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中兴名臣王导

后人当思此愦愦

　　——东晋中兴名臣王导

　　王导向来被人们视为东晋中兴第一功臣，邓粲《晋纪》称:“晋中兴之功，（王）导实居其首。”史称王导“匡时辅政，契叶三主（元帝、明帝、成帝）”，“业同伊尹、道隆姬旦”，温峤、桓彝等名士更是誉之为“江左管夷吾”。陈寅恪在《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一文中也表彰王导为“民族之功臣”。然而，历史上也不乏对王导的指责，认为他行“愦愦之政”，“依违君臣之间，有过可责，无善可言” （唐顺之语），“煌煌一代名臣，其实并无一事” （王鸣盛语）。作为历史人物，个人的人生际遇常常要承载过多的历史解释，因此，毁誉不一本来就在所难免。但如此两极分化的评价出现在王导身上，还是多少令人感到惊讶的。为何一代名臣会被认为“无善可言”“其实并无一事”呢？历史上的王导究竟因为什么被人们广为称誉，又因为什么而受到指责呢？

　　一   保全江表

　　王导，字茂弘，小字赤龙（又称阿龙），琅邪临沂人，生于晋武帝咸宁二年（276）。王导祖、父的名位并不显赫，但其所在的琅邪王氏家族，却是魏晋时期崛起的高门，王祥、王浑、王戎、王衍、王澄、王敦等，均来自这一家族。毋庸讳言，王导能在历史的舞台上脱颖而出，与其家族背景不无关系，这至少可以保证他不会输在人生的“起跑线”上。而就王导的个人际遇而言，琅邪大族的身份还有更特殊的意义：那就是为与琅邪王司马睿的政治合作提供了便利条件。

　　仿佛是一种历史的宿命，王导一生的功业与司马睿密切相关。司马睿与王导同龄，是司马懿第五子司马伷之孙，晋惠帝永熙元年（290）袭封为琅邪王。作为封国之内的大族，王氏家族与司马睿一系早已建立起了一种相互需要、相互支持的政治合作关系。正是得益于这种家族之间的联系，王导与司马睿早年就过从甚密，史称“契同友执”，又称“有布衣之交”，司马睿本人也曾对王敦说过：“与卿及茂弘当管鲍之交。”深厚的个人情谊，是王导与司马睿合作的情感基础，但也是后来两人产生心结的重要诱因之一。

　　西晋后期的政局中，王导与司马睿一样，都不属于政治核心圈。司马睿并非晋武帝一系，王国实力也相对较弱，故而在“八王之乱”中保持相对超然的政治立场，史称其“恭俭退让，以免于祸”。王导也同样名位不显，元康时期曾追随族兄王衍、王澄等参加清谈，但并不知名于当时。元康清谈，是魏晋玄学发展的另一个高峰。这一时期的玄学名士，蔑视礼法之教，以放达不羁的生活来展现自我的“逍遥”：玄学的“贵无”，被他们演绎为“虚无”，以无所事事为雅远，以不通事务为清高；玄学的“自然”，被他们演绎为“自我放纵”，以裸体酣饮为通达，以形同禽兽为飘逸。王导的青春年华，正是在元康玄风的吹拂之下度过的。毫无疑问，元康玄风对王导的政治观念、旨趣、人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多年之后，身在建康的王导，仍然以曾参与中朝清谈为荣，他有一次奚落蔡谟：“我与安期（王承）、千里（阮瞻）共游洛水边，何处闻有蔡充儿！”正因为对清谈情有独钟，王导成为玄风南渡的关键人物，是魏晋玄学在江东延续的重要推手。

　　元康十年（300），赵王司马伦发动政变，标志着“八王之乱”的第二阶段开始。“八王之乱”后期，司马睿与王导均依附东海王司马越。王导的政治起点是司马越参军。永兴元年（304），司马睿被司马越任命为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留守下邳。司马睿主动请求王导“为安东司马”，正式开启了他们的政治合作生涯。此时，司马越已经控制了朝政，成为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王导此时离开司马越幕府，“倾心推奉”名位不显的司马睿，据《晋书》称，是因为“导知天下已乱，遂倾心推奉，潜有兴复之志”。这是一种历史“后见之明”，以当时的政治力量和司马睿的名望，王导倾心辅助司马睿更多是想寻求政治自保、自立而已，并不可能是以“帝业”作为奋斗目标的。王导也无法预计，司马睿十几年后会在建康称帝。王导转为司马睿僚属，更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与司马睿的个人情谊。另一方面，王导在司马越幕府中也并无太大的发展空间。即使在王氏家族内，王导也不被看好。“八王之乱”中，王衍曾为其家族做了精心的政治设计，他推荐族弟王澄为荆州刺史、王敦为青州刺史，王衍不无得意地对二人说：“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为三窟矣。”显然，王导并不在王衍的政治安排之中。但历史的发展，并不为个人设计所左右，王衍后被石勒所杀，王澄被王敦所杀。并不在“三窟”之列的王导，却凭借其自身努力，反而成为琅邪王氏家族开基江东最为关键的人物。

　　光熙元年（306）十一月，晋惠帝中毒身亡，司马越扶植司马炽继位，是为晋怀帝，第二年改元“永嘉”。永嘉元年（307）七月，司马睿被任命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时平东将军周馥驻寿春，都督扬州江北诸军事）。之所以有此任命，一方面，司马越要以自己的力量去填补陈敏之乱后江南的政治真空，扩大自身势力范围；另一方面，平东将军周馥与司马越不合，故将扬州江南诸郡交由司马睿都督，有助于制衡、排挤周馥在扬州的势力。而对于司马睿、王导来说，从徐州移镇建业（司马邺即位后改名建康）具有重要政治意义，不仅以正当理由离开了战乱之中的中原地区，而且从此摆脱司马越的直接控制，有助于实现政治上的自立。另一方面，扬州虽也被战乱波及，但大体上保持了稳定，成为当时中原士人南下的重要目的地，为司马睿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司马睿移镇建业的首谋，历史记载并不一致，但王导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应是毫无疑问的。

　　永嘉元年九月，司马睿与王导渡江南下，进驻建业。司马睿名位不显，也没有自己的军事力量，因此，如何立足江东就成为一个极为迫切的问题。江东地区早在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就纳入西晋版图，但却一直没有解决好“吴人不附”的问题，江东地区曾多次发生武装叛乱。司马睿移镇建业之前，就发了两次规模较大的叛乱：太安二年（303），石冰攻占扬州，杀扬州刺史陆徽；永兴三年（306），广陵人陈敏自封为扬州刺史，再次发生叛乱。司马睿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移镇建业的，当时“吴人”并不认同司马睿，士人也普遍观望，以至于“士庶莫有至者”。为了打破这一不利的政治局面，王导为司马睿制定了基本施政方针：谦以接士，俭以足用，以清静为政，抚绥新旧。这一方针有两个核心点：一是“清静为政”，实质就是尽可能不打破、不挑战既有的政治利益格局，维持各方势力相对平衡；二是“抚绥新旧”，所谓“新”是指不断南下的中原士人，“旧”是指江东“吴人”之势力。《晋书·王导传》和《世说新语》为我们生动形象地描述了王导笼络吴人的场景：“会三月上巳，帝亲观禊，乘肩舆，具威仪，敦、导及诸名胜皆骑从。吴人纪瞻、顾荣，皆江南之望，窃觇之，见其如此，咸惊惧，乃相率拜于道左……帝乃使导躬造（贺）循、（顾）荣，二人皆应命而至，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自此之后，渐相崇奉，君臣之礼始定。”记述固然生动形象，但仅仅依靠王导、王敦的一次伴行就能让吴人“相率拜于道左”，以当时的情景度之，绝非实情。况且，王敦是在司马睿渡江南下三年之后，也即永嘉三年（309）才被任命为扬州刺史的，所以，司马睿移镇建业的初期，王敦并不在江东。此记载虽非事实，但又在某些方面为我们展现了司马睿集团立足江东的艰难局面和王导的特殊贡献。历史记载的“非真实”中常常有某些“真实”的因素，这正是历史的魅力所在。《晋书》与《世说新语》还保留了其他一些王导笼络吴人的记载，如王导曾经以酪招待江东名士陆玩，陆玩却以调侃的语言表达了对中原士人的嘲讽：“昨食酪小过，通夜委顿。民虽吴人，几为伧鬼。”王导还想与陆玩建立姻亲关系，也被陆玩拒绝：“玩虽不才，义不为乱伦之始。”面对陆玩的不合作态度，王导小心翼翼加以周旋。正如余嘉锡先生所言：“导屡见侮于玩而不怒，亦以其族大宗强，为吴人之望故也。”王导为了拉近与“吴人”的距离，还主动学习吴地语言，名士刘惔拜见王导后说：“未见他异，唯闻作吴语耳。”王导与“吴人”的“周旋”，是司马睿得以立足江东的关键因素。需要指出的是，王导优待“吴人”，并非是一种政治上的权宜之计。终其一生，王导对“吴人”都关照有加，这也是他被人指责行“愦愦之政”的原因之一。

　　争取吴人的支持，可以让司马睿集团顺利地立足江东，但要进一步谋求发展，就必须取得中原南下士族的支持。永嘉战乱，洛阳化为废墟，中原大族开始大规模南渡，史称“永嘉南奔”。王导审时度势，让司马睿辟除大量南下士人，为他们移居江东提供各种便利。在这一过程中，王导以其特殊的人格魅力和政治才能为人们所推崇，被誉为“江左管夷吾”，为凝聚人心、稳定政局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永嘉三年，王敦被任命为扬州刺史。王敦是王导族兄，比司马睿、王导年长十岁，成名甚早，尚晋武帝襄城公主。在王导的居中联络之下，王敦成为司马睿最为重要的军事领袖，司马睿以王敦为依托，重用“吴人”甘卓、周访、陶侃等，先后平定了江州、荆州。晋愍帝建兴元年（313），司马睿任丞相，大都督； 建兴三年（315），司马睿督中外诸军事；建武元年（317），司马睿摄大位；太兴元年（318）三月，晋愍帝被杀的消息传到建康，司马睿正式即位称帝。在即位仪式上，司马睿命王导“升御床共坐”，王导推辞说：“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关于此事，向来有不同的解读。或认为，王导为东晋立国做出了巨大贡献，司马睿是在感谢王导的“倾心推奉”之功；或认为，以王氏家族在当时的政治实力，司马睿不得不刻意笼络王导。历史记载展现给我们的是一副君臣合作、再造晋室的和谐画面，但在其背后，却另有隐情。司马睿能登上帝位，是王导坚持的结果。永昌元年（322），王敦起兵进入建康后曾经对王导说：“不用吾言，几至覆族。”原来，在晋愍帝被杀之后，王敦曾与王导“更议所立”，以王敦之意并不想拥立司马睿，所以才有永昌元年的感慨。司马睿并不是众望所归的唯一人选，是王导的坚持才得以即位。所以，司马睿在即位时多次邀请王导同升御床，可能也是对王导拥戴之情的一种自然流露。

　　人们常将司马睿在江东建立的政权视为晋朝的“中兴”，认为是中原政权在南方的自然延续。东晋政权也是这么自我定位的，这无疑有利于建立合法的统绪。但就立国的历史过程而言，东晋名为“中兴”，实则“新创”。司马睿自永嘉元年（307）南下，到建武元年（317）称晋王，其间共计十年之久。司马睿最终能“一马化为龙”，与王导的倾心推奉有极为密切的关系。王导是东晋立国的关键人物，这也为当时人们所公认，“朝野倾心，号为'仲父’”。晋元帝以“吾之萧何”称之，名士桓彝以“江东管夷吾”誉之。煌煌一代名臣，焉能以“其实并无一事”视之？况且，东晋立国不仅是一家一姓政权的得失，还与华夏文明在南方的延续有关，此正是陈寅恪表彰其为“民族之功臣”的历史内涵。只有站在这样的历史角度，才可能充分认识到王导的历史功绩。

　　二   善处兴废

　　对于政治人物而言，格局的高低常常事关成败得失。王导之所以能“朝野倾心”，不仅仅在于其“协赞中宗，保全江表”之功，更为当时人们所推崇的是他在政治斗争中所表露出的一种非凡的气度与宽阔的胸怀。权力与地位的得失升降，是一个政治人物品格的最好试金石。在王导的政治生涯中，有两次比较大的政治起落：一是王敦起兵时，王氏“几至覆族”；二是庾亮执政时，王导险些被废。王导在这两次政治危机中，表现出了一种君子风范：坚持斗而不破的原则，尽可能将政争维持在“君子之争”的层面，不制造、扩大矛盾，不升级冲突，最大限度保持了政治稳定。时人称赞王导“善处兴废”，王敦也曾说：“导性慎密，尤能忍事，善于斟酌。”“忍事”“斟酌”，正是王导气度与胸怀的最好体现。

　　王导一生中所面临的最大政治危机，就是王氏与晋元帝司马睿之间的矛盾。司马睿在即位时，命王导同升御座，为我们勾勒了一幅君臣和谐的历史画面。但实际上，在晋元帝即位之前，王导与司马睿就已经产生了矛盾。建兴四年（316），刘曜攻陷长安，司马睿迫于政治压力不得不象征性地进行北伐。为了掩饰北伐不力，司马睿杀掉督运令史淳于伯，刘隗借此事弹劾周莚，王导被迫上疏请求解职。周莚来自曾经“三定江南”的周氏家族，是王导刻意笼络的江东旧族。此前一年（315），周玘之子周勰等曾欲起兵反对司马睿，司马睿主张派兵征讨，王导却信用周莚，以较为和平的方式将叛乱消解于无形之中。刘隗弹劾周莚，目标所指非常明确，故王导也不得不上疏请求解职。就在同一年，刘隗还上疏弹劾王敦之兄王含。史称王氏自此“深忌疾”刘隗，刘隗弹劾周莚、王含只是表象，实质上是王氏与司马睿之间出现了政治裂痕。司马睿即位后，继续重用刘隗、刁协，疏远王导。王导虽“甚不平之”，但“任真推分，淡如也”，所以 “有识者咸称导善处兴废焉”。

　　王导被司马睿疏远、排斥，王敦深感不满。太兴三年（320），王敦上疏为王导鸣不平，认为王导“虚己求贤，竭诚奉国”，元帝不应当忘记王导的功业，更不能违背当初“管鲍之交”的承诺，“前恩不得一朝而尽”。王敦上疏，进一步激化了王氏与司马睿之间的矛盾，司马睿也加快了针对王敦的军事部署。永昌元年（322），王敦起兵诛刘隗、刁协，进军建康。关于此次起兵的性质，通常认为是叛乱。但在当时朝野舆论中，王敦此次起兵具有一定的正当性。温峤在王敦起兵时曾对周说：“大将军此举似有所在。”王氏与元帝政争中，王导是被同情的一方，晋元帝重用刘隗、刁协为朝野所不满，朝臣中支持王敦起兵的不在少数。晋明帝时，王导主张为周札平反（周札在王敦第一次起兵时，开石头城门迎王敦入城，王敦第二次起兵时，周札等被杀），王导上疏说：“至于往年之事（指王敦第一次起兵），自臣等有识以上，与札情岂有异。” 又说“论者谓札知隗、协乱政，信敦匡救”，开门迎接王敦之举，是“札所以忠于社稷也”。当时朝野舆论，由此可窥一斑。

　　王敦起兵，刘隗劝司马睿尽诛王氏，王导与昆弟子侄二十多人每天到台省待罪。周嵩、周等为王氏请命，多方劝解，司马睿才召见王导，并让王导持节任前锋大都督讨伐王敦。王导从情感上是支持王敦起兵之举的，但迫于王氏的身家性命，不得不表现出大义灭亲之举。当然，司马睿的任命并非基于军事上的考量，主要是想以此来告诉臣民王敦起兵的叛乱性质。王敦攻占建康之后，王导仍坚决反对王敦废司马睿，“犹执正议，敦无以能夺”。王导反对王敦废帝，论者多认为是基于当时政治局势，王氏不敢擅行废立。其实，政治行为并不都是计算利害得失后理性选择的结果，况且以王敦当时的军事力量，行废立并不难，司马睿没有被废，王导起到了关键作用。王导与司马睿虽然有矛盾，但情谊犹在，史称王导与司马睿“睠同布衣，匪惟君臣而已”。元帝驾崩之后，王导每有“崇进”就到陵前祭拜，不胜哀戚。大臣祭拜帝陵自王导始，汉魏时期大臣是不拜帝陵的。

　　有人指责王导在王敦起兵时态度暧昧，只为“门户私计”，已非“纯臣”。其实，正如上文所论，王导对于王敦第一次起兵是认同的，并不认为王敦起兵是叛乱行为，这也是当时朝野大多数人的看法。王导曾说：“论者见（王敦）奸逆既彰，便欲征往年（指第一次起兵）已有不臣之渐。即复使尔，要当时众所未悟。既悟其奸萌，札与臣等便以身许国，死而后已。”在王导看来，王敦第一次起兵并没有明显的反迹，不能因为后来王敦起兵反叛就认为他第一次起兵也是叛乱。退一步说，即使王敦当时内心已有反意，但大家都没有认识到，所以不能以此苛求周札（也即王导自己）。而一旦认识到王敦有叛乱之意，王导称自己就会“以身许国，死而后已”。王导此言，不无高调成分。但在王敦第二次起兵时，王导确实积极响应朝命，全力讨伐王敦。王导亲率子弟为王敦发丧（时传闻王敦病重），以此鼓舞士气，为平定王敦之乱做出了特殊贡献。

　　王导的第二次政治起落，是与庾亮之间的政争。太宁三年（325），晋明帝司马绍病故，成帝即位，庾亮以帝舅之尊掌控了中枢权力。王导虽列名辅政，但已被架空。王导对庾亮的安排是不满的，甚至成帝即位，王导都以生病为由不去参加仪式。此举遭到了卞壸公然指责：“王公岂社稷之臣邪！大行在殡，嗣皇未立，宁是人臣辞疾之时也！”王导听闻后，“舆疾而至”，才参加了成帝即位仪式。

　　庾亮辅政后，政见多与王导不同，史称王导“以宽和得众”，而庾亮“任法裁物，颇失人心”。咸和二年（327），庾亮不顾王导反对，强行征召苏峻入朝，激起兵乱。咸和三年（328），苏峻攻入建康，庾亮外逃，王导与陆晔、荀崧、张闿共登御床，守卫成帝。咸和四年（329），苏峻之乱平定，王导再次主政中枢，庾亮、郗鉴、陶侃等分驻豫州（镇芜湖）、南徐（镇京口）与荆州（镇武昌）。咸和四年（329）到咸和九年（334），各方势力大致平衡，政局较为稳定。王导当时也深为朝野尊崇，成帝“见王导必拜”，“与导手诏则云：惶恐言”，“中书作诏则书：敬问”。咸和六年（331），祭太庙，“归胙肉于司徒王导”，这是非常高的政治待遇。成帝对王导的“殊礼”，并不是王导专权的结果。王导位虽高而权不重，王导得以主政中枢，是庾亮、郗鉴、陶侃各方相互制约、妥协的结果。咸和九年（334）陶侃病卒，政治平衡被打破，庾亮再度专权，庾亮与王导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咸康四年（338），庾亮写信给郗鉴，视王导为“大奸”，称“大奸不扫，何以见先帝于地下乎！”陶侃之子陶称将庾亮所言告诉了王导，也有人劝王导做好防备。王导却说：“吾与元规（庾亮字元规）休戚是同，悠悠之谈，宜绝智者之口。则如君言，元规若来，我便角巾还第，复何惧哉！”王导面对庾亮的军事威胁，展现了自己应有的气度与胸怀，而且还表现出一种超凡的政治智慧：一般情况下，人们总是将谣言、传言作为真实，小隙而酿成大患；王导则将真实视为谣传，降低姿态，化解矛盾，大患终为小隙。当然，面对庾亮的擅权，王导还是要表明自己的反对态度，不过是以一种名士风范的方式：“常遇西风尘起，举扇自蔽，徐曰：'元规尘污人。’”时庾亮驻武昌，故王导以“西风尘起”喻之。

　　三   “愦愦之政”

　　王导主政最大的争议，就是其行“愦愦之政”。卞壸、郗鉴、庾亮、陶侃、庾冰等对此都曾有所指责，庾亮甚至一度想以此为借口起兵废王导。所谓“愦愦之政”，是与“察察之政”相对而言的。名士顾和曾经对王导说：“明公作辅，宁使网漏吞舟，何缘采听风闻，以察察为政。”顾和所言，就是对王导“愦愦之政”的最好注解。尽管备受指责，王导对自己的为政方针却颇为自信，他在晚年曾自叹：“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名士殷羡曾经高度评价王导的“愦愦之政”，他对庾冰说：“卿辈自是网目不失，皆是小道小善耳，至如王公，故能行无理事。”所谓“能行无理事”，是指王导为政表面上看有违常理，甚至不按律令行事，但王导为政的目标却是高远的，是有利于国家大局的。王导的“愦愦之政”并不是昏聩之政，更不是毫无原则。王导是以政局稳定为执政最高目标，在稳定的前提之下讲原则，在稳定的前提之下行征诛，在稳定的前提之下明律令，王导此举常常不为人们所理解。此即殷羡所说的惟有王公“能行无理事”的内涵。

　　王导的“愦愦之政”完全符合其一贯的为政理念。王导在司马睿移镇建业之初，就明确提出“清静为政，抚绥新旧”，其意在拉拢、争取南北士族，特别是“吴人”的支持，确保司马睿集团能站稳江东。因此，对“吴人”有违纲纪的事情多不予追究，表面上看执法不严，甚至是“网漏吞舟”，但在实践效果上确实可以赢得“吴人”的支持，有助于司马睿迅速立足江东。其实，早在晋武帝时期，华谭就提出过解决“吴人不附”的对策：“筹其人士，进其贤才，待以异礼，轻其赋敛。”晋武帝并没有推行华谭所提出的对策，王导却将其落到了实处。可以说，王导在江东的执政方针实质上就是华谭对策的翻版。“愦愦之政”不仅是对“吴人”的，也针对南下的大族，对中原士人王导也极尽笼络之能事，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坚持其“清净为政”的基本方针。

　　王导之所以坚持“抚绥新旧”，也是基于当时东晋朝廷力量薄弱，是以暂时的“委曲求全”来求得政局的稳定。王导主政时期，王敦、祖逖、祖约、苏峻、郗鉴、陶侃等军事集团先后盘踞各地，吴地强宗周氏、沈氏也虎视眈眈，朝廷几乎没有任何军事力量。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朝廷讲求纲纪，也完全不切实际。苏峻之乱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王敦之乱平定后，苏峻势力膨胀，庾亮不顾王导的反对，坚持征召苏峻，结果激起兵变，建康几为废墟，朝廷几近覆灭。可见，王导的“愦愦之政”，是顺应当时的政治形势，并不能以后来者视角完全否定其在历史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王导“愦愦之政”固然有其不得已之苦衷，但在执行中若不把握好“度”，很容易贻人口舌，以至于遭到严厉抨击。咸和四年，王导在处理卞敦与郭默事件中就没有把握好“度”，以至于陶侃也一度想起兵反对王导。卞敦在苏峻之乱时任湘州刺史，但却拒绝起兵响应朝廷，因此，陶侃要求惩处卞敦。王导坚持一贯的“清净为政”之策，认为丧乱之后应多加宽宥，只是将卞敦调职了事，陶侃对此颇为不满。郭默在平定苏峻之乱中立有战功，朝廷征为右军将军，郭默并不想入朝，于是假朝廷之命袭杀了江州刺史刘胤。郭默之举实同叛乱，王导却顺势正式任命郭默为江州刺史。陶侃大为不满，写信给王导说：“郭默杀方州，即用为方州。害宰相，便为宰相乎？”这是陶侃对王导极为严重的警告。王导回信辩解称，郭默拥兵居于上游，所以朝廷不得不“苞含隐忍，使其有地”。这么做主要是为了保护朝廷，同时也是为陶侃讨伐郭默赢得时机，是“遵养时晦以定大事”。陶侃看了王导的书信后笑着说：“是乃遵养时贼也。”一场政治、军事危机也被此书信完全化解了。以上两个事例，足以让我们对王导的“愦愦之政”有更形象具体的认识。

　　公允而论，王导的“愦愦之政”有其“抚绥”南北、以求稳定的政治目的，也有“内弱外强”而不得已的苦衷。就政治效果而言，这一为政方针至少在东晋之初，发挥了积极作用。或许这也正是王导颇为自信地称“后人当思此愦愦”的主要原因吧！

　　时代常常为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准备好了剧本与舞台。王导所处的时代，正逢前所未有的大变局，“自天地开辟，书籍所载，大乱之极未有若兹者也”。所谓“大乱之极”的局面，是指延续于中原地区的华夏文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交替发生的“八王之乱”与“五胡猾夏”让中原地区成为杀戮场，形成了“华夏无冠带之人”的残酷局面。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王导能脱颖而出，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在神州陆沉之时，稳定了大局，在江左延续了中原政权，实属不易。王导以自己的“先识远量”，为自己、为家族、为司马睿、为南北士人找到了一个历史出口，在江东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政治局面。

　　历史不是逻辑与理性的结果，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常常无法看清自己所处的局势。对于当事者而言，他们感受到更多的是历史的偶然性，而所谓的历史必然性常常是我们后来者的视角。因此，我们应该尽可能不以历史的必然性来苛求历史的当事者。历史功过与当事人自我认知并不相同，王导有权利拥有属于那个时代、属于自己的功过成败，历史也不总是任人评说！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17年第10期“人物春秋”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