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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巴蜀图符印是中国印章文化中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由于诸多历史原因，一直未得到充分研究。作者在40年的文物考古工作中曾发掘出土多枚巴蜀符号印章，收集了诸多相关资料（照片、印拓、线描图），首次对1949年后考古发掘出土的巴蜀图符印资料进行系统梳理，讨论了巴蜀图符印的时空分布、文化内涵和艺术表达等内容。
【关键词】 巴蜀 战国至西汉 图符印
一、中国最早的印——图符印
印章的产生和使用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印章的出现，当处于阶级社会的青铜时代。开始作为一种凭证的信物，以后又成为权益、身份、等级的证物。印章随着时代的推移和使用者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名称。 有学者认为，在距今三千多年的殷商时期青铜器铭文中“有很多亚形中带一字者，我们认为它可能就是商代的铜印的标记”［1］。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编著的《双剑誃古器物图录》著录有3枚铜印，其中2枚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据载曾为北京古董商尊古斋所有，1935年出版的《邺中片羽》（初集·上卷）有其著录。另1枚下落不明。关于前2枚印，由于不是发掘出土，有学者认为不可能是商代铜印［2］，也有学者认为可能就是商代铜印［3］。迄今见于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印章是1988至1889年在湖北鄂西清江中游的长阳县发掘的商周时期香炉石遗址，在相当于西周早期的遗址第四层堆积中出土2枚陶质印（图1），呈椭圆和圆柱形状，下大上小。印面刻画有阴文图符，印文图符的辨认、识读及其含义，目前学界尚未有人能认知和阐释，但作为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我国最早的陶印，是学界公认、首肯且毫无疑义的［4］，不影响作为迄今出土最早的2枚称之为“印”的定名。最近在陕西渭南市澄城县王庄镇柳泉九沟村西周墓葬抢救发掘中，出土西周早期的龙纽玉玺（图2），与之同时出土有青铜簋1件。依据铜簋形制、纹饰、铭文可以初步判断，这是一座西周早期墓葬。墓内所出土玉玺是西周早期墓葬随葬品。玉玺印台呈椭圆形，背面有龙纽，印面为凹面，内凹约0.2毫米，由十字界格区分。印文所表达的内容，可能是一种表义性的图符。［5］ ◎ 图1 西周早期 陶质椭圆形图符印 ◎ 图2 西周早期 龙纽玉玺 上文所列印章如果不误，图符印就其内涵观察，当包含图案印（肖形印）和符号印，依据目前考古发掘提供的物证，其产生的时代早于用汉文字入印的时代。当然，图符印与文字印俱为中国印内涵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文化、学术与艺术价值不可替代。
二、巴蜀图符印的时空分布
巴蜀就其地域范围，传统的观念与看法主要包括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川西平原和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地区。考古学层面首次提出巴蜀文化的概念，是20世纪40年代卫聚贤先生依据成都西门外白马寺出土的青铜兵器等，通过与中原地区出土的同时代同类器物进行比较发现，白马寺出土青铜兵器及其他器物的组合、形制，特别是器物上铸或刻的纹饰、符号等，与中原地区的同类器物区别明显。他在主编的《说文月刊》第3卷第7期（1942年8月出版）“巴蜀文化”专号上正式提出了“巴蜀文化”的名称。目前学术界把战国、秦至西汉之际巴蜀地区墓葬中出土的非汉字图符印，约定俗成地称为“巴蜀印章”或“巴蜀图语”，为便于讨论，本文使用“巴蜀图符印”。 清龚心钊编《瞻麓斋古印征》印谱中收录2枚圆形图符印，就图符印文的符号图案观察，为巴蜀图符印。也就是说，巴蜀图符印在晚清就有出土，且已为当时的印人注意和收录。此外《宾虹藏印》谱内收有3枚，大康编《古图形玺印汇》也收录2枚，姚石倩编《渴斋藏印》收录多枚。故巴蜀图符印这类地方特色鲜明的印章，自晚清以来即引起印学业内人士的关注。高文编《巴蜀铜印》收录巴蜀图符印逾100枚，是近年巴蜀图符印辑录出版之集大成者。 考古发掘出土巴蜀印始于20世纪50年代，为配合宝成铁路建设，四川省博物馆（今四川博物院）在铁路沿线做考古调查时于四川昭化宝轮院、重庆巴县冬笋坝发掘的战国秦汉墓中出土一批巴蜀印。巴蜀印章在古代称为“巴蜀”的四川域内多个市、州、县陆续出土。出土巴蜀铜印的地点有：四川的成都百花潭、新都马家乡、什邡城关镇、罗江周家坝、蒲江东北乡、犍为金井乡、峨眉符溪、越西华阳村、屏山沙坝、昭化宝轮院、宣汉罗家坝、大邑五龙乡、芦山仁加乡、荥经同心村、南罗坝、烈太乡、曾家沟，宝兴五龙乡；重庆的巴县冬笋坝、涪陵小田溪等地。（图3） ◎ 图3 出土巴蜀印章分布图 以上是目前所知巴蜀印在四川、重庆相关市县出土和分布的范围。截至2016年5月，根据四川省国有博物馆和四川省文物管理所公布资料，上述各市县出土巴蜀印的数量为：达州宣汉罗家坝14枚，宜宾屏山沙坝3枚，雅安荥经曾家沟1枚、荥经烈太乡7枚、荥经南罗坝2枚、荥经同心村42枚，雅安宝兴五龙2枚，雅安芦山仁加乡5枚，广元昭化宝轮院5枚，乐山犍为金井乡12枚，乐山峨眉符溪1枚，凉山越西华阳1枚，成都百花潭1枚，大邑五龙乡2枚，蒲江东北乡1枚、鹤山镇飞龙村1枚，新都马家乡2枚，德阳什邡城关镇6枚，德阳绵竹清道乡1枚，德阳罗江周家坝5枚；巴县冬笋坝8枚，涪陵小田溪2枚。其中以雅安市数量居首，共出土59枚，仅荥经县就出土52枚。［6］以上统计数量仅是公开发表的出土巴蜀印，未公布的民间私人收藏及传世流散者，均不在此统计内。可以预测的是，巴蜀印的实际数量应大于公布资料统计的数量。
三、巴蜀图符印的文化内涵
巴蜀印所用材质，目前已知以青铜为主，极少石质、骨质和琉璃质（荥经县、犍为县出土）。印章形制以圆形占多数，其次有方形、长方形，椭圆形、多边形、“山”形、银锭（连山）形等。印纽有鼻纽、鋬纽、觹（鹰嘴）纽、动物形纽等。印台多扁薄圆形，还有覆斗方形、亭台形、圆柱形等，少数高等级墓葬出土铜印带印套，如新都马家乡蜀王墓、蒲江东北乡战国墓出土巴蜀铜印均带印套（图4-1、4-2）。 ◎ 图4-1 战国中期 巴蜀图符印（方形）印套1981年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马家乡蜀王墓战国木椁墓出土 ◎ 图4-2 战国中期 巴蜀印（方形）印套1982年四川省蒲江县东北乡2号墓出土 巴蜀图符印文中，常常有一些动植物图像居于中心，可分为禽、兽、鱼、昆虫、草木等多个种类。他们分别与汉字“王”或双蝌蚪（双花蒂）、S纹、月牙形、心形、十字形、四瓣花、五角星、多角星、中心圆圈等分别形成多种不同图符印印文组合，这些巴蜀图符印文或许有一部分与部族的图腾、族徽有关。 关于巴蜀图符印文上各种图符的确切含义，目前学界也没有达成共识，学术观点纷呈。《华阳国志·南中志》载，蜀汉时“夷中有桀、黠、能言议屈服种人者，谓之‘耆老’，便为主。论议好璧喻物，谓之‘夷经’”，又说“诸葛亮乃为夷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画神龙，龙生夷及牛马驼羊；后画部主吏，乘马幡盖，巡行安恤；又画夷牵牛负酒、赍金宝诣之之象，以赐夷，夷甚重之”。文中的“图谱”或“夷经”当是带有巫术色彩的原始记事。已故史学家徐中舒先生指出：“蜀汉以后，南中故事每每记言诸葛亮所为，皆属附会之谈，实不足为信。此图谱乃夷人巫师所作，并非诸葛亮所赐……这种图像，只能表意，不是可以按字宣读的语言，只有巫师才能认识，还要多方譬喻解说，不然一般人事难以理解的。”［7］ 巴蜀印文上的图符在出土的青铜器和漆器上也能见到，据统计这些图符逾300个，这些图符简单或繁杂，直观或抽象，其寓意能够破解的十分少见。笔者认为，巴蜀图符印上的印文不是文字，有的巴蜀印文中含有一或两个汉文“王”字，在巴蜀图符印文中也不是作为汉文“王”字使用，而当与其他组合在一起的图符来整体阐释。我们不妨大胆设想，巴蜀图符印文是一种看图像以解其语意的图画语意符号，有可能是不用文字阐释的“连环图符”。我们还可进一步猜测，古代巴蜀族人用印章等作为载体或媒介，以巴蜀图符来表达对祖宗先辈或先公先王的敬意和缅怀的形式之一，用一种近乎神秘的方式加以传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孙华教授认为，“巴蜀符号”是一种带有原始巫术色彩的吉祥符号，而不是文字。将这种吉祥符号铸于兵器之上，其用意大概是佑护使用者，让其免于伤害，予其力量和勇气，激励其奋勇杀敌。“巴蜀符号”的数量种类实在太少，距离能够记录语言的文字尚有很大差距。［8］美国学者罗伯特·琼斯把他收集到的45件巴蜀印章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为中原式，一般无饰纽，多方印和长方印，数量约占26%；另一种为巴蜀式，有饰纽，既大又圆，多为阴刻，数量约占67%。它们代表着性质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原式印文大都含有吉语和警句的内容。他通过研究推测，某些巴蜀式图符印文可能也是吉语和警句。它们的用途，大概是护身符、饰物和随葬品。［9］ ◎ 图5 战国中期 巴蜀图符印（银锭形）印面及图拓 ◎ 图6 战国中期 巴蜀图符印（方形）印面 如新都马家乡战国墓出土图符印2枚，一为圆形印（图5），一为方印（图6，印套见图4-1）。方印边长3.5厘米，高1.4厘米。印背有鋬纽，由四饕餮纹组成图案。印文图符分上下两部分，下部正中置一罍，两侧各立一人，伸手相握，手有图符，上部左右各置一口部向上的铎，中置疑似简化罍的图符，这一图符还见于墓内出图的部分青铜器上。印上图符的重点在罍与铎（钟）上，罍与铎就是古代巴蜀“祀”“戎”“礼与乐”的标志物，是“国之大事，在祀于戎”在这方图符印上具体展现，同时也是巴蜀文化中重要的礼、乐之器。不仅如此，罍和铎（钟）实物在墓葬随葬时放置的位置与印上罍、铎放置相同。如四川茂县牟托1号墓，墓顶放置1件青铜罍，左边放置1件甬钟。［10］罍、铎（钟）组合的图符印还见于蒲江东北乡2号墓出土巴蜀图符印（图7），这方印边长2.8厘米，带有印套（图4-2），印套上的纹饰与新都马家乡战国墓出土方印印背纹饰相同。印文图符右侧上有钟，下有罍；中置矛（箭矢）；左侧上有圆形物（璧瑗），下为柿蒂形。什邡城关33号墓（船棺葬M33）出土1枚方形铜印（M33:4），边长3.6厘米，厚0.45厘米，高0.65厘米，印面图符印文分上、下两部分，下部图符即为罍、铎（钟）的组合。 ◎ 图7 战国中期 巴蜀图符印（M225方形）印面及印拓 ◎ 图8
上述3枚含有罍、铎（钟）图像的铜印，综合墓葬形制、规模、随葬随葬器组合等方面，可以对它们的时代、等级做出基本的推断：新都马家乡蜀王墓为“甲”字形土坑木椁墓，虽然被盗，但在腰坑仍然出土2件或5件成组的青铜器共188件，其中有“邵之飤鼎”铭文铜鼎。［11］“邵”即“昭”，是春秋战国时南方楚国屈、昭、景三大族姓之一，因此这墓的等级当在王侯级。观察鼎上铭文字体，为春秋至战国中期楚器铭文风格。由此可知，新都马家乡蜀王墓出土铜印当是王侯级别，其时代当在战国中期。蒲江东北乡2号墓出方印（M2:25），其印、印套尺寸略小于新都马家乡蜀王墓铜印，但印套的纹饰与前者铜印背面纹饰相同，故蒲江东北乡2号墓铜印的等级、时代应与新都马家乡蜀王墓铜印的等级、时代相当。什邡城关33号墓出土方印（M33:4），其尺寸略大于新都马家乡蜀王墓铜印，但其等级与时代与前二墓铜印的等级近似，时代相近。 巴蜀图符印的时代，从印章形制、印文图符、纹饰、纽制等方面观察，目前尚无规律可循，无法判断其时代早晚与分期。我们只能从墓葬形制、出土随葬品组合和碳-14测年等间接方式，对少部分铜印的时代做初步推测。以荥经曾家沟战国墓M16:24印最早，参考碳-14测年数据，当在战国早期；新都马家乡蜀王铜印和蒲江东北乡战国墓铜印，依据相关纹饰、铭文字体风格，推测当在战国中期；什邡城关33号墓铜印时代应与新都马家乡、蒲江东北乡二墓时代接近。其他地点出土铜印中多是战国中晚期至秦，有的可能晚到西汉。（图8）
四、巴蜀图符印的艺术表达
巴蜀印面上的图案符号，很多是当时人们在那个时期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下，对社会和现实生活的感悟汲取，把一些现实生活中的人、事、物和理念加以概括、提炼、浓缩、抽象、变形，有意识地把不同符号或图案组合在一方印面之内，蕴含着许多代指物质与精神。权利、等级和宗教意识形态的意蕴，构成古代西南地区“巴蜀”这一特定域内的地方性图符印特征，亦是“巴蜀”这一地方性文化的标志之一。从篆刻治印的艺术视角观察，巴蜀图符印的印文图符与组合，亦富含制作者自身的情感与理念，通过印章这一载体展现出其审美的元素与艺术的词汇。 综观巴蜀图符印章艺术，无论是铸造白文或朱文，从印章上的图符内容再到具体的制作工艺，从简单的写实图符到繁复抽象的写意图符组合，从可见的具象思维到意蕴深沉的表达形式，都反映了巴蜀人富于想象的智慧和理性精神。尤其是印面的形式，印文图符的构图、设计与组合，表现出圆中有方、曲中有直，封闭重于连续、圆点弧形胜于直角方块的特点，展示出古代巴蜀人在思想理念上的开放、包容与兼收并蓄，充分体现了巴蜀人潜在的圆融、圆通的哲理思维。同时，也使我们感受到巴蜀图符印的稳重与简洁，印面图符组合的柔韧与刚健，印章形式与印文图符协调相融的和谐之美。
五、结语
关于巴蜀印章出现与存在的时间，目前考古发掘资料显示，20世纪80年代末湖北鄂西清江中游长阳县发掘的香炉石遗址第四层出土的2枚陶质椭圆形图符印，应该是迄今发现最早的巴蜀印（考古学界根据层位学研究，把遗址第四层的年代推定在西周时期，陶印出土于“香炉石遗址的第四层，即西周时期的早期地层中”）。香炉石遗存是1994年相关考古学研究者命名的“香炉石文化”，这一新命名的考古学文化族属，又被考古学者确认为是早期巴人的遗留。［12］这把巴蜀治印的历史往前推了近千年，即发端于西周早期，说明地处鄂西和西南一隅的巴蜀图符印与中原汉字印一道，俱为我国玺印的祖型。巴蜀印的考古发掘资料在我国治印、印学发展的历史地位不可替代，无可争辩。春秋时期巴蜀图符印在考古资料上还有缺环，有待出土资料的填补。战国至西汉近500年时间，是巴蜀印发展、繁荣和走向衰落的时期，就发现和出土地点看，以四川成都平原为中心，辐射到川东峡江流域的达州地区，南充市辖区，川南的宜宾、泸州，川北的广元市辖区、绵阳市、德阳市，川西的雅安市、乐山市以及凉山州越西县等，与四川和重庆比邻的湖北鄂西地区的清江流域、陕南汉水流域安康地区等也有零星发现。以上所述基本锁定了巴蜀印章存在的时间跨度与分布的空间范畴。 观察巴蜀印的文化表象，巴蜀印章基本出土于战国秦汉时期的土坑墓、土坑木椁墓和船棺葬，目前只在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罗家坝东周战国之际的房屋建筑遗迹出土1枚长方形铜指图符印（F1:39）。除此之外，西汉以后及东周战国以前的古遗址不见有巴蜀印出土。巴蜀印是巴蜀文化因素主要的标志物之一，它与巴蜀青铜器、陶器、漆木器、墓葬形制及其葬具等文物遗存共同构筑成“巴蜀”的主要文化元素与特征。由于巴蜀印章是秦汉及其以前时期的遗物，本体没有铸刻有标示时代的汉字，但同时共存的器物群为判断巴蜀印章的时代提供了线索，使其分期成为可能。 文字印在宋代以前是作为实用印存在。依据印章大小、材质、纽制、印文内容、印绶、印上的附着物等来区分权力、等级、身份、公私、信验以及印章的功能，在古代有一套严格的制度规定，不得僭越。秦汉时期用印保存下来的遗痕主要体现在封泥上。汉字印文有铸和凿刻；巴蜀图符印目前没有发现使用后留下的遗痕，仅在成都羊子山172号墓出土的一件铜盘上有一疑似巴蜀印用印遗痕，不见有其他巴蜀印用印的遗存（如封泥等）。巴蜀图符印印文几乎全部为铸造白文印，极少朱文印，不见有凿刻图符印文。巴蜀印在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西南地区小范围分布，存在于战国、秦汉之际近500年时间内。上述是巴蜀图符印的地方性特点，同时也是与汉字印的区别所在。巴蜀图符印面的日字格、田字格边框界栏与汉字印的同类款式界栏有着共同之处，前者吸收了后者部分元素，有受后者影响的痕迹。 历史上仅存在于我国西南地方性域内的巴蜀图符印，历经近500年后即消失。这使我们想起唐杜佑《通典》中“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记载，用图符入印这一地方性的古代民族习俗，或许能在我国藏族古印章中找到承袭和孑遗。 吐蕃时期藏族先民开始使用印章。据英国人斯坦因《路经楼兰》载：“在许多文纸、文书上发现盖着红色的官印（由此可见，红色印记的使用也可追溯到吐蕃时期）……”在新疆出土的藏文木牍368、369号上也有“命令上盖有印章”的记载。藏族古印中除使用汉字和民族文字入印外，也使用图符入印，如用华盖纹、幢纹、八瑞相、太极图、如意头、祥麟法轮、六种长寿、五妙欲、和气四瑞、天冠、凸凹佛星、金刚、月纹等入印。还有用喷焰末尼、金刚桥、“卐”字纹、回纹、祥云纹、兽面拐子纹、花草拐子纹入印的，这些图符在宗教法事等方面具有加持力，并被寄寓神秘的力量，为人们尊崇和膜拜。这类藏族的图符印也为解读巴蜀图符印的寓意提供了参考。 在西藏地区，至尊的大喇嘛和显赫的家族的用印，少则几枚，多则几十枚，尤其是常用的几枚主要印章都随身佩戴。这对于我们分析巴蜀墓葬有的一座墓内出土数枚巴蜀图符印，有的巴蜀图符印与汉文字印同出一墓（荥经烈太乡1号墓1枚汉字印与7枚巴蜀图符印同出）的情况有所启示。
本文参与篆物铭形——图形印与非汉字系统印章国际学术研讨会，选入本刊时有删节。
【注释】 ［1］石志廉：《谈谈我国古代的肖形印》，《文物》1986年4期，第83页。 ［2］（日）新关钦哉：《东西印章史》，日本东京堂1995年版。 ［3］张光远：《商代晚期两枚铜印考》，《故宫历代铜印特展图录》，台北“故宫博物院”1997年版。 ［4］王善才、张维典：《湖北清江香炉石遗址的发掘》，《文物》1995年9期；王善才：《香炉石遗址与香炉石文化》，《四川文物》2001年2期，第22页。 ［5］郭青、柏华：《渭南出土西周龙钮玉玺》，陕西传媒网，2016年7月4日。 ［6］出土巴蜀印统计表，详见黄家祥：《个性光鲜的巴蜀印》，《篆物铭形——图形印与非汉字系统印章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16年版，第608—615页。 ［7］孙华：《巴蜀符号初论》，《四川文物》1984年1期，第13页。 ［8］同上。 ［9］（美）罗伯特·琼斯著、杨秋莎译：《四川出土青铜晚期印章》，《四川文物》1992年2期，第77页。 ［10］《四川茂县牟托一号石棺墓及陪葬坑清理简报》，《文物》1994年3期，第4页。 ［11］《新都战国木椁墓》，《文物》1981年6期，第1页。 ［12］《长阳香炉石遗址揭示出古代巴人早期文化类型》，《香炉石文化的命名》，《中国文物报》1994年12月18日；王善才：《香炉石遗址与香炉石文化》，《四川文物》2002年第2期，第22页。
【图版来源】 ［1］《荥经县同心村巴蜀船棺葬发掘报告》，《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页。 ［2］《谈谈我国古代的肖形印》，《文物》1986年4期，第83页。 ［3］《蒲江县战国土坑墓》，《文物》1985年5期，第17页。 ［4］《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图版四九、五〇，第5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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