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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及和田山普拉墓地出土较多类型多样的针衣、针线包,出土实物印证了出土文献中“针氈”确有其物,体现了中原文化对古代新疆传播浸润的影响,反映了古代妇女的社会功能。文章采用文献调查法和比较研究法,从针衣囊袋的年代、形制、材质、功用这几方面进行比较研究,将其与中原传统文化之间的映射关系进行分析总结。比较中原与新疆出土针衣囊袋,归纳总结其功能的异同。考证针衣囊袋的名称,探究其兼容并蓄的艺术特征,深入认识了古代新疆与中原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及女红技艺与文化。 作者: 牟新慧 作者简介: 牟新慧(1979-),女,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新疆古代历史和文物的研究。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乌鲁木齐 ) 关键词: 阿斯塔那;山普拉;针衣;针线包;囊袋;古代新疆;形制 目前国内考古发现的针衣囊袋凤毛麟角,从新疆阿斯塔那古墓葬和山普拉古墓群出土的针衣囊袋数量甚多,类型丰富,因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出土的丝织品未有正式的报告发表,针衣囊袋的资料主要源于《新疆文物》。谢菲等[1-2]在《中国传统储针容器演变研究》《一针一线皆有情——中国传统民间针线包研究》中,对中国传统储针容器在不同时期的形制演变及功能转换做了系统研究,另有两篇文献介绍分析少数民族极具特色的针线包[3-4]。黑维强[5]在《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见“针氈”考》考释了吐鲁番出土文书中“针氈”一词。吐鲁番出土衣物疏中关于名物词的2篇文献涉及了针衣囊袋的汇释[6-7]。国内大量的研究集中在民俗学领域荷包的研究,其中文献[8-10]中涉及了针线荷包的演变等。目前对针衣囊袋的研究较少,并未对考古出土的针衣囊袋进行系统分析与应用探索。基于此,本文通过归纳、比较研究分析阿斯塔那和山普拉古墓群针衣囊袋的类型,总结了新疆和中原出土针衣囊袋的异同,论证了针衣囊袋的多元文化,考证针衣囊袋名称,透析中原文化对古代新疆的影响。同时,进一步分析外域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对图案的影响,阐述了针衣囊袋的艺术特征。本文通过针衣囊袋反映了古代新疆女性的女红技艺,从而深入认识女性在古代新疆的社会生活。 从古至今,针线一类物品是家中常用之具。但是针的体积又小又轻,难以保存,所以古代的人们想了许多存放针具的方法。随着时代的发展,储针容器也发展变化着。早在新石器时代骨质针筒就被使用,一直延续到西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已使用铜质针筒和针线盒。秦汉隋唐时期,纺织业发展迅速,丝绸、棉麻和毛质地的针衣囊袋被广泛使用。宋元时期之后,储针容器的形制、质地都更加丰富多样。民国至当代,储针容器保持了实用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的特点。由于针衣囊袋属于日常使用的针线用具,且体积较小,留存至今的不多,考古发现的也是凤毛麟角。民间各民族的针衣囊袋形制丰富、种类繁多、各具特色,如贵州肇兴侗族民间针线包、羌族针线包和新疆卫拉特蒙古族的针线包等。
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和田山普拉墓地出土的纺织品类型丰富,其中织物类针衣囊袋数量甚多,现对其梳理归纳。 2.1 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葬出土的针衣囊袋 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位于吐鲁番市东南30 km的二堡、三堡乡戈壁荒漠中,面积10 km2。这里是两晋至唐代高昌居民的公共墓地,1959年以来清理墓葬近400座,出土遗物十分丰富。根据目前已出版的发掘报告及相关资料的整理和统计,共出土10件针衣囊袋。 72TAM177:71鸟兽纹刺绣针衣(图1(a)[1]),宽7.5 cm、长8 cm。残损。藏蓝色绢上,绣红色展翅立鸟、连续三角纹和曲折线装饰的竖条纹样。纹样风格与同墓出土藏青地禽兽纹锦相仿。针衣的面、底及内袋、纹样类似,内装有白色绣线[11]。 72TAM154:1大红色圆点纹染缬绢针衣,长14 cm、宽5 cm。绢面、毡里折叠式针衣。绢面为大红色圆点、菱格,填花纹染缬,散点布局。针衣长方形,一端为圆角,米黄绢里,毡胎。别有残锈铁针[11]。 72TAM228:7缂丝针衣(图1(b)[2]),基本完整,长方形,长12 cm、宽6 cm。折叠后呈边长6 cm的正方形。三层(夹层内缝土黄绢面,毛胎),厚0.9 cm。针衣为缂丝面。用两条纹样基本对称的缂丝条缝制而成。纹样有两组(各组为一面),一组为白色勾边,晕缂蓝、绛色果实、重瓣牡丹、缠藤葡萄叶和紫葡萄。另一组为白色勾边的绛紫色葫芦和葡萄叶、绿葡萄。两条红丝线编结的丝带从两面夹缀,穿出针衣折缝,结扣用于系结[11]。 72TAM189:10锦针衣(图1(c)[3]),长33 cm、宽10.5 cm,针衣缝制精细。黄色绢里、絮丝绵,共分三段,两端向内对折。缀有用红色绢绳编结的盘扣和口襻,四周镶缘。锦面为大联珠猪头纹锦,2/1斜纹二重组织。长年使用,磨损后夹经(或纬)暴露在外,可见纱线均加强Z捻。锦面显花色有深蓝、粉绿、米黄、粉红等。针衣上保存有别在锦面上的铁针[11]。 73TAM214:125唐西州时期的针衣,长4.5 cm,宽1.7 cm[11]。 73TAM222:7唐西州时期的丝质针衣(图1(d)),长5.6 cm,宽5 cm[11]。 72TAM187:2唐西州时期的丝质针衣3件,分别长5.1 cm,宽5.3 cm;长6.5 cm,宽4.6 cm;长6.5 cm,宽4.5 cm。残损[11]。 72TAM226:19唐西州时期的百纳针衣,尺寸不详[11]。 唐代晕繝四瓣花纹锦针衣(图1(e)[4]),长5.2 cm。山形斜纹地,纬线显花。图案为横向各色彩带,间饰联珠及四瓣花纹。另一件丝带编织针衣(图1(f)),长4.8 cm。略呈长方形,顶部作人字形,通体織红、白两色菱形纹,并有黄色丝绳做提手[12]。 2.2 山普拉墓地出土的针衣囊袋 山普拉墓地位于和田洛浦县西南14 km处,自1983—1995年先后进行了三次发掘,以纺织品为主。山普拉墓地出土的针线包9件,毛布缝制,里面放置有铁针、线、朱红色的颜料。形状差别较大,可以分为A、B二型。A型5件,双扣折叠袋。84LSIM10:16(图2(a))展开呈束腰形式,布料主要是黑、黄两色的宽条纹平纹毛布,里面垫原白色毡,用深绿色和大红色绢镶边,包中间插有铁针,袋里装原白色毛线;长13.5 cm、宽8.2 cm。84SLIM01:c139(图2(b))呈长方形,面为红色平纹毛布,里子是原白色毡,口袋面是蓝色平纹毛布,镶红色平纹毛布边;长13.5 cm、宽6.5 cm。84LSIM02:61(图2(c))展开也呈束腰形式,面为红色斜纹毛布,里子是红色和原白色平纹毛布,袋口一侧是绿色绢面,另一侧是红色平纹毛布,镶白色绢边;长10.5 cm、宽6 cm。84LSIM01:c137(图2(d))呈长方形,面是紫色的斜纹毛布,里子是原白色平纹毛布;口袋面是浅绿色绢,镶白色绢边;长9.8 cm、宽5.6 cm。B型4件,单口袋。84LSIM01:c140(图2(e))口小底大,绛红深蓝宽纹斜纹毛布面,显绒面效果,镶白色绢边,内装黄色毛线;长5.8 cm,口宽3.9 cm、底宽5 cm。84LSIM01:c154(图2(f))为直口、椭圆形袋,两面是原白色平纹毛布,地和两侧是一条紫红色平纹毛布;袋口镶深绿色的毛布边,袋里为白、赫两种色毡,内有绢布扎包和毛线;长16 cm、口宽11.7 cm。84SLIM30:2(图2(g))长方形,装有毛线,平纹红色毛布缝制,刺绣蔓草纹;镶蓝色平纹毛布边,周缘饰原白色平纹毛布穗;长6.5 cm、宽10 cm[13]。目前整理发现文字资料与实物相符的针线包有7件,其余2件资料不详。 
图1 阿斯塔那古墓出土针衣囊袋 Fig.1 Sewing needle kits unearthed in Astana ancient tomb 
图2 山普拉墓地出土针衣囊袋 Fig.2 Sewing needle kits unearthed in Sampula cemetery 2.3 阿斯塔那古墓葬与山普拉墓地出土针衣囊袋之比较 通过比较阿斯塔那和山普拉两处出土针衣囊袋,发现其在形制、材质、年代、功用方面各有异同。 2.3.1 形制分类 本文根据文字记载及考古发掘实物的研究,将针衣囊袋的形制大致分为四种类型:单口袋、对折式、三折式、无袋式。 1)单口袋 阿斯塔那古墓葬出土1件鸟兽纹刺绣针衣。山普拉墓地出土3件针线包,《中国新疆山普拉——古代于阗文明的揭示与研究》中所记有4件,经笔者核查有详细记载及图片的仅3件。单口袋式根据形状又分为马蹄形、正方形。84LSIM01:c1403、84LSIM01:c154、84LSIM30:2的针衣囊袋都是马蹄形。鸟兽纹刺绣针衣是正方形。 2)对折式 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出土3件,分别为大红色圆点纹染缬绢针衣、缂丝针衣、锦夹(针衣)。山普拉墓地出土4件针线包,《中国新疆山普拉——古代于阗文明的揭示与研究》中记载有5件,但详细的文字描述中仅有4件。对折式针衣囊袋又分为束腰型和长方形两种。阿斯塔那出土的锦夹(针衣)和山普拉出土的84SLIM01:c139、84LSIM01:c137针线包展开为长方形。84LSIM10:16、84LSIM02:61针线包展开为束腰形。 3)三折式 三折式针衣囊袋仅有1件,系阿斯塔那古墓葬出土的锦针衣,展开为长方形,三折后用一副纽襻系住。 4)无袋式 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出土3件,即编号73TAM222:7针衣、晕繝四瓣花纹锦针衣、丝带编织针衣。无袋式针衣囊袋的四周边缘被缝死,不能装物品。此类针衣囊袋无固定形状,阿斯塔那古墓葬中丝质针衣、唐代晕繝四瓣花纹锦针衣的形状大体呈正方形,丝带编织针衣囊袋呈不规则形。 从总体概览,阿斯塔那古墓葬出土的针衣囊袋这四种形制都有,山普拉墓地出土的针衣囊袋仅有单口袋和二折式,而且单口袋式都是马蹄形,与其地出土的梳篦袋形制相似,二折式多是束腰形和长方形。两地出土的针衣囊袋中对折式4件,单口袋式3件,无袋式3件,三折式1件,其余形制不详。从整体看,单口袋式、对折式和无袋式是针衣囊袋的主要形制。这三种形制也一直延续至今,说明从古至今针衣囊袋形制基本无大的改变,随着每个时期人们审美观念的改变,其造型和纹饰虽有所改变,但其使用功能具有延续性。 2.3.2 材质组成 新疆出土的针衣囊袋多为丝、毛、丝毛混合质地。阿斯塔那古墓葬出土针衣囊袋以丝质为主,间有丝毛混合质,其中丝质5件,丝毛混合质3件,2件质地不详。丝织物用于针衣囊袋的“面”,毛毡多是放置于针衣囊袋的内芯,不在表层。山普拉墓地出土针衣囊袋以毛质为主,丝绸多是用于装饰点缀,辅助之用。其中丝毛混合质4件,毛质3件,其余质地不详。 2.3.3 年 代 吐鲁番阿斯塔那墓群的年代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3世纪—6世纪初),即西晋至高昌郡阶段;第二期,南北朝中期至初唐时期(公元6世纪初—7世纪中),即麹氏高昌阶段;第三期,盛唐至中唐时期(公元7世纪中—8世纪后期),即西州时期。其出土针衣囊袋的年代也符合这三个时期,第一期1件,即鸟首纹刺绣针衣,第二期1件,即大红色圆点纹染缬绢针衣,第三期8件。阿斯塔那古墓葬出土针衣囊袋时代跨度较大,早至魏晋南北朝(高昌郡)时期的鸟兽纹刺绣针衣,晚至唐西州时期的缂丝针衣。由此推断,吐鲁番出土针衣囊袋的时代为魏晋南北朝至唐朝(公元618—907年)这一时期。山普拉的针衣囊袋主要出土于1、2、10、30号墓葬。山普拉墓葬早、晚两期的年代分别为:早期,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3世纪中期;晚期,公元3世纪中期至公元4世纪末。1、2号墓属于早期墓葬,其年代范围在距今2 005年(公元前55年)～1 840年(公元110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西汉晚期到东汉早期这一段时间[13]。10、30号墓葬不属于山普拉墓葬的晚期。由此推断,山普拉出土的针衣囊袋时代为公元前1—公元3世纪中期,即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两者相比较,和田出土的针衣囊袋主要集中于汉代,吐鲁番出土的针衣囊袋主要集中在魏晋南北朝至唐代这一时期,两地出土的针衣囊袋在时代上没有交集,但是针衣囊袋作为日常生活品,一般都具有延续性,说明至迟在西汉时期,新疆就已经开始使用织物类的针衣囊袋。 2.3.4 功 用 针衣囊袋的主要作用就是存储针线及一些细小的女红用具,方便缝制衣物。阿斯塔那及山普拉出土的针衣囊袋虽是同一类物品,用途上大致相同,但也有不同。阿斯塔那出土的针衣囊袋主要分为两种功能,一种是只能用来插针、储针,不能装其他物品,如编号73TAM222:7针衣、晕繝四瓣花纹锦针衣、丝带编织针衣这3件无袋式针衣。另一种是可以用来插针、存储针线等细小物品,如鸟首纹刺绣针衣。山普拉出土的针衣囊袋大多内装有针、线、颜料、绢布扎包,内装的物品较阿斯塔那丰富。两者相比较,阿斯塔那的针衣囊袋用途比较单一,多用于储针,山普拉的针衣囊袋内涵比较丰富,用途更广,是一个小型的女红用具。另外,阿斯塔那出土的缂丝针衣、晕繝四瓣花纹锦针衣、丝带编织针衣都有用于系结的丝带,方便佩戴使用。正如近现代陕西地区的针插,也与现代新疆卫拉特蒙古族的针线包[14]相似,除了原本的实用储物功能之外,还兼具了美化仪表、身份象征等装饰功能。 3.1 新疆出土针衣囊袋与中原之比较 根据考古发掘资料的统计,中原地区发现的针衣囊袋数量极少。1975年江陵凤凰山167号汉墓发掘的一件针衣,距今2 100多年,是中国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针衣,用细窄的小竹蔑平行排列作为骨干,外面用褐色纱包裹,四周以绛色的绢缝边。出土时,针衣叠为三折,外面还用绢带缚着[15]。1992年长沙马王堆1号墓出土两件针衣,长16 cm,宽8.8 cm,用细竹编成帘状,两面蒙上绮面,四周再加绢缘和带[16]。江陵凤凰山和长沙马王堆出土的针衣形制相似。通过比较新疆和中原出土的针衣囊袋,发现形制、质地各有异同。通过时代的横向比较发现,中原出土的汉代针衣囊袋的质地与新疆有差异,江陵凤凰山和长沙马王堆的针衣都是以竹为主,附以丝绸等,新疆出土的针衣囊袋是以织物的质地为主,是毛、丝毛混合质地。形制和功用不同,江陵凤凰山和长沙马王堆的针衣都是长方形,折叠式,外有绢带缚着,新疆的针衣囊袋形制多样,有单口袋式、对折式、三折式、无袋式。仅阿斯塔那出土的锦针衣与中原的形制相似,都是三折式。功能相似但不同,江陵凤凰山和长沙马王堆的针衣只能插针,不能存储线等其他物品。新疆出土的针衣不仅能插针、存线,还是一个小型的女红盒。根据笔者的调查,中原一直未出土魏晋南北朝至唐代的针衣囊袋实物,新疆出土的针衣囊袋填补了此前这一领域的空白。1999年河北隆化鸽子洞元代窖藏中出土一件明黄绫彩绣枝梅葫芦形针扎[17],其形制与民间流传的针扎相似,与现今新疆蒙古族的针线包和针扎十分相似。 总的来看,新疆与中原都出土有针衣囊袋,但中原出土数量少,质地和形制单一,时代跨度小,主要是汉代时期。而新疆出土的针衣囊袋数量多,时代跨度大,从汉至唐,形制多样、用途更广,携带更为轻便。新疆出土的针衣囊袋也与明清和近现代时期的相似,说明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早期以竹为主的针衣已不适应日常生活之用,渐渐被携带方便、制作简单的针衣囊袋所代替。 3.2 针衣囊袋名称讨论 针衣囊袋的名称有多种,目前已知的名称有“针衣”“针线包”“针囊”“针线荷包”“针氈”“针扎”“针插”等。这多种名称,其所指是否系同一事物,有何异同,略作论述。 孙机[18]在《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一书中认为针衣“以蔑帘为骨,外敷丝织物,将针插在里层中部,不用时可卷起收藏”。耿兆辉等[3]在《蒲溪羌族针线包的结构及装饰语义分析》一文中认为“针线包是妇女制作女红时,用来收纳储存彩线、布料、花样、鞋样等琐碎易丢失的物件,以方便查找和保存”。荷包一称始于宋代,沿袭至今。谢菲[2]在《一针一线皆有情——中国传统民间针线包研究》一文中定义针线荷包:针线荷包分为包套和包舌两个部分,包套下端开口,包舌比包套略小内部蓄有薄棉花(便于插针)。郭松针[19]在《中国传统女红图谱》一书中认为“针扎”也叫“针插”,是在做活时,随时扎针之用具。黑维强[5]在《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见“针氈”考》一文中考证针氈:“是妇女用来做针线活的用品,即针线荷包,也就是现代方言中称作的'针扎’'针插’。从字面意思来看,'针氈’最早形式可能是把针扎在一块毡子上的,因此而得名。”从功能上来看,针衣、针插、针扎、针氈主要用来插针使用,即储针容器。针线包、针线荷包、针囊既可以插针,又可以存放线等细小的女红用品。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统计,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葬出土的多称之“针衣”“针囊”,和田山普拉墓地出土的称之为“针线包”“针线袋”,“针线袋”一词也曾出现在敦煌文献中。吐鲁番和敦煌文献中都有“针氈”的记载。现代,民间把针衣囊袋称之为“针扎”“针插”“针线袋”“针线包”“针线荷包”“针葫芦”等。从上述各种名称来看,根据民族、地域文化的不同,针衣囊袋的名称有所差异,名称中彰显了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但功能基本一致,即插针、储针的容器,系同一类物品。 3.3 新疆出土针衣囊袋之艺术特征 新疆出土的针衣囊袋主要来自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葬和和田山普拉墓地,其中吐鲁番出土的针衣囊袋造型独特、纹饰多样。如177号墓出土的鸟兽纹刺绣针衣,禽兽纹是这一时期(魏晋南北朝)的典型纹样,中原和西域都流行此种纹饰。缂丝针衣“图案为两边基本对称的牡丹花纹,右下方又缂织了缠藤葡萄叶、紫葡萄、绿葡萄等植物纹,色彩以墨绿、深绿、紫色、绛红、土黄等颜色织成,花纹缂织精致,色彩搭配典雅”[20]。葡萄纹是自汉代以来就流行的纹饰,具有明显的西域地方特色,体现了中原与西域文化融合之作。锦针衣上的猪头纹,是新疆出土唐代织物中常见的纹饰,体现了早期高昌丝织物不仅具有一定的民族特色,而且也呈现出内陆织造工艺与西域艺术风格相结合的趋势。 和田山普拉墓地出土的针衣囊袋制作朴素,主要以毛毡为主、辅以丝绸,且基本都为素面未有纹饰,这种朴素的制作也体现了其当时的艺术风格。可能当时的人多喜爱朴素简单的风格,也可能由于毛织物是当时常用织物,由于毛毡和毛布上不便于织造纹饰,因而当时的毛织物多是素面。山普拉墓地出土针衣囊袋中马蹄对折式居多,与其地出土的梳镜袋形制相似,这也反映了这一时期人们的审美喜好和艺术特点。 针衣囊袋虽小,造型却丰富多彩,都强调视觉审美效果。大户人家针衣囊袋的做工十分讲究,以缂丝、绮等名贵丝绸为制作材料,其不仅具有使用功能而且本身也是一件做工精美、值得赏玩的工艺品。寻常百姓家的针衣囊袋无论材料或者做工则朴实得多,在制作上也比较简略,给人以简约、朴拙之美。各个地区习俗等各不相同,针衣囊袋在一代代人的使用中传承、发展、演变,每个时期的针衣囊袋打上了该时期特有的烙印,是当时社会生产水平的反映,体现着人们在不同时期的审美追求。 4.1 出土针衣囊袋实物与文献的互证 吐鲁番、敦煌文献中记载的“针氈”,从时代上看,最早出现的年代是北凉承平十六年(公元458年),即南朝刘宋时期中叶,最晚的确切年代是唐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从地域上看,针氈“使用于北凉至唐代西北吐鲁番、敦煌地区,也使用于明清时期到现代的黄河流域和华北地区”[5]。吐鲁番出土了魏晋南北朝至唐代(公元618—907年)这一段时期的针衣囊袋实物,其年代比文献记载的早一百多年,正好填补了文献资料中年代记录的缺失。吐鲁番地区人们的衣着在公元5世纪以前以毛织品为主,唐代以织锦为多。吐鲁番出土的缂丝针衣和大红色圆点纹染缬绢针衣使用了毛毡作为内芯,外部用丝绸。这两件针衣都是公元5世纪后的物品,丝织品在吐鲁番已普遍使用,特别是缂丝这种奢侈品成为宫廷、豪门争先享用的高级纺织品。用缂丝和染缬十分珍贵的材料来缝纫针衣囊袋的“面”,使用毛胎作为“里”,珍贵的丝绸和平价的毛毡一起同时使用,说明使用毛毡可能是这一地区的习惯,正好印证了针毡最先是插在一块毡子上得名的由来。通过鲜活的实物为文献资料记载的“针氈”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印证了吐鲁番和敦煌文献中记载的“针氈”确有其物,从而达到了文字资料与实物资料的相互符合、相互补充。特别是实物资料的出现填补了文献资料不足,生动还原了当时针衣囊袋的形状、质地、功用等整个形态,为今后的深入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4.2 蕴含独特的女红文化 针衣囊袋作为“女红”用品,与深厚的社会文化一脉相承,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在古代“男耕女织”的传统社会生产模式下,女子具有纺织、剪裁、缝纫、刺绣等技艺。女红是古代女子学习具有的基本技艺。针衣囊袋作为“女红”文化的载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属于传统手工艺,其作品无不渗透着广大劳动妇女的真情实感,这种女红艺术无拘无束,率真自然。豪门巨室以珍贵材料制成的精美针衣囊袋,在材质和工艺上都更为精湛。普通或贫苦人家制作的针衣囊袋,也是集合了妇女的精巧心思,但都各具特色。由于地域气候的影响,新疆古来喜爱使用毛毡,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丝、毛混合形制的针衣囊袋,展现了新疆本地女红技艺和体现了新疆女红文化,反映了古代新疆女性的生活文化。女性用针线书写了属于自己的艺术与文化,这小小的女红物品从侧面观察女性在古代新疆社会中的生活状况,同时其背后蕴藏着的技术文化中可以看出技术水平和艺术境界间的联系。不同地域女红具有不同的风格,南北呈现出不同的特色。 4.3 小物件体现中原传统文化对西域文化的浸润 新疆出土的针衣囊袋有19件,数量之多在国内少见。吐鲁番出土的针衣囊袋中7件系合葬墓出土,1件是女性单人墓,其余情况不详。山普拉1、2号墓系丛葬,10号墓系母子合葬,30号墓系小孩墓。经过统计,仅1件出土于女性墓葬。吐鲁番出土随葬衣物疏中有“针氈”记载的都是女性墓葬,再根据古代日常生活判断,针衣囊袋系女性使用物品。山普拉30号墓是小孩墓,也出土了针衣囊袋,其中是否含有其他意义亟待今后研究。结合山普拉出土的大量纺轮及线轴,说明当地女性承担的大多是纺织生产活动。纵观和田地区出土的大量纺织品,从侧面也反映了当时女子承担的重要社会功能。江陵凤凰山和长沙马王堆的针衣都出土于汉代女性墓葬,郑曙斌[21]在《试析马王堆汉墓随葬的梳妆用具》一文中认为:墓中葬针衣是性别标识。这种有意味的放置方式,当因丧葬而特设,或可具有区别生与死的象征意义。新疆的针衣囊袋仅有1件出土于女性墓葬,而随葬衣物疏中记载有“针氈”的都是女性墓葬,因阿斯塔那未见出版的发掘报告,其是否有性别标识的含义不得而知。 吐鲁番墓中出土的针衣囊袋体现了儒家礼教对女性的要求,即通过女红等用具来体现女子妇德。“汉代班昭《女诫》是将女红妇功纳入女性品德的经典之本。自古以来,上自皇后命妇、大家闺秀、下至平民百姓、村姑乡嫂都是通过女红的具体承载来认同与四德所要求的抽象规范,从儒家的伦理观和道德观等经世济用的社会理念确立以来,女红妇功又称为这一理念的载体”[22]。高昌墓砖对女性形象的记述为:“一是端庄淑雅、贞顺明达,即注重女性的道德品行;二是擅长女艺、勤劳家事,即强调女子生活技能和勤劳……”[23]墓砖中所记录的高昌女性形象也多次提到女子“四德”,可见古代吐鲁番地区把“四德”作为模范的女性形象,其受中原文化浸染的影响,也是儒家以伦理道德为主的礼教在吐鲁番传播的结果。中原文化在西域全方位的交流传播,融合发展,逐渐形成了与内陆统一的文化体系。“在统一的中华文化体系中西域文化既有中华文化共同的性质,又有多民族文化相对的差异性,这就形成了生动活泼、奔腾不息的多元一体的中华大文化”[24]。 本文以阿斯塔那古墓群和山普拉墓地出土的针衣囊袋为例,展开对汉唐时期新疆出土针衣囊袋的分析研究。通过比较研究,新疆出土的针衣囊袋的质地和功能较中原丰富,形制更多样化,从汉代至唐代都有实物出土,填补了中原此时期无此类实物的空白。考证了至迟在西汉时期,新疆已经开始使用织物类的针衣囊袋。针衣囊袋的名称虽多,但都系一物。单口袋式、对折式、无袋式和三折式是针衣囊袋的主要形制,具有存储针线的功能,还兼具美化仪表、礼仪、身份象征等功能。小小的针衣囊袋既具有实用性,又兼具艺术性,反映了古代新疆不同时期的社会生产水平和审美情趣,体现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女红技能和女红文化,是中原与西域文化融合的体现。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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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 | 《丝绸》2021年 第58卷 10期 发 布 | 浙江理工大学杂志社新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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