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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我们能够识别的中国最早文字？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学术意义的话题。
也就是说，究竟什么是“文字”呢？例如，湖北宜昌夷陵杨家湾出土的距今6000年的陶器刻画，是不是文字？浙江平湖庄桥坟，距今5000年的良渚文化遗迹“陶文”是不是文字？距今4000年的二里头文化的“刻符”是不是文字？陶寺的朱书是不是文字？
这些问题在中国学术界都有巨大的争议性。 这里面涉及的文化认识也是差别巨大的。 目前，我们国内的学者基本认为，只有甲骨文才是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之前的“文字”都是“刻符”，或者叫做“符号”。 赵小立先生，在《我们忽视了王羲之的什么》一文中，提出新的学术论点，他说，文字是一个发展过程。人类使用文字的历史，永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早得多。
中国使用文字的历史也一样，比我们想象的要早得多。 他说，从西安半坡的陶器刻画到二里头，陶寺，包括平湖庄桥坟的陶器刻画，都是中国人使用文字的历史见证。 他说，文字的使用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不是，也不应该是一蹴而就的。
所谓小范围使用，是指最小大概不超过十人这个范围。最多也不会超过300人这样的范围，这是我们根据中国商代以前独立的生产单位集体来估算的。 中国历史上的半坡，庄桥，二里头，陶寺都属于小范围使用文字的历史事实。
赵小立先生说，为什么说，那些被学者认为刻刻划划的“符号”是文字呢？因为，这些刻刻划划的痕迹，代表着我们先祖在劳动中对生产的记录，这些记录具体是什么，我们也不好一下子弄准确，但是，这些刻刻划划，不是图画，也不是艺术，应该就是一种劳动生活的记录，所以，这些刻刻划划，就是最早的“文字”了。 这些文字我们不清楚，但是，属于文字的性质，那是非常清楚的。
赵小立先生说，郭沫若先生对半坡的刻刻划划评价为文字，但是，他没有找到理论依据，学术界对他的这个判断并不认同。 赵小立先生说，刻刻划划就是对生活会劳动的记录，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我们完全可以根据这些刻刻划划的发展，来看这些刻刻划划，是有一定的发展继承性的，那就是在刻刻划划的原始性基础上，越来越“规范”了，而且，有独立于艺术和图画的系统性。这种独立的系统特点就是，既不是“图画”，也不是是“艺术”，而是一步一步朝着单元组配的符号系统发展的。
毕竟，图画无法代替语言文字的复杂程度。这一点，我们的祖先一直很清楚。 只是我们对《说文解字》太迷信，才会有“文字起源于图画”的一个主流误读。当然，对于“文字起源于图画”的说法，也不是学者们的一致意见，不同意的意见也很多，这说明，“文字起源于图画”并不是一个完整的科学思想。
赵小立先生说，即使是我们大家都公认的甲骨文，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字。 赵小立先生说，文字在经历了“小范围”使用阶段以后。就会向“大范围使用”的方向发展的。 甲骨文成为中国文字发展史上重要的历史时期的标志性时代的理由，正是因为文字大范围使用的时代始于殷商中晚期的公元前约1300年时代。 那么，为什么这时代文字有了大范围使用的条件呢？因为应用决定需要。
事实上，用符号记录占卜，这种文化起源很早。我们至少可以说，历史上的“夏朝”在民间和官方都会使用文字记录占卜的。 当时，文字属于“天意”的神秘符号。至于传说的伏羲创造八卦的时代，更是只有官方的占卜。由于占卜是古老的传统文化，因此，在这种文化系统，产生一些使用神秘符号的传统，那是很合理的事情。不过，这种符号属于“小范围”使用文字，因此，完全还是一种符号的性质，也就是“小范围使用”的文字。 这就是说，从符号到文字，是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渐进式的发展过程。 不过，这个过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例如，为什么商初的文字很少？为什么商朝没有完整的文字历史记录而周朝有？ 这就是说，商朝是一个文字使用的转折时期，特别是到商朝中晚期，对文字的发展和使用有了很大的进步。 所以，从文字使用行为的宏观层面来说，中国最早的文字，就是那些刻刻划划的遗迹。 当然，这些文字我们还不能“识别”，包括，甲骨文我们还有一半不能识别。但是，这不是阻止我们研究中国文字的阻力而是动力。 正因如此，目前，国内的学者已经开始认识到甲骨文之前的刻刻划划，是属于文字的范畴。有的学者大胆说，汉字的历史可以推到有6000年的历史。那基本就是宜昌夷陵杨家湾的刻刻划划嘛。 但是理论上需要完美的，那种直接把汉字的使用推到6000年上说法，实际还是很空洞的。赵小立先生提出二阶段的说法，比较科学透彻解决了，文字发展的客观性和历史的联系性。这就是说，文字从“使用”到真正成为一种文化工具，有着质的阶段性区别。 相信，随着我们从宏观上对文字研究的深入，最终，我们也能解开那些刻刻划划出来的文字的神秘面纱。 （本文来自作者《杜甫的马诗与唐代画马》图片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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