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儒，今江西省景德镇市人，乾隆初年进士，乾隆十一年任今西安市周至县知县，任职共六年，劝课农桑，深得士民拥戴。为了推广红薯红薯种植，特作文一首，广为传播。原文如下：“红薯一名甘薯，以味甜也；一名番薯，以其来自外洋也。其物最易发生..........每种地一亩计，可得千余斛。色似燕脂，味甚甘美，生熟均可食........，乃不损烂。陈榕门先生抚关中日从闽中得此种。散各州县分种。唯盩厔（周至县）、鄠县（鄠邑区）水土相宜，所种尤多。” 那么，邹儒作为一方父母管，为何要大力推广红薯种植。 “饥寒生盗贼，饱暖思淫欲”，中国的文字十分有意境，比如人们吃的“饭”字，左边是个“食”，右边是个“反”，显而易见“没得吃，就造反”。在明朝以前，我国人口基数很难超过六千万，不是秦皇汉武不英明，唐宗宋祖不圣明，而是农业生产力低下造成的粮食瓶颈，天下能种粮食的地方种上粮食也就够六千万人吃了，再多生出来的人也只能饿死。这就是人口大增长后，适逢天灾，百姓没饭吃，就会揭竿而起，改朝换代。改朝换代带来的是人口长期的厮杀，人口大量减少，新朝建立，人口繁衍，又会进入一个改朝换代的循环。 现在的地少，确能养14亿百姓，皆归功于科技农业技术的发展。不说古代，单说1970年左右关中平原小麦亩产量也只有200斤左右，更别提古代了。根据《明实录》的记载：明末全国人口在5000-6000万左右。而史料记载：清朝康熙六十一年，我国人口竟然突破一亿五千万。那么明朝因何因陕北饥民起义而亡国，清朝人口数倍而没有亡国？ 清朝能苟延残喘小300年，功劳最大的莫过于两种其貌不扬的农作物，这就是玉米和红薯。中国的传统主粮是小米，小麦和大米。玉米和红薯可以算得上是舶来品。明朝后期，中国引进了玉米红薯，但是推广不力，种植面积过少，但这两种农作物依然发挥巨大作用。明书《农政全书》记载：“红薯，闽广人赖以救饥”。明朝虽然引进了这两种粮作物但是确没有吃上这两种粮作物的红利。 据史料记载：玉米原产地是墨西哥或中美洲，明武宗正德十三年的时候，葡萄牙人把玉米作为方物进贡给明朝正德皇帝，玉米正式进入中国，最早传到的地方是我国的广西，至明朝末年推广到山东、河北一代。红薯原产于美洲的秘鲁、厄瓜多尔和墨西哥一带。明神宗万历二十一年陈振龙从菲律宾将红薯苗带到福州。但是推广不是很得力，至明朝末年只有，福建、广东等地就种植。玉米和红薯在清初康熙年间得到大力推广，到了乾隆年间基本山已经覆盖全国可种之地。 红薯和玉米的最大特点就是耐旱、产量大、生长周期短。特别是红薯，山坡沟畔都能种植，产量很大，关于红薯的亩产量，据乾隆十三年江西大庚知县余光璧说：“每亩可收三四千斤”。山东省布政使陆耀在乾隆五十年之前所著的《甘薯录》中说，种植红薯“亩可得数千斤, 胜种五谷几倍”。这就是为何清乾隆五十五年，全国人口突破三亿大关，依旧没有改朝换代，原因只有一个，老百姓还没有到快饿死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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