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日谈2：维新变法改变了什么？

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以甲午战败而告终，接着就有了康梁的公车上书。之前败给英法列强，毕竟技不如人，至少颜面尚存；甲午一役，竟然败给蕞尔小国，李鸿章在代人受过之于余，改革也成了朝野上下的共识。不改不行，不改就要亡国，但是改革向何处去，此时发生了分歧。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认为，改革不能改掉大清的根基，不能改掉爱新觉罗一姓之天下的历史选择，谁触碰了这个底线，就只有死路一条。以康梁谭为首的维新派，则是希望效仿西贤，改革国家的整体架构，力推君主立宪，最终的目标必然会是革掉大清的命！

历史书上说，维新变法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在上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在下又没有底层民众的支持，加上保守势力的强大，最终只能在百日匆匆中戛然而止。这样讲不能说没有道理，只是它忽略了一个事实：一些开明的汉族封疆大吏，是支持维新变法运动的——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人，全都给维新运动捐过款，甚至还为解救维新派奔走呼号。这些人不是别人，正是力推洋务运动的主力军！

让我们把目光转移向戊戌六君子，他们中最核心最关键的人——谭嗣同，生于1865年！其他人的年龄也大致相仿，只有杨深秀年长一些是生于1849年。此外，康梁则分别生于1858年和1873年。用今天的话讲，这是洋务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太平天国已经宣告失败(1864年)，灾后重建成了大清国的主旋律。在洋务运动一片欣欣向荣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对于甲午战败必然有着更切身的体会。他们也会渐渐明白父辈的无奈与局限，所以本质上讲，维新运动是洋务运动的第二阶段——尽管这是一群新式青年挑起来的，但是他们无一不是士大夫阶层的后裔。

一旦割裂了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之间的联系，我们就无法明白维新运动到底改变了什么。不夸张的说，这是士大夫阶层的后裔发起的试图限制皇权的大宪章运动。洋务运动的失败使他们认识到，并非是器具的落后导致中华帝国处处遭人欺压凌辱，而是落后的封建皇权低下的效率限制了帝国的腾飞，产生于旧体制之上的维新人，不可避免的难以割舍与旧帝国之间的浓浓深情，所以维新运动是旧势力中孕育出来的新生命第一次尝试与旧体制和谐轮换，结果，是悲剧的！

这场悲剧，以谭嗣同等六君子的死而达到高峰，而其对于旧体制的影响却是破坏式的，因为它直接导致士大夫阶层对皇权的信任弱化了，原本寄希望于和平演化的方式宣告失败，于是他们只能拿起武器来反抗，这一事件为后来革命党的崛起提供了最关键的支持者！有心杀贼，无力回天，谭嗣同心中的贼，绝不是慈禧太后一个人这么简单，这个贼，是戕害中华民族2000多年的独夫民贼，这个贼是专制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皇权，最关键的这个贼是整个专制独裁的制度，而非一人一姓那么弱势。这个贼不除，就不可能适应新时代的发展，就不可能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

维新变法的失败，警醒了一部分人，寄希望于当权者壮士扼腕是不现实的，因为彼此的目标不一致：一个只想保住一家之皇位，一个却希望天下富强。原本慈禧太后对于维新运动是模棱两可的态度，一旦看到新制度对旧皇权的巨大破坏力，她就果断猛踩刹车，单就眼光而言，老太婆还是很犀利的，毕竟那是统治中国大半个世纪的主。可是老太婆心里明白，开弓没有回头箭，维新的种子一旦种下，就很难对它彻底根除，怎么办？在官方的支持，义和团运动兴起了！

暴民，从来只有两种结局，被利用和被消灭！所以当慈禧太后希望暴民能够帮助她“对付列强，抵御西方迫使清政府变革的外来力量；扫清维新思想，压抑国内对新思想遭遏制的不满思想”时，她就公开讲话，支持义和团杀烧抢掠；一旦十万八国联军杀进北京城，被迫仓皇西逃时，等待暴民的结局，只有被消灭！这是慈禧太后向西方献上的投名状——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然而，维新思想到底是落地生根了，特别是经过庚子惨败，朝野激动，民间愤怒，谁该为失败负责？矛头指向了慈禧太后！于是老太婆终于明白过来，改革，虽然是找死；但是不改革，立马就会死。这就是为何在她的晚年，派遣五大臣出国考察，甚至推动了尺度比维新运动更大的晚清君主立宪运动，只可惜天不假人以时日，随着老太婆和光绪皇帝一同去世，愚不可及的载沣接手权力，竟然同时开罪于维新势力和革命势力，等待大清国的结局，必然是灭亡！诸位不要走开，精彩还在后面，锁定下一章——七日谈3：辛亥革命怎样爆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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