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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敦之乱是东晋建国初期的重要事件。东晋建国初期，琅琊王氏的代表人物王导、王敦堂兄弟与南渡的东晋皇族成员司马睿通力合作，在江南地区成功压制了当地豪族，建立起了统治秩序，被称为“王与马共天下”。
但之后司马家与王氏一度交恶，王敦更是两度起兵反叛。王敦第一次起兵后态度还暧昧的王导，在王敦第二次起兵后则旗帜鲜明地站在皇室这边。同为琅琊王氏代表人物，王导为什么最终选择反对王敦？有个著名的笑话，晋灭亡东吴后，晋武帝司马炎对投降的孙皓说，朕设此座以待卿久矣。孙皓回答道：臣于南方亦设此座以待陛下。孤立地看，这只是投降后的孙皓死鸭子嘴硬，当面回怼晋武帝。但讽刺的是，伴随着八王之乱的自相残杀，晋王朝在北方的统治土崩瓦解，洛阳、长安两个都城相继沦陷于异族政权，晋王朝在巴蜀之地的统治甚至比在北方崩溃的更早。影视中的王导（左）与司马睿（右）形象。来源/纪录片《中国》截图当身在江南的亲王司马睿被拥戴为皇帝时，他能控制的直接领土，基本与东吴政权相重合：原先曹魏的领土变成群雄逐鹿之地，最终基本被石勒的后赵政权统一。原先蜀汉的核心领土四川变成了独立的成汉政权。东晋政权比起当年东吴，战略态势略好的地方仅在于北方防线位置更好一些，尤其是控制了孙权费尽心机都无法占领的江淮地区（包括孙权折戟无数次的合肥），提供了足够的战略缓冲。但南下的北方士族与东晋皇室面临着一个共同问题：在地方豪族势力遍布的江南，如何建立稳固的统治秩序。不到四十年之前，这些地方豪族还是东吴统治的基础力量。八王之乱后期，趁着洛阳的晋朝廷与北方主要实力派忙着混战，江南的张昌、石冰等人就起兵反晋，一度席卷整个长江流域。但张昌、石冰等人的起兵意在完全颠覆现有秩序，得罪的群体太多，无论南下的北方侨族，还是江南本地豪强大族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都起来反对他们，于是张昌、石冰的叛乱很快被剿灭。剿灭这次叛乱的功臣之一，崛起于基层的冒险家陈敏，在平叛中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和晋朝的虚弱，很快也利用晋朝新一轮的混乱，自己起兵割据江南吴越之地达两年之久。但陈敏的资历、声望都不足以笼络团结江南地区遍布的地方豪族，只能依靠武力来压服异议。按照史书记载：“敏凡才无远略，一旦据有江东，刑政无章，不为英俊所服，且子弟凶暴，所在为患。”这样的情况下，当司马越成为晋朝新的实际统治者，腾出手来派人平定江南时，江南豪门大族纷纷选择站在晋这边共同打击陈敏，这位冒险者也被历史的洪流所淘汰。江南当初是东吴的核心地盘，亡国不久的江南士族的政治地位一直不高。江南士族的代表人物、陆逊的孙子陆机，为了谋求进步，不得不在洛阳城朝廷内与权贵们周旋，还受尽卢志这种北方士族的白眼。陆机好不容易得到成都王信任获得了兵权，手下大将却根本不买这个江南人的账，导致战场上的大败，战败后的陆机在成都王身边人不断的进谗下最终被灭了三族。另一位以“除三害”闻名后世的江南士族成员周处，也被担任上司的晋朝皇族和贵族们活活坑死在西北战场上。现在的局面不一样了。石冰与陈敏两次在江南作乱，江南的士族都是平定叛乱的主要力量。同一时期的北方地区，晋朝在无限内耗和外族的崛起与打击之下，逐渐走到灭亡边缘。现在，任何一个政治势力想要在江南站稳脚跟，首先必须获得这些江南士族的认可与合作。司马睿只是晋朝一个远支亲王，江南士族开始并不买他的账——“睿名论素轻，吴人不附，居久之，士大夫莫有至者，导患之”，哪怕是面对琅琊王氏这样的顶级豪门，此时的江南士族都是一脸傲慢。王导想和陆氏联姻时，陆机的从弟陆玩以“义不能为乱伦之始”的理由明确拒绝了。王导与司马睿交结江南士族。来源/纪录片《中国》截图在这样的情况下，司马睿与王导为了稳固统治基础，只有主动去拉拢江南士族的人心。王导代表司马睿亲自拜访了平定陈敏之乱的核心人物顾荣、贺循。顾荣是东吴丞相顾雍之孙，贺循是吴国名将贺齐的后代，父亲贺邵在东吴后期位至中书令。司马睿、王导既然对江南士族表达了充分的尊重，这些大族代表终于选择接受。毕竟，比起一路抢劫、一度兵临长江中游，试图经寿春进攻建康的石勒等势力来，接受司马睿的统治、在晋朝的框架下展开有限博弈，从各方面来看都是一个理性而可以接受的选择。东晋蝉纹金珰，南京市栖霞区仙鹤观东晋贵族墓葬出土，蝉为汉晋间侍中、常侍的标志性冠饰。来源/南京六朝博物院随着洛阳的沦陷，越来越多西晋成员和北方士族相继南下，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南下的皇族与北方士族，逐渐凌驾于江南本土的士族之上。到这时，新的权力结构初步成型。东晋政权以司马睿为盟主，南下士族占据优势地位，江南地方豪强也保有一定的影响力。本质上，这是南下的豪门贵族与江南本土的豪门贵族共同建立的一个豪族同盟，在这个框架下，豪门贵族们一方面联合起来对抗北方强大的外族政权，另一方面通过内部的相互博弈来维护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在大部分豪门贵族看来，要想维持这种豪门贵族政治的平衡格局，那就既不能让皇权变得太强大，也不能让某个豪门贵族的势力过于强大。在东晋刚建立时，国家内部最强大的势力并不是空降的晋元帝司马睿，而是王导、王敦为代表的王氏家族，甚至司马睿本人站稳脚跟都需要王导在政治上为自己提供背书。司马睿登基时不得不邀请王导一起坐在皇位上，王导做出一副诚惶诚恐的姿态婉拒了。但这个故事本身堪称骇人听闻：皇帝邀请外姓的权臣一起坐皇位，这是过去历代权臣们不敢想象的。几代人之前的董卓、曹操、司马昭这些典型权臣，也不会被皇帝邀请共坐皇位。然而，司马睿并不甘心做一个橡皮图章，从“帝好刑名家，以韩非书赐太子”来看，司马睿更希望乾坤独断。他任用刘隗、刁协等寒门作为心腹，开始逐步加强皇权。一开始，司马睿主要目标是削弱王氏家族的权势，这是符合绝大部分豪门贵族共同利益的，因此他们大多选择默认甚至支持司马睿打压王导、王敦。到这时候，司马睿的做法仍然在门阀士族时代的博弈规则之内。但也许是被自己抑制王氏兄弟的胜利所鼓舞，司马睿决心趁热打铁，进一步加强皇权。到这时，他的对手已经从王氏兄弟变成普遍的豪门贵族。《资治通鉴》记载了司马睿及其心腹的一些作为。我们赫然看到一条记载：“诏免中州良民遭难为扬州诸郡僮客者，以备征役。尚书令刁协之谋也，由是众益怨之。”这可不是小事。门阀士族之所以有足以对抗皇权的能量，是因为当时大片土地、堡坞和部曲农奴构成的庄园综合体是主流，庄园里的大量劳作者都是豪门贵族荫庇的部曲与田客。这些附属人口平时耕种，豪门士族需要作战的时候则作为他们的私兵出战。司马睿这道诏书就是要独占近年来从中原南渡避难的人口，不让豪门士族荫庇他们。司马睿曾让王导派遣八部从事到下属各地考核二千石以上高官的“得失”，当时顾荣的侄子顾和也被王导派了出去。回来之后，王导问顾和有什么见闻可以汇报，顾和直接开怼：“明公作辅，宁使网漏吞舟，何缘采听风闻，以察察为政。”言下之意，天下是豪门共治的天下，对王导这种派人考察吏治的做法不以为然。这件事多半是司马睿命令王导去执行的，作为士族代表的王导对此想必也不以为然，因为在顾荣正面表示不满后，史书又记载“导咨嗟称善”。司马睿把刘隗、刁协这样的寒门引为心腹，这一行为本身就是对门阀士族政治秩序的挑战。难道除了这些寒门，堂堂东晋朝廷就没有人才了？无论王导这样的南渡士族，还是陆家、顾家这样的本土士族，难道就没有比这两个人更有能力作为皇帝心腹的人才？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荆州手握重兵、性格又桀骜不驯的王敦决定打着“清君侧”铲除奸佞刘隗、刁协的旗号起兵。这次起兵显然得到了大部分士族的支持，譬如后来王敦第二次起兵时作为平叛主力之一的温峤，此时听闻王敦起兵的消息却说：“大将军此举似有所在，当无滥邪？”在他看来，王敦起兵如果只是针对司马睿重用刘隗、刁协，而不是要自己唯我独尊，那么就是合理的。甚至被司马睿任用来抵抗王敦、后来被王敦所杀的戴渊，对王敦的起兵都评论为“见形者谓之逆，体诚者谓之忠”，这恐怕是当时豪门士族的普遍观念：司马睿重用寒门打击士族，可谓倒行逆施。坏规矩的是皇帝司马睿，而不是王敦。只要不打破现有的政治格局，王敦教训一下不知天高地厚的皇帝，对大家都是好事。当王敦正式起兵后，在他背后的甘卓（甘宁后裔）势力选择骑墙，态度显得犹豫不定，因此王敦的行军速度极为缓慢，但各地长官几乎没有利用这段时间站出来勤王的。最终，王敦没有花费多大代价，就成功攻占了首都建康城。王敦进入建康城，刘隗逃亡到北边后赵政权，刁协被杀。王敦做出一副维护门阀士族地位和政治秩序的姿态，每做一件大事都得照顾门阀士族们的共同意见。他很忌惮司马睿的太子、未来即位后平定了第二次王敦之乱的司马绍，想要废太子，但由于温峤为代表的朝臣几乎一致反对，他也只好作罢。对于自己同样很忌惮的周顗、戴渊，王敦最初一直不得不摆出推重他们的姿态，直到王导用沉默表现出对他们的不满，王敦才将这两人杀害。正因为王敦的实力相当有限，他在进入建康后虽然杀了几个政敌，却连当面朝见司马睿的勇气都没有，甚至在谢鲲对他人身安全作出担保后仍然拒绝拜见皇帝，而是带兵回荆州去了。王敦深知，自己这次起兵成功只是借了司马睿任用寒门打压士族的东风，至于想完全控制建康城、进而改朝换代，不过是痴人说梦。王敦这次起兵自始至终都可谓头脑清晰、目标明确，可是到后来为什么他又二次起兵，这次起兵连以王导为代表的大部分琅琊王氏成员都站在了他对立面，王敦最终身败名裂。王敦第一次起兵取得了胜利，但却难言胜利者。对于王导为代表的绝大部分门阀士族而言，这次事件让皇帝知道了士族的能量，最可恶的刘隗、刁协或死或逃，政治秩序已经恢复正常了，他们堪称赢家。但对王敦来说，自己当了出头鸟，与皇室的关系彻底搞僵，却远没有改朝换代的实力，未来就很尴尬。他想废掉太子司马绍，就是觉得对方比皇帝司马睿更难对付，怕未来遭到反攻倒算，不希望他即位。然而门阀贵族们几乎异口同声反对废太子，他也只好放弃。 王敦野心膨胀，他剑履上殿，入趋不拜。来源/纪录片《中国通史》截图王敦既没有改变现有政治格局的实力和决心，又害怕皇室的反攻倒算，于是在王导默许下把在建康政府中影响力很大的周顗、戴渊杀掉了。周顗、戴渊虽曾站在皇帝这边，但对司马睿大力扩充皇权并不感冒，戴渊更是明确表达过对王敦起兵的理解。王敦杀这两个人，在自己阵营中都遭到了极大的反对，可谓得不偿失。但现在的王敦确实进退维谷了。 王敦随后继续加强自己的权力，杀掉了甘卓等江南地方大族，巩固了自己对长江中游的控制，自己则从武昌移镇到距离建康近在咫尺的姑孰并领扬州牧。到这时候，王敦的势力到达巅峰，“四方贡献多入己府，将相岳牧悉出其门”。但这些做法无不宣示，王敦正在沿着司马睿的老路，扩大自己权力甚至准备吃独食，这就意味着他逐渐占到了门阀士族们的对立面。当他因为害怕新即位的晋明帝司马绍，决定第二次起兵叛乱时，这些在他第一次起兵时都对他同情甚至支持的士族，几乎都倒向了另一边。 纪录片中，王导向司马睿表忠。来源/纪录片《中国》截图甚至连王氏家族的许多成员都反对他。在朝廷中枢的王导、在长江中游掌握了王敦根据地的荆州刺史王舒和江州刺史王彬，都明确反对王敦起兵。豫章太守王棱更是言辞激烈地抨击王敦，并因此被王敦派人暗杀。对于这些王氏家族成员来说，东晋朝廷已经放弃了任用寒人打击门阀的尝试，那么保留司马家作为弱势君主继续存在，比让杀伐果断的王敦上台后削藩集权要好得多。要是王敦真的控制了建康，王导能不能继续保持自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也很难说。王彬、王舒更是在王敦第一次进京后就公开站在了皇帝这边。当王敦再次起兵时，这些王氏家族成员都坚定站在了皇帝这边。 王敦自始至终都非常清醒，他再次起兵更多是因为自己得罪皇家尤其是新皇帝司马绍太深，但当他起兵后发现自己得了重病将不久于人世时，便意识到这是化解恩怨、为自己嫡系谋求退身之道的机会。他留下遗言说：“我死之后，莫若释兵散众，归身朝廷，保全门户，上计也；退还武昌，收兵自守，贡献不废，中计也；及吾尚存，悉众而下，万一侥幸，下计也。” 王敦很清楚，自己这一系根本没有改朝换代的能力，借着自己病死的机会向皇帝认怂是最好的选择。有王导等人在朝廷，王彬、王舒等人在外，自己这一系主动交权后朝廷必然不会为难，完全可以平安落地。其次就是主动退守长江中游的根据地，放弃对京畿重地的直接染指，后世的桓氏家族在桓温死后就是这么做的。最下策就是冒险到底，继续叛乱，但这样的冒险成功率极低，毕竟王敦一代枭雄都没多少底，对这些子侄辈更是不报多大希望。 但王敦的这些子侄显然不知道天高地厚，选择继续叛乱。但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王敦死后的叛军都毫无优势可言。随着苏峻、祖约带着北方流民组成的军队勤王，叛军很快走向失败。王敦势力的继承者王含、王应父子最终被王舒所杀。 东晋陶牛车及俑群，南京市鼓楼区象山东晋王氏家族墓葬出土，再现了当时豪门贵族出行时前呼后拥的豪华场景。来源/南京六朝博物院对于王敦的两次叛乱，王导在事后的评论非常值得玩味：“往年之事，敦奸逆未彰，自臣等有识以上，皆所未悟……既悟其奸，奾便以身许国，寻取枭夷。”也就是说，王敦第一次叛乱在大家看来并不算叛乱，包括王导在内的有识之士都“未悟”，大家都认可王敦清理刘隗、刁协等皇帝亲信，保证门阀士族的普遍利益。本质上，坏规矩的是司马睿而不是王敦。但后来王敦第二次起兵是为了一己之私挑战已有政治秩序，且倒行逆施、肆意杀戮，这次坏规矩的成了王敦。因此，王导为代表的士族们这次便决定“以身许国”了。 所以，王导为代表的大部分士族在王敦第一次起兵时暗中同情甚至予以支持，在王敦第二次起兵时却坚决反对，其本质逻辑是前后一致的：在门阀士族时代，无论是皇帝还是权臣，都必须尊重世家大族的利益和现有的政治秩序。他们的站队，与其说是在选择支持某一个人，不如说是在支持一种政治秩序。 参考书目 《资治通鉴》《晋书》《世说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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