。
在出土东汉时代的虎纽錞于上，我们见到最多的巴族符号，是船形纹和鱼形纹，船只如同在行进之中，船下有一尾似乎是活蹦乱跳的鱼。有时鱼也不一定就在船的下方，但也总是在与它正对的一个位置上。船在水上，水里有鱼，这是两个象形符号，并不难辨别出来。
当然也有的时候，錞于上的这条船儿描绘得非常简单，船体只不过是一个封闭的梯形，再斜插两条平行线作为船桨而已。如重庆奉节、湖北咸丰和其他一些馆藏所见錞于上的图像，船与鱼总是在对应的方位上出现，如影随形。鱼一般都是具像刻画，船却是简化得不能再简化，一个框式船体，两根平行线表示船桨，至多还有一两条飘扬的旗幡之类。
重庆奉节文管所藏东汉錞于符号 湖北咸丰出土东汉錞于符号
《小校经阁金石文字》著录东汉錞于符号
《小校经阁金石文字》著录东汉錞于符号
湖南省博物馆藏东汉錞于符号
湖南省博物馆藏东汉錞于符号
不过往前追溯到西汉时期，錞于上的船和鱼也是一对，只是船的刻画较为繁杂一些，船上不仅有桅杆和旗幡，还见到了挂在鼓柱上的大鼓，这似乎是一艘战船了。除此之外，鱼纹虽然变化不大，但它的身旁出现了与它平行的，作尖头的横“S”形纹。这是一种重要的图形组合，鱼形与符号组合，它频繁出现在更早时代的巴式铜器上。
湖北利川文化局藏西汉錞于符号
湖南省博物馆藏西汉錞于符号
船和鱼多了一个伴，多了这个经典的符号，这个符号应当与鱼纹密切相关，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这类标本见于湖北利川和湖南博物馆的收藏，数量虽然不多，但承载的信息却非常重要。
再看战国时期，重庆三峡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和湖南省博物馆收藏的錞于上，都见到西汉同类的船纹与鱼纹。船上有立鼓旗幡，而且造型都非常接近，表明已是一种定型符号。相对应位置上的鱼纹，也都伴有横“S”形纹。我们在研究巴蜀铜器时，将这样一些象形和几何形都归入巴蜀符号之列。
重庆三峡博物馆藏战国錞于符号
四川大学博物馆藏战国錞于符号
湖南省博物馆藏战国錞于符号
有人说，巴人善使船，善捕鱼，于是錞于上就有了鱼和船的装饰。其实不然，这船虽是与鱼相关，那鱼只是个衬托，船上旗幡飘然，战鼓耸立，乃是战船无疑。
东汉时期錞于上那样抽象表现的船只，也应当是战船，一定是巴族后人对传统的记忆与回味。 栅栏如何变成战船 ? 在巴族及蜀族更多的青铜器上，在出现的符号中，不难见到鱼和船，但情况却有些不同。
考古发现标准的鱼形符号见于重庆巴南冬笋坝，其9号墓出土两件铜钺上都铸有鱼纹。在绵竹清道土坑墓所出数十件兵器工具，也大都铸有鱼纹。这些有鱼纹的巴蜀兵器和工具，大部分时代早到战国中期，没有太晚的例证。
严志斌发表论文认为，巴蜀符号中鱼形符号出现频率并不高，而且集中出土地是在川东北的四川渠县土溪镇城坝遗址，如该遗址出土的铜钲、錞于、矛和钺，还有重庆冬笋坝出土两件铜钺也有鱼形符号，又显示出其巴人的族群特性，所以他倾向于将鱼形纹理解为巴人特有的符号（严志斌等：《巴蜀文化栅栏形符号考察》，《四川文物》2016年4期)。
当初我曾注意到这个问题，推测“鱼形纹的消失是否为别的图案化单元所取代” ？（王仁湘：《巴蜀徽识研究》，《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2年） 现在似乎发现一点线索，这便是横“S”形纹的出现。
我们已经知道，横“S”形纹在錞于上与鱼纹如影随形，觉得两者含义同一。战国后期除了錞于以外，巴蜀青铜器上鱼纹少见，却并不稀见横“S”形纹。在许多巴蜀印章上，横“S”形纹经常出现，而且常与“王”字形纹同在，似乎也透露出这不是一般的符号。严志斌有统计说，横“S”形符号在巴蜀符号中出现频度较高，目前所见有83件，“在巴人区与蜀人区皆有出现，是一种跨人群、跨区域的符号”。
更加引人注意的是，横“S”形纹还常常与一种形似栅栏的符号同在，这栅栏形纹又有什么含义呢？
所谓栅栏形符号，是我当初研究巴蜀符号时提出的一个临时定名。纹饰下部像是圈围的编排栅栏，上部有几枝草木形纹，如巴南冬笋坝4号墓的矛、50号墓的戈，涪陵小田溪1号墓的兽头构件和剑、3号墓的矛，还有绵阳的剑，都铸有这样的栅栏形纹。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戈，也铸有栅栏形纹，只是出土地点不明。估计栅栏形纹的分布仅限于川东和川北，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也即是说，它主要是属于巴人所拥有的符号。
我们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在栅栏纹组合中常会出现回纹，见于冬笋坝4号墓的矛和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戈，与回纹共存的例子还见于涪陵小田溪3号墓的矛。我曾指出“栅栏形纹组合是川东川北地区特有的组合形式，具有重要意义”。但意义何在，当时并没有说明。
重庆文化遗产研究院藏战国铜矛符号 涪陵小田溪12号墓出土
四川绵阳博物馆藏战国铜矛符号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铜戈符号 四川绵阳博物馆藏战国铜剑符号
四川绵阳涪江沿岸出土铜剑符号
四川蒲江县盐井沟出土铜矛符号
重庆涪陵小田溪9号墓出土铜剑符号
战国铜构件符号 不久前严志斌撰文研究了栅栏形符号，他认为“在巴蜀文化中的使用时间是在战国中期延至秦代，集中于战国晚期这一时段内；栅栏形符号主要发现于巴人的墓葬中，可能主要是巴人所使用的一种符号；形成常见的组合关系；栅栏形符号比较集中的出现于峡江地区的冬笋坝墓地与小田溪墓地，其所出墓葬的等级说明墓主在墓地内处于社会阶层的上层”（严志斌等：《巴蜀文化栅栏形符号考察》，《四川文物》2016年4期)。
严文统计铸刻有栅栏形符号的巴蜀器物有18件，相对于巴蜀符号中其他一些符号的出现，这个符号的出现是比较晚的。他还注意到，“科学出土并能断代者，年代皆集中于战国晚期到秦这一较短的时间范围之内，似乎说明这个符号的使用时间其实是很短的”。现在看来，实际上它是被相同意义的符号取代了。
严志斌还有更细致的分析，这些分析为我们了解栅栏形纹打开了一扇窗。他说栅栏形符号组合有明显的一致性，统计的19件器物中，有13件为栅栏纹与横“S”形纹组合，占比68％，并认为这种组合应该是栅栏形符号的核心组合。
四川新都河屯出土战国铜印符号 四川宣汉罗家坝24号墓出土 战国铜印符号
珍秦斋藏战国铜印符号 贵州沿河神坝渡出土战国铜印符号 珍秦斋藏战国铜印符号 由时间节点，再由符号组合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结论，这栅栏形纹原本应当是船的形状，是符号化的船形，网格形的船体，枝叉形的船幡，它后来是被另一种优化的船形符号取代了！
这种船形符号的取代过程，在古越阁收藏的铜戈内上可以找到线索。在戈内上出现一条壮观的带有旗鼓的大型楼船画面，船的下方是一条大鱼。更有趣的是旁边还有小画面的栅栏纹与横“S”形纹组合符号，这完全可以理解成是楼船画面的一个注脚。栅栏纹表示的是楼船，横“S”形纹表示鱼。古越阁的铜戈纹饰恰是同类的栅栏形向楼船形符号转变的一个证据，虽然两组图符是否为同时铸刻尚不能准确判断，它们寓意相通却是毋庸置疑的。
台北古越阁藏战国铜戈符号 当然我们会觉得由栅栏形纹向船形图符的过渡，其间跳跃似乎显得过大，这一点还需要查找更多证据来说明。不过由湖南石门所见东汉錞于上带有网状线条的船形符号看，它与栅栏形纹是很接近的，今后未必不会发现更多更早的相似例证。
湖南石门县博物馆藏东汉錞于符号 在各地出土的战国铜器上，我们看到了生动的水陆攻战纹，这样的铜器曾在蜀地的成都百花潭也有发现。铜器上表现的水上船战，画面生动简练，船上旗幡招展，船下鱼鳖逐浪，战鼓咚咚，兵士勇战，刻画入微。巴人将画面符号化，也是一个特别的创造。
四川成都百花潭出土 战国铜壶上水陆攻战纹及细部 战船在古代南方民族中更是多见，一些铜鼓和贮贝器上都能见到它的图像，当然有些可能是民船而非战船。在这样的船下，也是常常表现有游鱼，与巴人符号的意境自然相通。
云南广南发现铜鼓船纹 广西西林发现铜鼓船纹
（上广西西林铜鼓中下越南） 广州南越王墓出土铜提筒船纹 那是三星堆人的飞天槎 ? 从小栅栏里驶出了一艘大战船，这个小题目写到这里就算是结束了。
但是，忽地见到又有一艘船驶了出来，这篇文字还要接着写呢。
这艘船是由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一柄玉璋驶出来的，其实不是一艘，是四艘。
三星堆的这件玉璋出自2号祭祀坑，长达近55厘米，是真正的一件大璋。它的正背都刻画有繁复的纹饰，而且是以表现人的装束及活动为主题，出现的人物有20多位，还有山形及太阳之类的场景。与本文讨论相关的是，“两山之间有船形符号，船中似有人站立”，这是发掘者的描述。细审这船形，形体很小，外廓为方框形，框上有4～6根好似飘动的线条，这确实应当是船，船上有物或人。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 商代玉璋纹饰 发掘者认为这玉璋上的图形是船，也有其他研究者附和此说，而且认为可能是神话中的飞天之船。
将这样的船形纹，如果和汉代錞于上的船形纹相比，我们会觉得有较高的相似度。作为船形的符号，由简略抽象的框形开始，经过栅栏形的变化，经过细致的楼船阶段，最后又回复到抽象表现。如此看来，巴蜀符号的起源，应当可以上推到约当商代之际。
玉璋上的船纹
巴蜀船纹（符）的演变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有仙槎、浮槎的传说，按现代语词表述那就是能上天的飞船。被乱入传说的张骞往西域即是乘飞槎见到了织女，还带回了一块支机石。这样的神船，在蜀地一定有更古老的传说渊源。
玉璋上的飞槎，飘浮在两山上方，它一定是在表述一个我们忘却了的神话。这样说来，巴族铜器上的战船，是否也是古老神话中的一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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