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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编小说有时候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如果小说非常优秀，改编的好观众会说原小说好，改编的不好观众会骂改编者太次。如果小说本来一般，名气不大，改编即便失败，也有原小说担着一部分责任。如果改编成功，则有可能给改编者带来极大的褒奖。 梅峰 梅峰比较聪明，选择了短篇小说《不成问题的问题》。老舍是大师级别的作者，而本小说在他的小说序列当中远不如《骆驼祥子》《二马》《离婚》《四世同堂》这些，甚至听过的人就很少，更不用说看过而且有印象的。 老舍 于是，虽然是老舍的小说，却并没有自带太多老舍的光环。改编成电影，自然更多地没有外在的那么多压力。更多的压力来自改编本身。 一个树华农场，俨然成了人性试验场。各色人物聚在一起，为了各自的利益蝇营狗苟。一个平衡被打破，产生了新的平衡。而新的平衡又不稳定，重新回到最初的平衡，但却已经很最初不同。这是黑格尔所谓的“历史的循环”。这背后显示了一种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规则，这项规则绵延千年，盘根错节，根深叶茂，已经深入国人血液。这项规则就是人情。也可以理解为中国式生存法则。 丁主任 丁务源深谙此种人情世故。对上对下自由一套自己的法则。对上一味献媚讨好，那公家农场的物资财产做人情。对下亲民，与民同乐，一起打麻将，帮忙购买物品，对管理上的漏洞和农民工的蚕食公家财务睁一眼闭一眼。水至清则无鱼，这似乎就是丁主任信奉的。他身上体现了典型的中国人的处世法则——在上下之间维持一种人情的平衡。至于农场的亏损，他心知肚明，却无能为力。因为无论对上和对下，他都无法做出人情上的断绝。人情关系的维系，是要靠利益的输送做到的。 丁主任 丁主任绝对是一个圆滑之人。中国社会自来就是圆滑的天下。老好人们坚持原则，不屑于做圆滑之事，但结果就没有圆滑之人混的好。原则，或者说规则，永远没有人情大。中国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中国的人治社会传统积重难返，法制的难以全面实行就是此种道理。 如果说丁务源代表中国传统人情社会的一套，那么另外两名外来者就代表着另外两种思潮。艺术家秦妙斋属于精神洁癖的理想主义者，拒绝苟合主流，哪怕是民族大义，所以他从抗战艺术团体退了下来，离开了财主老父。只有在物质钱财方面才对财主父亲保有一份念想，其余则追求绝对的自由。一个典型的空想主义者。这种人有些近乎魏晋时期的玄学家做派，不做实事，整日空谈艺术和玄学，追求精神绝对自由。 秦妙斋 尤大兴代表着来自西方的科学和实干精神。他的留学背景和做事风格，显然和丁务源的人情方式格格不入。尤大兴的做法本没有错，严格作息，打击偷盗，教授科学种植方法，让农场改变亏损的状况，对上有个交代。尤大兴一门心思用他从西方学来的一套改革农场，雷厉风行，完全无视伤害既得利益者。他触犯众怒只是时间问题。 尤大兴 尤大兴最先得罪的是下面干活的农民，农民是盲从的，被得罪也怨气大于行动。尤大兴接下来得罪了秦妙斋，秦是空想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他可不不像农民那样好欺负。他决定反抗。于是，他利用农民们的仇恨心理，去给尤太太送礼。然后又大肆宣扬污蔑尤大兴偷盗。令其百口莫辩。 僵局产生了，丁主任回来继续装老好人。他给了上下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结果。尤请病假后辞职。对下又恢复了往日的管理方式。 尤大兴 令人唏嘘地是，丁务源一旦大权到手，利用完了秦妙斋这个枪头，便找了理由将他收拾了。一切又回到了从前。 一个当权者，为了维持一种平衡，上下用利益维持一种日常的人情。一旦平衡打破，权利丢失，他要夺回权利。理想主义者最容易被他利用，犹如秦妙斋这种人被当枪使。农民群众被伤害的利益最容易被煽风点火者煽动起来造反。当权者王者归来，自然兔死狗烹，秦难逃一劫。新的平衡继续。人情社会依旧。这才是中国社会的游戏规则。 丁务源 老舍似乎想用这个故事暗示中国社会犹如树华农场一样，具有一种潜在的法则。这种法则在中国社会不断演绎，中国历史上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用的也是同样的法则。 尤太太 与其说这个故事是一则寓言，我更愿意把它当成一个故事来看。这种故事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在近代历史上天天上演。中国人情社会的顽固和传统，令所有的异端势力望尘莫及。当中国社会还可以维持一种相对的平衡时，既得利益的当权者是不会允许变革的。中国近代史就是一台好戏。 丁务源 另外，范叔演活了丁务源，但相对老舍原著而已，一些细节的取舍有些过度。比如片名叫不成问题的问题，主要因为丁务源表面老好人，谁求办事，都说不成问题，最后却都没给人办。这点电影中没有表现。又如将秦妙斋的前史删去不谈，使他更像一个以艺术家为名混吃混喝撩妹的浪荡子，而并非老舍笔下那样早年不容于抗战艺术家团体，却追慕陶渊明，偶然来到树花农场的清高派青年。
秦妙斋和佟小姐 电影在风格上致敬老电影，气质上努力继承老舍，然而它毕竟已然是一个新的作品，和老舍无关。
导演梅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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