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苏 吴哲豪 张继良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嘉兴县志》之元代嘉兴地图，可见当时烟雨楼位于鸳鸯湖（图称双湖）东畔、滮湖（图称南湖）西侧。
烟雨楼，明末清初文学家张岱曾在《陶庵梦忆》说“嘉兴人开口闭口烟雨楼，天下笑之”，但他又不禁慨叹“然烟雨楼故自佳”。
嘉兴人金庸也不能免俗，在《射雕英雄传》第二回，他就写了妙趣横生的烟雨楼上,丘处机与江南七怪斗法，定下十八年后烟雨楼比武之约，这才有了接下来那许多英雄侠情，儿女情长。
嘉兴人人心中都有一座烟雨楼。8月2日，嘉兴地方文化研究者、《南湖晚报》副刊编辑于能做客“南湖讲坛”，向嘉兴市民讲述《烟雨楼的故事》，又一次把烟雨楼拉进人们的视野。
让在座的老嘉兴人颇为意外的是，于能讲的有些烟雨楼故事闻所未闻，相当传奇，而且他对烟雨楼旧址有了新说法。他认为，最初烟雨楼应建在以前的鸳鸯湖和滮湖交汇处，即为鸳鸯湖东岸、滮湖西岸，也就是今天的壕股塔至曹王庙一线的洲渚上。
这一具有颠覆性的新说法，引起了《江南周末》的兴趣。烟雨楼最初到底建在哪里？于能的新发现依据何在？业界对此有何反应？记者随后作了深入采访——
烟雨楼故址， 新添“于能一说”？
烟雨楼为五代钱元璙(吴越王钱鏐第四子)初建，已有千余年。
建在哪儿？
最常见的说法是，烟雨楼原建于南湖湖滨（即现浙江省武警医院对面湖滨）。明嘉靖年间，嘉兴知府赵瀛疏浚市河，所挖河泥填入湖中，成湖心岛，重建烟雨楼于岛上。更确切一些的说法是吴藕汀在《烟雨楼史话》中所述：“《嘉兴图记》中记载：‘烟雨楼在滮湖之滨。五代时，中吴节度使钱元璙筑台为登眺之所。’实则在五代时还没有烟雨楼的名称……但是在这座台基上，后人确是建造了烟雨楼。”
在《烟雨楼史话》“烟雨楼大事记”中，吴藕汀明确写道：“908年(吴越天宝元年)，钱元璙在滮湖畔建台榭；约1175年(淳熙三年)吏部尚书王希吕，在钱氏遗址建楼，后由其儿孙辈扩建成烟雨楼；约1229年(绍定二年)吴潜游烟雨楼，烟雨楼三字初见；约1270年(咸淳六年)烟雨楼归属于高文长之高氏园。”
所谓滮湖，即今天的南湖；高氏圃则在今天春园一带，位于南湖东岸。
于能则在研究后有了自己的发现。他在去年6月出版的《南湖名胜》一书中就曾明确表述，烟雨楼旧址应在鸳鸯湖和滮湖交汇处，即为鸳鸯湖东岸、滮湖西岸。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嘉兴县志》之宋代嘉兴地图，从中可见鸳鸯湖（图称南湖）和滮湖（图称东湖）之区别。
烟雨楼旧址，嘉靖《嘉兴府图志》记载为“鸳鸯湖湖东”，万历《嘉兴府志》记载为“城之东南滨河”。明清以来大多数嘉兴地方志都记载早期烟雨楼在鸳鸯湖东畔。于能认为辨识的关键在于认清鸳鸯湖、滮湖、南湖的关系。在元以前，俗称的南湖是指鸳鸯湖，位于嘉兴古城的正南方，以湖中长堤分了鸳湖和鸯湖，这个长堤所在便是今天的城南路一带，而滮湖位于城东南方向；元以后到明代比较混乱，俗称的南湖开始向滮湖靠拢，等到烟雨楼重建于湖心岛，滮湖渐渐被称为南湖，甚至鸳鸯湖也变成了以滮湖为主兼带西南湖的雅称了。
嘉兴不少地方文化研究者对于能的学术研究态度大加赞许。“有疑问并且寻找史料印证，这正是非常好的做学问的态度。”嘉兴市政协文教卫体委原副主任崔泉森认为，探究烟雨楼的旧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鸳鸯湖的认知。明清时期对鸳鸯湖的认知很混乱，当时的老嘉兴可能清楚鸳鸯湖是指西南湖和现在的范蠡湖公园、城南花园这一带，但随着鸳鸯湖水面的减少，鸳鸯湖逐渐被误解为西南湖和现在的南湖（滮湖）这一块水域，尤其是很多外地人分不清。“在做学问中，要提出与惯例认知不同的看法，要举证而且要举硬证。在引用资料中，是哪个时代的、是谁说的很重要，在这个问题上，更要区别外地人和嘉兴人的说法差异。”
另一本土文化研究者陆明也很肯定于能的学术态度，“研究工作就是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向前看。”但他同时也认为，对于于能结论的正误，盖棺定论为时过早，可作为烟雨楼故址“于能一说”，与之前吴藕汀与史念的结论并列于世。“做学问，本来就要在不疑处有疑。”他一再重复胡适这句话。
对烟雨楼旧址，陆明也聊到了自己的一个推测，现在的湖心岛很可能就在当年烟雨楼旧址上。明嘉靖年间，嘉兴知府赵瀛疏浚市河、堆积湖心岛、重建烟雨楼，几乎同时，赵文华编纂了《嘉兴府图志》。从《嘉兴府图志》中，大约可以推断，烟雨楼是在疏浚市河后一两年内开工建设的。当时，滮湖水流流速较快，能否在完全没有地基的情况下，夯实泥土，堆积出湖心岛，并且能够建设楼台？
根据水文知识和常识，陆明有了疑问。《嘉兴府图志》中有四个字跃入眼帘：崇其故址。这让他眼前一亮，“崇其故址”可以解释为“高其故址”，这是在描述赵灜堆湖心岛的过程，不是凭空堆泥，而是在之前烟雨楼的故址上新堆了一座湖心岛。这也给如何能在一年时间内建成烟雨楼一个看似合理的解释。但他也坦言，现在没有更多的证据来支持他的想法，也许有朝一日对湖心岛进行考古挖掘，能证实湖底是否有五代时的遗迹，才能使真相大白于天下。
仅仅一个烟雨楼旧址，就生出这许多的说法。“烟雨楼从嘉靖年间重建就受到嘉兴老百姓的青睐。”有关烟雨楼的著作，清有朱稻孙所纂《烟雨楼志》，民国初陶元镛辑《鸳鸯湖小志》，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吴藕汀著《烟雨楼史话》，从明代写到解放后，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梳理了烟雨楼史料。嘉兴人对烟雨楼出乎意料的热情曾让崔泉森吃惊。“《烟雨楼史话》最初刊印了3000册，很快就全卖完了。”
但说起现在的烟雨楼研究者，崔泉森和陆明都认为，关注者有之，作为兴趣来了解的人很多，在吴藕汀之后，把烟雨楼作为课题来系统研究的，就只有于能了。
研究者为何少？崔泉森脱口而出：“太熟了。”他觉得在明嘉靖重修烟雨楼之前，史料较少，烟雨楼的知名度是在嘉靖之后，这也正是于能研究烟雨楼遇到的最大难题，“宋元时期语焉不详，一鳞半爪，很多信息只能从诗词中来，以诗证史。”另外，崔泉森也认为，《烟雨楼史话》比较完整、系统。于能不讳言研究烟雨楼是在吴藕汀的基础上，但他也感受到不小的压力，“是李白诗‘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感觉。”
谈到研究，于能说和大多数研究关注烟雨楼的人有着相同的初衷，受吴藕汀影响、启发，读书产生疑问，自然而然开始关注，而参与市社科联南湖文化研究课题，成了他付诸行动的契机。
嘉兴兴， 则烟雨楼兴？
在嘉兴，有一个关于“钓鳌矶”的故事。明代嘉兴知府龚勉在万历十年（1582年）修葺湖心岛建筑时所立，取独占鳌头之意。钓鳌矶筑成次年，嘉兴就出了状元朱国祚，他就是朱彝尊的祖父，后来更入阁成为阁老。
烟雨楼，“关乎一郡文风”的美名不胫而走。
更有趣的是，清康熙年间，重修烟雨楼，三年后，嘉兴又有沈廷文中了状元。雍正年间李卫拨款重修烟雨楼，乾隆年间，嘉兴又出状元汪如洋。
当时，烟雨楼不仅是嘉兴地域标志，也是文化标志。
于能觉得烟雨楼是值得嘉兴人自豪的，“不局限于狭义的楼，而是广义的概念。烟雨楼是一个园林，宋以前，在江南一带足以与苏、扬园林比肩。”那时，扬州有迷楼、平山堂，苏州有环秀山庄、沧浪亭，嘉兴有烟雨楼、落帆亭。
“烟雨楼是嘉兴文化的象征。”于能认为烟雨楼是官办，这是烟雨楼命运的幸运之处，它能屡毁屡建，与嘉兴兴衰息息相关。崔泉森也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嘉兴兴则楼兴。烟雨楼从诞生之日起，就和嘉兴城市命运相关，和嘉兴文脉息息相关，成为嘉兴文化标志性的象征。
“嘉靖年间，烟雨楼的重修有其偶然性。”没过几年，倭寇围城，嘉兴城从高峰走向衰落。若再晚个两三年，或许就不可能疏浚市河，就不会有湖心岛，重建烟雨楼了。
“当时也正是历史上嘉兴最繁盛时期，也是文化最繁盛时期。”烟雨楼的出现，放在明代，是城市发展的产物，也是拆违的产物。嘉兴城在明洪武年间，城西还很空旷。永乐年间，运河沿岸快速发展，包括嘉兴，地价增高，很多人违规侵占河道，造水阁，河道越来越窄，流通不畅。当时的知府赵瀛，一方面拓宽河道，一方面拆违。疏浚市河产生大量泥土，过去都是堆在城内，但城市发展后，城里没有空地，赵瀛便将其堆积湖心岛，既解决堆土问题，又造了景，形成南湖现在的格局。
烟雨楼向来是文人风雅聚会之所。尤其是每年三月十六蚕神生日和六月廿四荷花生日，文人骚客与白丁黔首，汇集在湖心岛上，或赏月吟诗，或虔心祭拜，或延请剧社搭台唱戏，或租一叶扁舟，请三五好友，共游南湖。
屠隆曾在烟雨楼排演昆曲《彩毫记》，演了几天几夜，“我觉得这是一场政治剧，表面上说李白和高力士，实际上是说当时的东林党和阉党斗争。”崔泉森说屠隆是复社会员，南湖实际上是复社基地，复社的主要人物到嘉兴聚会，这些聚会有政治背景。
烟雨楼 明万历年间
根据陆明的说法，明末清初，曾经在烟雨楼召开过十郡大会：嘉兴及周边区域的秀才们集聚烟雨楼，策划反清起义。但是因各自为政，互不认同，后不了了之。民国之后，大开自由恋爱之风，湖心岛上，鸳鸯湖畔，又成了青年男女“约会胜地”。嘉兴籍女作家褚问鹃在回忆录中曾提及自己情窦初开时，在烟雨楼见一文人题诗，文采斐然，顿生爱慕之情。几经波折，她终见到了题诗的青年，如愿结成情侣。但其后不久，褚问鹃嫌青年过于多愁善感，便弃他而去。
烟雨楼作为嘉兴的文化象征，深深烙在嘉兴人心里，成为乡情之所系。供职市图书馆的嘉兴文史研究者范笑我说了件趣事：巴金的弟弟李济生曾说过，在四川家中每年过年都会有一道大菜，大盘中置冰糖蹄髈，四围浅浅地淋上一层酱汁，好似湖中一岛，岛上一楼，取其形似，唤作“烟雨楼”。“何止是李氏家中有这道菜！”陆明回忆，旧时每逢过年，嘉兴人会准备一个“洋盒”，内置小格若干，盛甜食果脯，招待宾客。若遇主人盛情，零食堆叠如丘，盖不能合，只得小心翼翼端到宾客面前，便赚一句：“哎呀，你太客气了，造烟雨楼啊！”算是对主人最好的答谢——嘉兴人眼中的烟雨楼，俨然已经成为最好的代名词。
以“烟雨楼”为主题的文艺创作，更是不胜枚举。元代吴镇在其组画《嘉禾八景图》中的《鸳湖春晓》中落了一处烟雨楼，后来者如李嘉福、秦炳文、吴秋农皆曾以烟雨楼入画。诗文上的佳作也是俯仰皆是。名家如吴镇、张岱等，都曾作关于烟雨楼的诗文，乾隆皇帝下江南之时，也题了几首烟雨楼的诗。据范笑我回忆，到了近代，吴藕汀不仅作《烟雨楼史话》，画烟雨楼，于诗文上，对烟雨楼也着墨颇多。他曾自度曲本意，创词牌“烟雨楼慢”，一生填过三首“烟雨楼慢”。此外，他还曾依吴镇八首《酒泉子》，重填八首作为自己组画《嘉禾八景》的配诗。这里还有一段中韩汉学家交往的佳话，韩国著名汉学家李家源曾据吴藕汀《南湖八景》图，手书八首《南湖八咏诗》，赠与北大汉学教授汪春泓，以谢他将吴藕汀《南湖八景》相赠的情谊。
烟雨楼为人所津津乐道的，还有它独特的“反轩”设计，曾领一时之风骚。这种建筑风格的形成，本是无心插柳。烟雨楼在建造之初，为了能远眺嘉兴市区，门朝向北，其后置轩，为栖凤轩。后来乾隆皇帝下江南，驻跸烟雨楼，自古尊者坐北朝南，故官府改造门庭，变为朝南开门，于是栖凤轩一夕之间，由后变前，成了“反轩”。没想到这一有违传统的庭院结构，反倒备受时人青睐，蔚然成风，当时江南大户人家新造私家庭院，多模仿烟雨楼反轩，将厢房侧置于房前。
嘉兴人开口烟雨楼，唯独朱彝尊作《鸳鸯湖棹歌》，书中收录100首诗，涵盖了当时嘉兴的胜景，却独独没有提到烟雨楼。在嘉兴梅里词人缪永谋为《鸳鸯湖棹歌》作的序文里记述了这样一则故事：古时喝酒划拳，输者要报一家乡名物，有嘉兴人落败，言“烟雨楼”，复败，言“烟雨楼”，再败，又欲言“烟雨楼”，友人笑而止之，欲换词，百思不得。败兴返家，告诉妻子如是如是，妻子说：你怎么不说烟雨楼呢。范笑我笑言这或许是朱彝尊想借这100首棹歌证明——嘉兴不止有烟雨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