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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近十年来的书画拍卖市场，王铎的作品一直是嘉德、保利、匡时等几大拍卖公司夜场的主推对象，从刚进入市场时的近百万元到如今动辄就是几千万元，可以说王铎的书法作品是目前市场上古代书画板块流通量最大，价格最为恒定的砝码，更是检验书画市场起落重要的试金石。截至2017年春拍为止，王铎书法单件作品的成交额过千万元的共有39次，据不完全统计，王铎在市场上流通的过百万元的作品接近一百件。他的作品可能没有像曾创造天价的苏轼、曾纡、马远、王蒙等元代以前的作品那样成为各大博物馆收藏的对象，也没有进入到“亿元俱乐部”，但是相对充裕的作品存世量却可以满足中产阶级以上藏家朋友的需求。那么，王铎的书法作品为什么可以飙升到如此高的价位呢？又为什么会很少受到市场起落的影响呢？ 首先，要了解王铎在整个书法史的地位。市场价值的背后是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想要通透地了解王铎作品之所以取得如此高的价位，就要看一看同为书学大家的评价：吴昌硕极为推崇王铎，称其“有明书法推第一”。享有“当代草圣”之誉的林散之评价王铎是“自唐怀素后第一人，非思翁、枝山辈所能抗手”。沙孟海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一文中评价王铎“在于明季，可说是书学界的‘中兴之主’了。”启功先生用七言绝句盛赞王铎：“笔阵声威四海闻，敢移旧句策殊勋。王侯笔力能扛鼎，五百年来无此君。此余论书旧作，每以题孟津真迹。后二句为倪云林赠王黄鹤句，非孟津谁克当之”。 其次，谈到王铎就不能绕过他的临古作品，可以说目前市场上依然以王铎这一类型作品为主，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王铎这些带有创作性质的“临古”作品呢？对于他的一件“临摹之作”是否值得我们去豪掷千金呢？否则，为什么不去选择那些词意佳好的作品，而非要花重金去收藏一件“临摹品”呢？此外，是临摹的作品更有价值还是书写自作诗的作品更有价值？ 王铎作品存世量可观是众人皆知的。王铎曾自言：一日临帖，一日应索请。也就是说，王铎的书法创作是几乎贯穿了他的整个艺术生涯，所谓“应索请”就是满足当时上至达官显贵下至草芥文人的请求而创作的作品。“临帖”可以理解成他对魏晋以来至宋代名家的“希心抗古”，通过对古人作品不间断地临习来完成自我风格的树立；而“应索请”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将临摹的作品赠与或售予应求者，一部分是书写自作诗来填充书写的内容。相对而言，从作品的水平来看，临摹古代名迹的作品相较于书写自作诗要略低一些。王铎时常将临帖作品作为礼物赠送给友朋，毫无疑问，随意拣取古人的书作或法帖加以书写进而分送索请是极为方便的，在大量的人情往来面前，王铎往往是应接不暇，这一点从董其昌等大书家都请代笔便可见一斑，只是王铎一般是要亲力亲为，因此有时对于赠送给他比较看重的人临古之作时，内心或许会有歉意，故宫博物院曾有一件作品上题写了“有暇别写俚诗”，也就是有闲暇要重新赠送一份自己写的诗，其实这一行为也证实了在王铎的心中，自作诗的分量要远胜于临古之作。对于只想得到王铎书法而不懂他的诗的人，他是绝不会轻易赠予这样的作品。 王铎留下的数百件临古作品，其中绝大部分书写了上款，这些临作无疑将悬挂于友人家的厅堂之上，或是传播于友人圈中，王铎的临古因此具有“示人以法”的意义。一再反复的题跋，一次次强调文艺创作所应遵循的“规矩”，不仅彰显了王铎书法具有的深厚功力和其背后的强大的书学背景，恐怕身为“贰臣”的身份也在不断地向世人证明他时时不忘正统的道义。他的临古从本质上确实可以体现出他对古代心仪的大师的心追手摹，因此他曾自言：“予书何足重，但从事此道有经年，皆本古人，不敢妄为，故书古帖”。可见，在他的心中对传统是身怀敬畏的。但另一方面，从作品的外在呈现来看，他又是那么的“胆大妄为”，我们看他笔下的“临某某帖”、“临某某笔”几乎已经与原帖相差甚远，这种观念在明代颇为盛行，我们可以称其为托古改制。只是他的这种意临做得最为彻底，同样还有此种观念的就是比王铎略早的董其昌，他们都是通过历代大师作为阶梯来实现自我风格的完成。 目前市场上流通的重量级王铎作品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海外回流作品，特别是来自于日本的居多。王铎书法在日本书坛产生影响始于清代中、晚期，那时，中日贸易频繁，王铎书法随着贸易船只传至日本。在相当于清代晚期的时候，日本经常举办煎茶会，书画作品也相应地成为展览交流的保留项目，在那时王铎的书法不仅交易量比同时期的书家量大，并且价格也较高。当然，随着长尾甲、犬养毅等日本藏家在上世纪初叶以来受到罗振玉等大学者的影响，来中国大量搜集碑版拓片，吴昌硕、王铎自然成为他们收藏的重点对象。自日本回流的作品普遍装裱精良，流传有序，有统一的装裱规格，因此，作品的品相普遍较好。 他擅长行书、草书、隶书、楷书，还有少量篆书传世，可以说是古代书家中最为全面，同时也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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