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斯塔那206号墓所出彩绘木胎舞女俑身上的缂丝腰带和对禽对兽纹锦
吐鲁番古墓群从西晋至十六国时期（约公元3～5世纪）开始，是吐鲁番市三堡乡（阿斯塔那）至二堡乡（哈拉和卓）一带居民的墓地，高昌故城及附近居民死后大都埋葬于此（其中一部分采用家族丛葬的方式），逐渐形成一片断续相连的墓葬区，延续至麹氏高昌国时期（公元500～640年）和唐西州时期（公元640年～8世纪）。这就是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吐鲁番的哈拉和卓（高昌城）遗址以北的一个庞大墓区。墓群中最早有纪年的墓葬伴出材料为两晋时期的“泰始9年（273）买棺券”（阿斯塔那53号墓出），最晚的是唐代“大历13年（778）”。“阿斯塔那”是维语“首府”的意思，因村东著名的高昌故城而得名，汉名“三堡”；“哈拉和卓”相传是古代维吾尔王国一位大将的名字，他死后，人们就称其生前驻地为“哈拉和卓”，汉名“二堡”。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现分别为两个相邻村庄之名。关于这两个墓群的发掘，是以新中国建国后进行的十一次调查（一说十三次）、发掘为主（1959—1975）。十一次发掘共清理古墓400余座，其墓中文物以考古角度约可分为三期： 早期：晋十六国、南北朝中期（3世纪中—6世纪初） 各种织物，以麻布为多，衫、裤、裙、被褥等，大都为麻织物。丝织物有各色绢、绨，锦少见，有其他刺绣、纱等。 中期：南北朝中期到初唐鞠氏高昌时期（6世纪初—7世纪中） 各种织物主要为丝、麻、棉，一般男女仍内着麻布衫裙，但外衣已多绢，覆面或衣褥之边饰则为锦。锦纹饰较多，多为对兽对鸟纹。 晚期：盛唐西州时期（7世纪中—8世纪中） 各种织物除麻、棉、毛织物外，有大量的锦，不仅数量较之前多，且品种、花色、纹样远超前期。 
阿斯塔那170号墓所出章和十三年（543年）孝姿随葬衣物疏 据侯灿先生统计，在吐鲁番古墓群里出土的衣物疏，目前所知共为58件，其中建国前的7件。此7件中大谷探险团挖获的4件，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挖获的2件，1928年黄文弼从当地农民手中购得1件。其余51件全为建国后考古发掘所得。关于吐鲁番古墓所出衣物疏的性质、发展、所反映的民间信仰等，除了侯灿外，马雍、孟宪实、钟国发、刘瑞明、刘安志等诸先生都曾做过研究。而在众多的衣物疏中，大多详细开列了随葬之物，且不论其内容虚夸或真实与否，对认识当时的社会状况都极具意义。下面仅举与丝织重要相关的一例——阿斯塔那170号墓所出章和十三年（543年）孝姿随葬衣物疏以为绍介。其疏文如下： 故树叶锦面衣一枚，故绣罗裆一枚，故锦襦一枚领带具，故锦褶一枚领带具，故绯绫襦二枚领带具，故紫绫褶二枚领带（具），故绯绫襖三枚领带具，故白绫大衫一枚领带具，故白绫小衫一枚领带具，故黄绫裙一枚攀带具，故糹支绫裙一枚攀带具，故合蠡文锦袴一枚攀带具，故白绫中衣二枚攀带具，故脚靡一枚，故绣靴二枚，故树叶锦丑衣二枚，故金银钏二枚，故金银指环六枚，故挝扮耳抱二枚，故绫被褥四枚，故绯红锦鸡鸣枕一枚，故波斯锦十张，故魏锦十匹，故合蠡大绫十匹，故石柱小绫十匹，故白绢四十匹，故金钱百枚，故银钱百枚，故布叠二百匹，故手把二枚，攀天系万万九千丈。章和十三年水亥岁正月任（壬）戌朔，十三日甲戌，比丘果愿敬移五道大神，佛弟子孝姿持佛五戒，专修十善，以此月六日物故。迳涉五道，任意所过，右上件悉是平生所用之物。时人张坚固、季定度。若欲求海东头，若欲觅海西辟（壁），不得奄遏停留。急急如律令。 据墓志及相应衣物疏，阿斯塔那170号墓所出这张衣物疏的主人为张洪之妻焦氏，其生前信佛，法名孝姿，死于高昌章和十三年。其夫张洪死后亦葬此墓，据《高昌延昌二年长史孝寅随葬衣物疏》，可知张洪生前亦信仰佛教，并有法名孝寅。另，张洪第二任妻子光妃亦同葬此墓。 
阿斯塔那170号墓所出绿地对羊纹锦覆面 此墓发掘后由李征整理的出土文物丝织品部分，据其原始记录有树叶纹锦覆面、树叶纹锦覆面、绿地宝塔纹锦、白绢、白纱、天青绮、绢褥、白绢、鸡鸣锦枕、黄绮、树纹锦、绛绢、握木上的树叶纹锦、白纱、白绢、树叶纹锦覆面、手套、手套、兽纹锦领口、握木上的树叶纹锦紫绢边、树叶纹锦手套、树叶纹锦手套、握木上的花纹对兽锦、宝塔纹锦、树叶纹锦裙、绛色绮、朱红地对鸟对兽纹锦裤、绛绮衣、绿地对羊纹锦覆面、绢衣、树叶纹锦覆面、锦针囊、绢、麻布、绿鸡鸣枕、绢枕、树叶纹锦边绢褥、握木上的树叶纹锦、蓝绢、黄绫、绛纱被单、白绢衣、镶锦边麻布、红绢衣。 由上可知，阿斯塔那170号墓所出丝织品种类十分丰富。据赵丰教授等人研究，其中包括平纹经锦、平纹纬锦、绮、纱、绢等。锦绮的图案相当复杂，其中不仅发现有大量的树叶纹锦，还有吹奏人物纹锦、彩条纹花卉大王锦、几何花卉纹锦、对波云珠龙凤纹锦、红地人面对鸟兽纹锦、团窼卷云对兽对凤纹锦、绿地对羊纹锦等平时出现不多的织锦，此外还有一些平时连图案也不很清楚的黄色石柱联珠纹绮、天青色楼堞纹锦、褐色大窼联珠狮纹锦、紫色楼堞立人对龙纹绮和黄色龟背纹绮等图案。赵丰教授等人将墓中所出丝织品与衣物疏上所载进行对比研究后，指出其中不少名物可以找到对应实物。如丑衣就是手套、合蠡文锦袴就是红地人面对鸟兽纹锦裤、绯红锦就是彩条花卉大王锦、石柱小绫就是石柱联珠纹绮。 衣物疏中关于“故”字的意义、量词的使用、脚靡的意义、张坚固和季定度含义、海东头的意义、急急如律令是否代表道教意味等，上文所列诸先生文章中多已谈到，此处不赘。 
联珠对孔雀纹锦覆面 死人覆面葬俗，秦汉以前就已存在。武伯纶、王澍等认为此种葬俗源自中原，并以此作为早期中原对新疆的深入和影响的史证。而鲁伯·列斯尼契科则对此持有疑义，他认为新疆地区的此类葬俗，当与公元2—5世纪地下墓穴文化传播的天山费尔干纳西部和阿莱地区的卡拉不拉克人有关。并指出，在中世纪早期吐鲁番绿洲就出现了两种不同文化传统的融合，而具有中亚传统的金属面具、眼罩及其丝绵代用品已融入中国的葬俗，延用了中国的术语。他同时还强调，葬俗中的交流融合并非仅限于面具、覆面、眼罩，伏羲女娲像的使用也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唐之前，死人覆面或于死者生前行为有亏有关。而至唐代，死人覆面颇为普遍，并无关失行与否。所谓的“覆面”，当时通用的称呼应当是“面衣”。面衣等葬俗，大概是当时冠服制度在死人身上的表现。关于面衣，文献中多有记载。《事物纪原》载：“又有面衣，前后全用紫罗伟幅，下垂，杂他色为四带垂于背，为女子远行乘马之用，亦曰面帽。”《西京杂记》载：“赵飞燕为皇后，女弟昭仪上襚三十五条，有金花紫罗面衣。”《晋书·惠帝纪》载：“帝……行次新安，寒甚，……尚书高光进面衣”，此则可知，面衣兼有避风驱寒作用。更能直接启发我们认识面衣作用的，乃是玄奘路经高昌时的一段记述，其中讲到鞠文泰为他准备旅途用品，“制袈裟三十套，因为西方寒冷，又造面衣、手套、靴袜等……” 
面衣、眼罩复原图
关于面衣的形制，唐段成式《酉阳杂俎》支诺皋上，有一条相关记载：“崔生初隔纸隙见亡兄以帛抹唇如损状。仆使共讶之。一婢泣曰：几郎就木之时，面衣忘开口，其时匆匆就剪，误伤下唇，然旁人无见者，不知幽冥中二十余年，犹负此苦。”此则记载正好反映了面衣所开的洞，在于口部，而不是眼部。 
阿斯塔那138号唐墓所出红地联珠猪头纹覆面 在所见的覆面之中，有数张都带有野猪头纹样，而野猪头的形象来自萨珊波斯艺术。波斯祆教所崇尚的战神（军神）韦雷斯拉格纳有十种化身，野猪便是其化身之一，备受尊崇。野猪头纹出现于中亚的时期，先于7世纪中叶的伊斯兰化，因此，在中国发现的此类文物，也大体集中在这一时期。随着伊斯兰教势力在中亚及新疆地区的浸入，这种以在伊斯兰教中被视为不洁之物的猪为纹样的织锦图案遂逐渐消失。 
联珠猪头纹锦
阿斯塔那211号唐墓出土黄地联珠小团花纹锦 
阿斯塔那44号唐墓出土黄地朵花王字条纹锦
阿斯塔那221号唐墓出土黄色龙纹绮
阿斯塔那唐墓所出宦官俑
阿斯塔那唐墓所出泥塑幞头胡人头像
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历次发掘情况： 1、1959—1960 阿斯塔那古墓群 发掘40座 59TAM301—307，60TAM304—308 2、1963—1965 阿斯塔那古墓群 发掘42座 63TAM1—3，64TAM4—37，65TAM38—42 3、1963年 哈拉和卓古墓群 发掘14座 64TKM1—14 4、1966年 阿斯塔那古墓群 发掘31座 66TAM43—73 5、1967年 阿斯塔那古墓群 发掘25座 67TAM74—98 6、1968年 阿斯塔那古墓群 发掘10座 68TAM99—108 7、1969年 阿斯塔那古墓群 发掘39座 69TAM109—147 8、1969年 哈拉和卓古墓群 发掘40座 69TKM15—54 9、1972—1973年 阿斯塔那古墓群 发掘92座 72TAM148—196，73TAM197—239 10、1972年 阿斯塔那古墓群 发掘32座 73TAM501—532 11、1975年 哈拉和卓古墓群 发掘50座 75TKM55—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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