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计是非，止计利害；不要人格，止要权利。这种恶浊的空气，一天一天的浓厚起来，我实在不能再受了。我们的责任在指导青年，在这种恶浊气里面，要替这几千青年保险，叫他们不致受外界的传染，我自忖实在没有这种能力。所以早早想脱离关系，让别个能力较大的人来担任这个保险的任务。（《蔡元培年谱长编》，第2卷，612页至613页） 蔡元培不合作，辞职离京，也是挑战“胥吏式机械的学者”：你们为什么不愿去别处高就？1917年年初以来，蔡元培一心创立一所致力于学术的大学，一再失望。在他不愿意见的人当中，难道就没有极少数能争善斗的北大教员吗？蔡元培的行动引发了陈独秀和胡适的争论，显然陈独秀还不够细心,胡适不怕干众人之怒，他在《蔡元培和北京教育界》里说出了蔡元培想说的话：“一切武器都可用；只有'罢课’一件武器，无损于敌人而大有害于自己，是最无用的。”（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北大出版社，2013年，第11卷，103页。原文有重点号）钱玄同则从蔡元培的不合作主义里辨析出针对知识阶层的音调来，他在当天（1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中国的智识阶级，是怎么样的人！劝他实行不合作主义，不但是对牛弹琴，实在还是与虎谋皮。他们除了'宫室之美，妻妾之奉’（底下一句用不着）以外，还有什么人生观！他们只会索薪罢了！要他们暂时牺牲高官厚禄，如何做得到！”（《钱玄同日记》，中册，505页）教师索薪，只为稻粱谋，钱玄同不以为然。可是当浙籍同事催他罢课，他未见得有勇气说“不”。教师失态，学生看在眼里，更无心于学。他们学问舍得放弃，文凭和资格却不愿牺牲。蒋梦麟笔下这类学生不限于北大：“学校里的学生竟然取代了学校当局聘请或解聘教员的权力。如果所求不遂，他们就罢课闹事。教员如果考试严格或者赞成严格一点的纪律，学生就马上罢课反对他们。……总之，他们向学校予取予求，但是从来不考虑对学校的义务。他们沉醉于权力，自私到极点。有人一提到'校规’他们就会瞪起眼睛，噘起嘴巴，咬牙切齿，随时准备揍人。”（蒋梦麟：《西潮》，香港学风出版社，无出版时间，134页）校风失坠之际，教师和学生也会两相利用。 教育经费不足，教师又赖在学校不走，他们一方面“索薪”罢教，同时又在教育市场上抢夺其他学校的兼任职位。既得利益者形成排他性的关系网，四出兼课，占尽优势。钱玄同1924年4月24日的日记泄露了把持北大国文系的几位浙籍教授的机密。那天下午，北京刮风，灰沙漫天： 郑介石来柬，赴钱粮胡同之聚寿堂晚餐。初不知何事，比往，始知客人止有四人：玄同、尹默、兼士、幼渔是也，为商量保全女高师之饭碗问题，因拟先发制人，与杨为难，真是无聊之极。如此大风，叫人赶来尝此苦！（《钱玄同日记》，中册，582页） “杨”就是新任校长杨荫榆。郑介石（1896-1968）名奠，浙江诸暨人，是钱玄同、黄侃学生，1920年北大毕业，留预科任教，后在女高师兼课。郑奠发柬联络北大师辈人物聚会，出主意的人未必就是他。“尹默、兼士”即沈氏三兄弟中的“二先生”、“三先生”，“幼渔”为多年担任北大国文系主任的马裕藻，这时他也兼任女高师国文系主任。四位客人都是北大国文系教授（沈兼士也是国学门主任），同在女高师兼课，同为浙籍。二沈一马当时还是北大评议会成员（1923年秋至1924年秋，三沈中的老大沈士远也入选）。二十年代的北京教育文化界，浙籍的三沈五马二周势力广大，贡献则因人而异。郑奠在女师大国文系也是重要角色，继马裕藻当过主任，1925年5月26日为配合次日见报的七教授反杨宣言宣布辞职。1925年12月女师大复校，第二年年初各学科主任聘定，郑奠依然是国文学科主任，而且跻身清一色男性的评议会。从来没有人说，这是男权压迫。集体无意识无远弗届。 |
|
|
来自： zhumiao2017 > 《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