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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夫
母亲是人生的一所大学。古往今来，无数仁人志士都用世间最美的语言歌颂母爱。
古代汉语里，“太太”是尊称，是“大圣人”的意思。所以有大德说，教育女孩最重要，因为女孩子长大后要当母亲，是人根。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未来几乎交在母亲手中。
这样的经典故事，最早出现在3000年前的周王朝。
周王朝时期，天子称王，正妻称后。王有一后；三夫人：皇贵夫人，贵夫人，夫人；九嫔：华嫔，德嫔，淑嫔，贤嫔，敬嫔，惠嫔，丽嫔，昭嫔，柔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女,共一百二十一后妃。
在中国的历史上，周朝三位开国先君的夫人，都以母仪天下的德范，辅佐和教化了开万世太平的数位君王。她们是夫君的良佐，是胎教的良范，他们是以女德化育千秋百代的周初“三太”：太姜、太任、太姒。
太姜乃古公亶父（本名姬亶）之妻，季历（本名王季）之母，周文王（本名姬昌）的祖母。太任乃季历之妻，周文王之母。太姒是周文王之妻，周武王（本名姬发）之母。
太姜外貌端庄美丽，性情贞静柔顺。为古公亶父生下了太伯、仲雍和王季三个儿子。起初，势力弱小的古公不忍心看到治下的百姓受外族的侵掠，决定迁徙。因他广积善行、以仁厚待人，百姓们扶老携幼，都纷纷追随他迁居到岐下。太姜以相夫教子为己任，成为丈夫最得力的左膀右臂，是周朝创始之时最贤德的良母。
周王姬亶特别钟爱小儿子王季之子姬昌，周王朝都是嫡传，为了让王位给弟弟王季，以便传位于姬昌，身为哥哥的太伯和仲雍兄弟俩一起，主动逃到荆蛮之地，以成弟弟儿子继承之大业，此举成为中国历史上兄弟礼让友爱的千秋佳话。子孝母贤，这一切，无不是母亲太姜自小教导他们的结果。
近朱者赤。有公婆的贤良与美德作表率，所谓环境育人，更何况太姬生性端正严谨、庄重诚敬，凡事合乎仁义道德才会去做。太姬将婆婆的贤良发扬光大。
由于自幼与众不同，因而深得祖父姬亶的疼爱，因教子有方，姬昌不负厚望继承大统，为周王朝八百年基业铺下了一块极其关键的基石。
而为周王朝大厦铺下又一块基石的，就是太姬的儿媳妇太姒。
身为周文王姬昌的夫人，太姒的名字我们或许有些陌生。但如果将她生下的十个儿子一一列出来，恐怕我们就得为这样伟大的母亲鼓掌击节，敬意有加——
长子伯邑考（姬考），次子武王发（姬发），三子管叔鲜（姬鲜），第四子周公旦（姬旦），第五子蔡叔度（姬度），第六子曹叔振铎（姬振铎），第七子成叔武（姬武），第八子霍叔处（姬处），第九子康叔封（姬封），第十子季载（姬载）。
十个儿子中，长子伯邑考是神话小说《封神演义》的明星，因得罪妲己而遭到商王杀害。次子姬发，四子姬旦，左右辅文王。及文王驾崩后，立姬发为武王。而武王驾崩后，姬旦又辅佐武王年幼的儿子为周成王（姬诵），那个姬旦，就是我们今天仍家喻户晓的“周公”。
从太伯和仲雍兄弟俩主动出逃礼让周文王姬昌登基，到周公作为叔父辅佐侄子上位，周氏一脉的和谐与礼数，后世无论是帝王将相家还是普通百姓家，莫不感动与感慨。他们树立了家道人伦和亲情典范。 我们常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周王朝的三位女人，为周王朝八百年基业的巩固，联袂上演了一台千年大戏，是她们用博大的母爱与母性，奠定了周王朝坚实的三匹“砖”。
表面上看，周王朝硕大的舞台之上没有她们的影子，她们却在另一个舞台，淋漓尽致地履行着属于自己的角色，让后世永远牢记，流芳千古。
有一种说法，我们今天把妻子称为“太太”，就是为了纪念这三位伟大的女性以身作则，力行八德。不知这说法是真是假，有无来历，但无论如何，都反映了人们对她们的崇敬之情。
《列女传》有诗赞曰：“周室三母，大姜任姒，文武之兴，盖由斯起。大姒最贤，号曰文母。三姑之德，亦甚大矣。”意思是说，周室三母，太姜、太任和太姒，周王朝的兴起与这三位伟大的母性分不开，大姒最为贤德，号称文母。
不仅周王朝国内一片祥和，还引得诸多他国贤德士人归附于周王朝。“德”已经泛化为周王朝的外交“软实力”。古籍上还载有这样一个不羁的故事，说是虞国和芮国的国君为争夺土地，久难分胜负，就想找贤君文王主持公道。来到周王朝边境，映入他们眼帘的，是他们难以置信的景象：农夫相互让田，路人相互让路，男女分开走路，士人礼让大夫，大夫礼让卿相。他们蒙着脸惭愧地说：“我们所争的，正是周人所羞耻的。”彼此主动把土地全让了出来。
这一个看似奇葩的传说，较为生动地诠释了周文王治下的版图上，百姓怡然自得的生活图景。而那些从百姓身上体现出来的生活细节，正是太姒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的结果。 周王朝为何如此注重于“德”，主要是因为有前车之鉴——夏桀寡德，商汤失心，才相继走向覆灭。能够把“德”推向极致的，便是太姒的第四个儿子周公旦（姬旦）。
周王朝也酷似三国时的蜀国，都相对弱小。周公可谓三国时期的诸葛孔明。因而不得不小心翼翼，个人的人格魅力便显得尤为重要。“德”威力在这个时候便凸现出来。陕西岐山出土的青铜器毛公鼎铭文，详细记载了皇天对文王和武王的美德大为满意的情形。同时周公还发表《康诰》，语重心长地教育同胞弟弟姬封（排行第九，卫国国王），要他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要他“遵循父王的传统，弘扬父王的美誉，继承父王的遗志”，认为“天命是无常的，天威是可怕的”。显然，他们的道德楷模并非天授，除残酷的江湖争霸外，更多的或许源于母亲的言传身教。
对于政权而言，周人于道德与其说是一种品质，不如说是一种智慧。说白了，相对于他们之前的夏朝与商朝而言，只是在“通过损人来利己”和“通过利人来利己”之间，做了明智的选择，可谓“聪明的自私”。但这种聪明，于己，于人，于社会均有利，可谓“普世”。
周人的独到之处，则是在新政权诞生之际，把“德”变成了治国理念和施政纲领。用今天时髦的话说，就是“以德治国”。他们知道，既然“君权天授”，定要“以德配天”；既然“以人为本”，当然“敬天保民”。
遥远的周人，就已经知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才使得他们用“道德倒逼”，残酷无情的生存危机告诉他们，只有如此，方能长治，亦方可久安。
周王朝“三母”所扮演的角色，就是这个价值链条中最为重要的那一环。
一个问题提了出来，为什么不是夏，不是商，而是周？寻找理由时，历史研究专家易中天归结为周王朝地处“两河之间”。遂找出世界上关于“两河文明”的实证来，比如西亚、印度等古文明，都诞生在两河流域。西亚是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印度是印度河与恒河，而西周文明发韧于泾水与渭水之间，后扩展为长江与黄河之间。
易中天以为诞生于“两河之间”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原因，就在于“周人创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优秀也是最健全制的度”——井田、封建、宗法、礼乐。井田是经济制度，封建是政治制度，宗法是社会制度，礼乐是文化制度。这些制度环环相扣，配套互补，相得宜彰。堪称一个“系统工程”。易中天也承认，这些制度的背后，最为重要的，在于观念体系——从“君权天授”，到“以人为本”，到“以德治国”，再到“以礼维持秩序，以乐保证和谐”。
但我想要阐述的是，这些观念的背后，却是以“周朝三母”为代表所派生的“非制度体系”和“非权力影响力”的东西，我们今天把它叫做“文化软实力”。这种软实力的辐射作用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我们常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不可否认的是，人的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社会习惯和良好风气的养成更是如此，太姜、太任、太姒不仅仅是三个“周王”的母亲，乃是周王朝所有百姓的母亲。一国之母的示范作用在遥远的周王朝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正是像太姜、太任、太姒接力棒似的“母仪天下”，方可能培养出像周人那样中华民族“早熟的儿童”。也才可能诞生周公那样“文化的始祖”。
德治加法国成就了周氏天下，八百年的周王朝，绝不是一个偶然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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