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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谈谈麻黄汤，大、小青龙汤，麻杏甘石汤、麻黄细辛附子汤、麻黄附子甘草汤等以麻黄为主的方剂在杂病中的应用。 这一类方剂主要用于饮证。麻黄乃肺经之专药，其饮在于肺。 寒用麻黄汤、小青龙汤，小青龙与麻黄汤是缓急两等治法； 热用麻杏甘石汤； 寒而挟热者用大青龙汤，大青龙麻桂用量特重，不是因为寒重，而是因为热郁； 热郁较轻者可用小青龙加石膏汤； 与少阴证同见者，可用麻附细辛汤、麻附甘草汤，二方亦是缓急两等治法。 这类方证虽有虚实、寒热、缓急之不同，但有一共同点，即是饮证。大小青龙之命名，不是发汗，而是行水之意。如是一般感冒咳嗽，又何必用此等方。 《伤寒论》大、小柴胡以及泻心汤诸方，也可用于消化系统杂病（包括肝、胆、肠胃），现在只谈谈三泻心汤。 半夏泻心汤证，经文明言属柴胡汤之变证；生姜泻心汤证，明言胃中不和；甘草泻心汤证，明言胃中虚。 三泻心汤所主治，皆属胆病及胃，气机不畅，寒热错杂之证。《伤寒论》于生姜泻心汤证明言：“汗出解之后”，可见其痞不一定是误下而成。 临床所见，胃病中有这一种类型，用三泻心汤有一定效果。 胃中不和，中焦阻塞，津液不通，还可以酿成湿热，上冲下注。上冲则为呕，为声嗄，为口舌糜烂；下注则为下利，为阴疮。 故三泻心不独可治胃家本病，也可用于上下交病，独治其中。 张仲景于狐惑病，用甘草泻心汤，即是辛以开痞，苦以泄热，甘以和中之意，确有效果。曾治二例狐惑病人，用泻火解毒药只能暂时减轻症状，不久又增剧，后用甘草泻心汤都得到痊愈，且近期未见复发。 要之，柴胡汤这类方剂，在热病中固为常用，在杂病中亦属多用，而三泻心汤更多用于杂病。 阳明病中白虎汤、白虎加人参汤证，固属热病，然此二方亦可用于治消渴。 阳明病以府证为主，《伤寒论》于用下法，慎之又慎，但在阳明三急下条，少阴二急下条，证情也极平常（除252条外），何以要急下？殊难索解。 我意急下诸条，都是杂病，可能即指急腹症。 在热病，病机尚在表者，可下之机尚未成熟，不可妄下；若在急腹症，则原属里证、实证，不通其里，不能去病。 体实者，宜乘其正气未虚而攻之，此阳明病之急下也；体虚者，也必须背城借一，此少阴病之急下也。 前人说：“夺实之下可缓，存阴之下不可缓”，我现在为之下一转语，夺实之下也有不可缓者，急腹症是也。 吴又可论下法，认为邪为本，热为标，结粪又其标也，是值得注意的。 当然，在这些情况下用“下法”，不一定用大承气汤，用黄龙汤、增液承气汤等更为对证，此则又不应局限于用《伤寒论》方。 仲景用附子，都为温阳而设，目的在回阳救逆。 具体来说，治四肢厥逆，用附子必配以甘草，甘草为治四肢厥逆之首选药，凡以四逆名方者，不论寒、热、虚、实，方中都用甘草，如四逆汤、四逆散、当归四逆汤等等。 虽不以四逆名方，而见四肢厥逆证者，方中多数有甘草。四逆汤方以甘草居首列，决非偶然。可见甘草一药是强心复脉之要药。 若目的在于增加回阳救逆作用者，不是加重附子之用量，而在配以干姜； 目的在于温阳利水者，配以苓术； 目的在于温阳的基础上补气血者，则配以人参，附子汤、四逆加人参汤即此意也。 炮附子重用则意在镇痛而不在回阳，治风湿病三方就重用附子。 至于用炮用生，《伤寒论》原意，炮则性缓，生则性急，我看，现在用炮就好了。有附子诸方，在热病、杂病都有应用的机会。 《伤寒论》原名《伤寒杂病论》，其方原可以通用于伤寒与杂病。所谓误治后的变证，我的看法，有的根本不是误治所致，而本来就是杂病。 《伤寒论》方，如桂枝汤一类方可用于调营卫，麻黄汤一类方可用于治饮，柴胡汤一类方可用于治肝胆疾患，泻心汤、承气汤、理中汤、吴茱萸汤一类方可用于治消化道疾患，用附子甘草诸方可用以治心脏疾病以及风湿病，还有治消渴、水气、蓄血、痢疾、黄疸、蛔虫病方等等，都是应用于杂病（以上还只是举例）。 至于把《伤寒论》方灵活应用，如刘赤选先生把栀子豉汤用于精神病（癫证），也有人把桂枝甘草汤用于低血压症，这样的例子更是举不胜举。 怎样把《伤寒论》方应用于杂病，怎样辨证用方，非读《伤寒论》原书不可。所以不能认为《伤寒论》仅仅是论述热病的专著，更不能抽出六经辨证一个内容来代替学习《伤寒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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