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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求情之辩”是否是一个正确的称谓，或者说这是一个比较新颖的辩护“方向”（方法）？百度上对“求情”的释义是：为了另一方的利益说情。以此为据，再以我浅陋的理解，“求情之辩”当然就可以解释成为了当事人（被告人）的利益，向法官求之以情，最终达到有效辩护的目标。所以，“求情之辩”作为一种辩护方式，其实从形式上看并无可挑剔之处。 那么，为何“求情之辩”可以导致刑辩之死？或者是无词可辩之时“求情之辩”可以登场？答案似乎并不是形式上无可挑剔那么简单。问题的关键也许就在于其中的那个“情”。 在刑事诉讼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伴随着“形式辩护”走向实质辩护的进步，到如今有效辩护的大力提倡，刑事辩护的形态从早期相对单一的“无罪辩护”、“罪轻辩护”，不断细化出“实体辩护”、“法律辩护”、“程序辩护”、“证据辩护”、“事实辩护”、“量刑辩护”、“法理辩护”、“情理辩护”，等等，不一而足。说实话，这样的划分由于各自立场与角度不同，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个比较权威的统一标准，但对刑事辩护却是有益的。 “求情之辩”其实可以归入“情理辩护”乃或“法理辩护”的范畴之中。不过，如何求之以情却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现如今，对“情理辩护”或者“法理辩护”比较一致的认识是：在刑事辩护过程中，以“常识、常情、常理”为出发点，强调情、理、法之间的共通属性，以情理解释法理，在法理中融入情理以指导法律适用，从而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意见和建议。 如果“求情之辩”真的就是“情理辩护”中的一个方面，所求之“情”当然首先就要把握好情与法，或者是情理与法理的属性，进而找出它们之间的共同点，并最终在辩护时灵活运用。当然，这些所有的“情”，必须在已经存在的案件事实中有立足之地；从案件事实中导出的“理”，也需要在法律中找到链接点。这才应当是“求情之辩”的根本所在。也就是说，没有事实基础的“情”最多可能是别样矫情，脱离了法律规定的“理”也许就是一种强词。 如此看来，“求情之辩”并非就是一无是处，关键在于“情”的取舍与运用。第一，所辩之情，应该是为社会公众最基本价值观所认知的常识、常情与常理。法不外乎人情，符合人类基本常识、基本伦理、基本情感的法律，才是良法。这是“求情之辩”的根基；第二，所求之情，不是简单地换位思考得来的情，而是案件事实中所蕴含的情。因此，当许霆、于欢等案件事实呈现在公众面前时，我们迎来了某种程度上民意在判决中的胜利。但当我们只是简单地要求法官以己度人时，不仅可能将法官置于该“度”何方（被告人与被害人）的困境，得到的也可能只是“法不容情”下的结果；第三，情理之辩，重在情、理之间的融合与贯通，更在理、律之间的衔接与平衡。虽然法律服从法理、法理源于情理，但法律还具有对情理的纠偏功能。情理并不是永远都跟法律保持一种良好的协调，司法裁判中也要重视纠正情理对法律的负面作用。所以，以情为辩时，任何时候都要把法律规定放在必要的首位。 由是观之，没词可写时的求情辩护，其实就是无本之木；矫情式的求情之辩，当然就可能将辩护推向绝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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