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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不能让所有人开心,自己一个人开心,不也很好吗?|《我的职业是是小说家》读后作业

 shasha1120 2017-11-28

来自第土豆大叔的第 010 篇 书分享    

分享词

走近真实的村上春树,像和一位邻家大爷面对面聊天一样,聆听孤独的灵魂,诉说爱、坚持、习惯,以及人性的美好。


《我的职业是是小说家》

(村上春树)

        ——按章节顺序整理、搬运

0、序言、后记及概述——为自己而活(写)

村上春树自传性作品,“从一开始就处于自发”,一本“为自己而写的书“。

《我的职业是小说家》是村上春树前所未有的自传性作品,历时6年完成。

一个人,写作35年,13部长篇小说,超过50种语言译本。虽然拥有享誉世界的知名度,但关于村上春树,许多事情始终包裹在神秘的面纱中:他是怎样下定决心走上职业小说家之路?对他来说,人生中幸福的事是什么?究竟如何看待芥川奖与诺贝尔文学奖……

小说家看似风光,却是份孤独的职业。35年来,村上春树在孤独中编织着美妙动人的故事。

本书共12章,句句肺腑之言,真挚诚恳又不失幽默地讲述自己写作道路上的故事,和追逐梦想与幸福的人生往事。不论是作为声名显赫的作家,还是认真生活的普通人,他的故事都为人们带来信心和勇气。《我的职业是小说家》就是村上春树热爱生活、追求梦想的真实写照。

“我是一个比比皆是的普通人。走在街上不会引人注目,在餐厅里大多被领到糟糕的座位。如果没有写小说,大概也不会受到别人的关注吧,会极为普通地读过极为普通的生活”

“不过机缘巧合,又得到幸运眷顾,再加上几分顽固,就这么作为一介职业小说家,一写便是三十五年有余。这个事实至今仍然令我震惊。我想在这本书里表达的,就是这种震惊”。


1、关于小说家——自尊自负人种,实践检验

不论什么事情,只要触碰到专业以外的领域,以那一领域为专业的行家们往往就不会给你好脸色,如同白细胞注定要排除体内的异物,他们是要拒绝这种接触的。尽管如此,只要那个人不屈不挠,坚持不懈,久而久之,他们又会渐渐觉得“啊,真拿他没办法”,默许他同席就座。但至少刚开始的时候压力还是相当大的。“那一领域”越是狭隘、越是专业,并且越是权威,行家们的自尊心和排他性便越是强烈,遭遇的阻力似乎也就越强大。

也就是说,小说这种体裁就好比职业摔跤的擂台,不论什么人,只要心存此意,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参与进来。绳栏间的缝隙很大,还备有方便上下的梯凳,擂台也十分宽绰,一旁没有虎视眈眈的保安时刻准备阻止旁人登台打擂,裁判员也不怎么说三道四,台上的摔跤手——这里就相当于小说家喽——从一开始就带着点满不在乎的劲头:“无所谓啦,不管是谁,就尽管冲上来吧。”这该说是通情达理呢,还是性情随和,抑或是灵活变通?总之是非常粗线条。

然而,跳上擂台容易,要在擂台上长时间地屹立不倒却并非易事。

那么,该怎样分辨有没有这资格呢?答案只有一个:直截了当地扔到水里,看它是浮起来还是沉下去,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这个说法虽然粗暴,不过人生好像原本就是这样。


2、刚成为小说家时——出于爱,喜欢就去做

值得庆幸的是,那时候年轻人开店不像现在这样耗费巨资,所以和我一样“不想进公司上班”“不愿向体制摇尾乞怜”的人们,就到处开起小店来,诸如咖啡馆、小饭馆、杂货店和书店。我的小店周边也有好几家同龄人经营的店。血气方刚、貌似学生运动落魄者的家伙们也在四周晃来晃去。整个世间好像还有不少类似“缝隙”的地方,只要走运,找到适合自己的“缝隙”,就好歹能生存下去。那是一个虽然事事粗枝大叶,却也不乏乐趣的时代。

我无意在这里倾吐委屈,总之是想说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我一直生活得十分艰辛。当然,世上际遇更惨的人不计其数。在他们看来,我的境遇恐怕只能算小菜一碟:“哼,这哪里算得上什么艰辛!”我觉得这种说法也没错,但一归一二归二,对我而言这已经足够艰辛了。就是这么回事。

然而也很快乐。这同样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年轻,又非常健康,最主要的是可以整天听自己喜欢的音乐,店铺虽小,却也算是一国之君、一城之主。无须挤在满员电车里行色匆匆地赶去上班,也无须出席枯燥无聊的会议,更不必冲着令人生厌的老板点头哈腰,还能结识形形色色的有趣的人、兴味盎然的人。

还有一点十分重要,我在这段时间里完成了社会学习。说“社会学习”似乎太直白,显得傻气,总之就是长大成人了。好几次差点头撞南墙,却在千钧一发之际全身而退。也曾遇到过污言秽语、遭人使坏,闹得满腹怨气。当时,仅仅因为是做“酒水生意”的,就会无端地受到社会歧视。不单得残酷地驱使肉体,还得事事沉默忍耐。有时还得把醉酒闹事的酒鬼踢出店门外。狂风袭来时只能缩起脑袋硬扛。总之别无所求,一心只想把小店撑下去,慢慢还清欠债。

不过,总算心无旁骛地度过了这段艰苦岁月,而且没有遭受重创,好歹得以保全性命,来到了稍稍开阔平坦一些的场所。略作喘息之后,我环顾四周,只见眼前展现出一片从未见过的全新风景,风景中站着一个全新的自己—简而言之就是这样。回过神来,我多少变得比以前坚强了一些,似乎多少(不过是一星半点)也增长了一些智慧。

我丝毫没有奉劝诸位“人生路上要尽量多吃苦头”的意思。老实说,我觉得假如不吃苦头就能蒙混过关,当然是不吃更好。毫无疑问,吃苦受难绝不是乐事一桩,只怕还有人因此一蹶不振,再也无法重整旗鼓。不过,假如您此时此刻刚好陷入了困境,正饱受折磨,那么我很想告诉您:“尽管眼下十分艰难,可日后这段经历说不定就会开花结果。”也不知道这话能否成为慰藉,不过请您这样换位思考、奋力前行。

我的可取之处是只要喜欢的事,就会任劳任怨一心一意去做。


3、关于文学奖——调侃、任性自我

说到日本国内的评奖,“假如我得了芥川奖,伊拉克战争就不会爆发——如果事情是这样,我自然也会感到有责任,但这样的事绝无可能......我没有得芥川奖,不过是茶杯里的风暴......又何曾是风暴呢,连小旋风都算不上,简直是微不足道。”

.....把它当做一项商业活动在运营——即便不把话说的这么绝对,可要说完全没有商业运作充分,那就是说谎了。

无法一概而论,也不希望一概而论。

不过,也拜托诸位想一想,作家最重大的义务就是为读者不断写出更高质量的作品。我也算是个现役作家,换言之就是一个“发展中作家”。眼下自己在干些什么?今后又该干些什么?对于这些,我是一个尚在摸索之中的人,是在文学这个战场的最前线,以血肉之躯冲锋陷阵的人。在那里九死一生,仍旧奋勇前行,这就是我被赋予的任务。以客观的眼光审视和评价别人的作品,肩负起责任进行推荐或淘汰,并不在我目前的工作范围之内。倘若认真去做——当然,既已动手做了,就只能认真去做——势必需要不少时间与精力,便意味着分配给自己的工作时间要被剥夺。说实话,我没有那样的余裕。也许有人能两全其美,可我仅仅是每天完成自己的任务就手忙脚乱了。

这种想法岂不是利己主义吗?当然,相当自私自利。没有反驳的余地,我心甘情愿接受批判。


4、关于原创性——树立自己的风格、标签

我原本就是不喜欢争执和口角的性格(千真万确),完全没有要与这种“规矩”和“业界不成文的定律”对着干的意思。只不过我又是想法极其个人化的人,既然像这样(姑且)当上了小说家,况且人生只有这么一次,便从一开始就下定决心:反正要随心所欲,我行我素,做自己想做的事。体制按体制的来便好,而我做我自己的就行。我是经历过六十年代末所谓“叛逆时代”的一代人,“不愿被体制收编”的意识还是十分强烈的。然而同时,或者说在此之前,既然身为一个表现者(哪怕是无名小辈),重中之重也是想在精神上成为自由人。我想按照适合自己的日程表,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写自己喜欢的小说。对身为作家的我来说,这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三十五年来,我一直在坚持写小说,却从不曾经历英语中所谓的“writer’s block”,即写不出小说的低谷时期。明明想写却写不出来的情况一次都没有过。这么一说,听上去好像自诩“才华横溢”,其实并不是这样。道理非常简单,因为我不想写小说,或者没有想写的激情喷涌而出的时候,就根本不写。只有在想写的时候,我才会决定“好,写吧”,提笔开工。不然,大体就做做英译日的翻译工作。翻译基本上是个技术活儿,与表现欲毫无关系,差不多可以当作一份日常工作来做,同时又是学习写文章的好方法(假如没有做翻译,我大概会找一份类似的活儿)。而且兴之所至,还会写些随笔之类。一面点点滴滴地做着这些事儿,一面装作满不在乎:“就算不写小说,也不会死人的。”

不过有段时间没写小说的话,心里就会嘀咕:“差不多该写小说了吧?”好似冰雪解冻,雪水蓄满了水库一般,可写的题材在体内不断积累。终于有一天按捺不住(这种情形可能是最佳案例),便伏案提笔,写起新的小说来。不会有“现在并没有写小说的心情,可是已经接下了杂志约稿,不写点东西不行”之类的情况。既然不接受约稿,也就没有截稿期,因此“写作低谷期”的痛苦也就与我无缘了。斗胆说一句,这让我精神上非常轻松。对于写作的人而言,再也没有比不想写东西时却不得不写更折磨人的事了——未必如此吗?我大概是特例吧。


5、关于写什么——素材收揽、积累

总体来说,如今这个世界似乎急于追求黑白分明的判断。

问卷调查中常常有“两者兼否”的选项,可我总在想,如果有个“眼下两者都不好说”的选项,其实也挺好。

詹姆斯.乔伊斯曾经断言:“所谓想象力就是记忆”

世界看似无聊,其实布满了许许多多魅力四射,谜团一般的原石。所谓小说家就是独具慧眼、能够发现这些原石的人。


6、长短篇小说和写作——坚持、谦逊

这么一想,不妨说长篇小说对我而言是生命线,而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说得极端一点,则是为写长篇小说作准备的重要练习场,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台阶。这或许就像一个长跑选手在一万米和五千米这些径赛项目中也能获得不错的成绩,但重心终归还是放在全程马拉松上。

然而长篇小说的写作不像棒球,一旦写完,又有别的赛事开场了。如果让我来说的话,那么,从这里开始才是值得费时耗日、津津有味的部分。

第一稿完成后,稍微放上一段时间,小作休整(视情况而定,不过一般会休息一周左右),便进入第一轮修改。我总是从头做一次彻底的改写,进行尺度相当大的整体加工。不管一部小说有多么长,结构有多么复杂,我从来都不会先制订写作计划,而是对展开和结局一无所知,信马由缰,想到哪儿写到哪儿,让故事即兴推演下去。这样写起来当然要有趣得多。不过使用这种方法写作,可能导致许多地方前后矛盾、不合情理。登场人物的形象和性格还可能在半道上突生骤变,时间设定也可能出现前后颠倒。得将这些矛盾的地方逐一化解,改成一个合情合理、前后连贯的故事。有很大一部分要完全删除,另有一些部分要进行扩充,再时不时地添加一些新的小插曲。

长篇小说名副其实,就是“篇幅很长的故事”,如果把每一个部位的螺丝都拧得紧绷绷的,读者会喘不过气来。时不时在某些地方让文章松弛下来也很重要。这就需要看清其间的诀窍,调节好整体与细节之间的平衡,从这一观点出发对文章作细微的调整。往往有评论家抽出长篇小说中的一小节来,批判道:“文章不能写得如此粗枝大叶。”但让我来说,这不是公平的做法。因为长篇小说这东西就像活生生的人一样,在某种程度上,粗枝大叶、松松垮垮的部分也是必不可缺的。正因为有了这些东西,拧得紧绷绷的部分才能发挥出正面效果。

......她的批评,有些让我觉得“的确如此”,“说不定还真是这样”。有时候要花上几天才能达成这样的认识。也有些让我觉得“不对,岂有此理,还是我的想法才对”。不过在这样“引进第三者”的过程中,我有一条独门规则,那就是“人家有所挑剔的地方,无论如何一定要修改”。即便不能接受那种批判,但只要人家提出了意见,我就会把那个地方从头改写一遍。不同意那意见时,我甚至还往与对方的忠告完全相反的方向改写。

方向姑且不论,定下心来修改的那几处,再试着重读一遍,差不多每次都发现改得好过从前。......因为文章“写得很完美”这种事,实际上绝无可能。

换句话说,重要的是修改这一行为本身。作家下定决心“要把这里修改得更好”,静心凝神在书桌前坐下,着手修改文章,这种姿态便具有无比重大的意义相比之下,或许“如何改写为好”的方向性问题倒是次要的。很多情况下,作家的本能和直觉并非源自逻辑,而是从决心中提取出来的。就像用棍棒击打灌木丛,让鸟儿惊飞出来一样。不管用什么棍棒去打,用什么方法去打,结果都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反正只要让鸟儿惊飞出来,就算大功告成了。鸟儿们展翅高飞的动能会摇撼渐趋凝固的视野。这就是我的意见。嗯,也许是相当粗暴的意见。

当然,他人的意见不能照单全收。其中说不定有跑题脱靶的意见,还有偏颇失当的。然而,不论什么样的意见,只要它是合情合理的,就有一定的意义。这些意见想必会让你的脑袋逐渐冷却,恢复适当的温度。他们的意见就代表所谓的世间,而阅读你作品的终究是世间的人。如果你打算无视世间,世间同样也会无视你。

我敬爱的作家雷蒙德·卡佛也是一位喜欢这种“锤炼敲打”的作家。他以引用其他作家字句的形式,这样写道:“写出一则短篇小说,再仔细地重读原稿,删掉几个逗号,然后重读一遍,又把逗号放回原来的地方,这时我就知道,这则短篇小说终于大功告成了。

雷蒙德·卡佛,曾在一篇随笔中这样写道:

“如果有时间的话,我肯定会写出更好的东西来。”曾经听一位作家朋友说过这样的话,我真的大吃一惊。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形都感到愕然。(中略)如果讲述的故事不是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最好的一个,那干吗还要写什么小说?——我们能够带进坟墓里去的,归根结底,也只有已经尽心尽责的满足感,以及拼尽全力的证据。我很想告诉那位朋友:我不是要害你上当,不过你最好还是去找份别的工作吧。同样是为了赚钱谋生,这世上肯定还有更简单,恐怕也更诚实的工作。要不然,就倾注你全部的能力与才华去写东西。不要辩解,不要为自己开脱。不要发牢骚。不要找借口。(拙译《关于写作》)

(昨天的公共表达课打卡日签——正好是村上春树的鸡汤)

(安静的一个人,读、听、enjoy~)

7、彻底的体力劳动——习惯、自然而然

小说《挪威的森林》的开头部分,是在希腊各地咖啡馆的小桌上、轮渡的座椅上、机场的候机室里、公园的树荫下、廉价旅馆的写字台上写的。像四百字一页的稿纸那种体积偏大的东西,不方便随身带着四处行走,于是在罗马的文具店里买来便宜的笔记本(从前的说法叫“大学笔记簿”),用BIC圆珠笔写上蝇头小字。四周的座位吵吵嚷嚷,小桌子摇摇晃晃书写困难,笔记本又溅上了咖啡;半夜三更,正坐在旅舍写字台前推敲文字,隔着一层薄墙,隔壁的男女却声势浩大地频掀高潮。

“孤独的工作。”这么一说反倒变成了陈词滥调,可写小说这份活计——尤其是写长篇小说——实际上就是非常孤独的工作。时时觉得自己仿佛孤单一人坐在深深的井底。谁也不会赶来相救,谁也不会过来拍拍你的肩膀,赞许一声“今天干得不错啊”。作为结果诞生的作品倒有可能得到嘉许(当然是说如果走运的话),然而人们并不会特地评价一番写作过程。这是只能由作家一个人默默承担的重负。

“One day at a time”(一日一日,扎扎实实)

那么,要想获得持久力,又该怎么做呢?

对此,我的回答只有一个,非常简单,就是养成基础体力。获得强壮坚韧的体力,让身体站在自己这一边,成为友军。

也有人表示钦佩:每天都坚持跑步,好坚强的意志呀。可是要让我来说,每天坚持坐电车上班的工薪阶层,体力消耗才叫厉害呢。比起坐一个小时高峰期的电车,想跑步的时候到外边跑上一个小时,根本就不算一回事。也并不是意志坚强。我本来就喜欢跑步,仅仅是习惯性地坚持对自己胃口的事情而已。无论意志力多强,不对胃口的事也绝不可能连续做上三十年。

我并不是认为“跑步本身是好事”。跑步无非就是跑步,与好坏没有关系。假如你讨厌跑步,就没有必要硬着头皮去跑。跑也罢不跑也罢,这种事情都是个人的自由。


......不管那是多么丰富出众的才华,假如没有人下定决心“好,就从这里挖挖看”,拎着铁锹走来挖掘的话,也许就会永远埋藏在地底,不为人知......


8、学习和教育——尊重个体差异,经济发展需要以人为终极尺度

无论怎样的社会,自然都需要共识。没有它,社会就无从维持下去。然而与此同时,稍稍偏离共识、属于相对少数派的“例外”也应该得到相应的尊重,或者说被正式地纳入视野。在一个成熟的社会里,这种平衡正逐渐成为重要的因素。获得这种平衡,一个社会就能产生出厚度、深度与内省。

仅仅是为了“经济效率”——几乎单单为了这一点,核能发电便被当作国策,不容分说地强行推进,而其中潜藏着的风险(或者说已经以种种形式不断被证实的风险)却被有意掩盖起来,不让公众知晓。总之,这就是因果报应、在劫难逃。如果不去追究这种已深深渗入社会体系主干的“向前向前”的体质,探明问题所在,从根本上加以修正的话,只怕同样的悲剧还将在别的地方上演。

假如世上没有书,假如我没读过那么多书,我的人生恐怕要比现在更加凄冷、更加枯瘠。对我而言,阅读这种行为原本就是一所大学校。那是一所为我建立和运营的量身定制的学校,我在那里亲身学到了许多重要的东西。那里既没有烦琐恼人的规则,也没有分数评价,更没有激烈的名次争夺,当然也没有校园欺凌。我能在“制度”的重重包围下,巧妙地确保另一种属于自己的“制度”。

不管遇上怎样的时代,身处怎样的社会,想象力都拥有重大的意义。

处在想象力对面那一端的东西之一,就是“效率”。将多达数万名福岛民众驱赶出家园的,究其原因就是这个“效率”。正是“核电是效率极高的能源,因此是好的”这种思维,以及由此捏造出来的“安全神话”,给国家带来这种悲剧性的状况和无法恢复的惨状。


9、不同人物的塑造——原汁原味,接受生活的“负面”

每当遭遇这种负面事件,我就留心观察相关人物的言行举止。既然苦头是非吃不可了,索性从中淘取些貌似有用的东西——其实就是“不管怎样,总得保住老本”啦。当时难免会心中受伤、情绪低落,但如今想来,这样的经历对我这个小说家来说也算是充满营养的东西。自然,美妙而愉快的经历肯定也有不少,但相比之下,记忆犹新的却净是负面的事情。与回忆起来让人愉悦的事情相比,倒常常想起那些不愿回忆的事。总而言之,不妨说从这样的事中能学到更多的东西。

不过我有点不太明白,为什么作家非得写自己的同龄人不可?为什么那才是“自然的行为”呢?前面说过,写小说让我感到无上快乐的事情之一,就是“只要愿意,我可以变成任何一个人”。既然如此,我为何非得放弃这个美妙的权利不可呢?

今后我打算让形形色色的古怪奇妙、多姿多彩的角色在小说中登场亮相、生存下去。每当开始写新的小说,我总是十分兴奋地想:这下又能和什么样的人见面呢?


10、为谁写作——首先为自己

为自己而写,我觉得这在某种意义上倒是真话。

我在成为作家、定期出书之后,学到一个刻骨铭心的教训:“不管你写什么、怎么写,最终都难免被人家说三道四。”比如说写个长篇小说,就会有人说:“太长了,显得冗繁,只要一半分量就足够把故事写完了。”诸如此类。写个短一些的,又有人说:“内容肤浅,漏洞百出,明显偷工减料。”同一部小说在这个地方被说成“重复相同的故事,陈旧老套,枯燥无味”,可换个地方又被说成“还是前一部作品好,新的手法白忙活了”。想一想,其实从二十五年前开始,我就一直被人家说到今天:“村上落后于当今的时代,他已经完蛋了。”吹毛求疵大概很简单,反正只管信口开河就行,又不用承担具体责任,而被吹毛求疵的一方想一样样去搭理的话,身子根本吃不消。于是自然而然地变成了“随它去吧,反正都会被人家说坏话,干脆自己想写啥就写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瑞奇·尼尔森晚年的歌曲中有一首《花园酒会》,其中有这么两句歌词:

假如不能让所有的人都开心

不就只能自己一人开心了吗

这种心情我也非常理解。就算想让所有的人都开心,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不可能的,只会自己白忙活而已。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只管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做自己最享受的、“最想去做”的事情便可。这样一来,即使评价欠佳,书的销路不好,也可以心安理得了:“嗯,没关系,至少我自己是享受过啦。”


11、走出国门——初心、爱国、责任

然而,对于眼看将年届四十(也就是处于作家至关重要的时期)的我来说,这却不是值得欢欣的环境。有个词儿叫“人心浮动”,就是这样,整个社会闹哄哄的,浮躁不安,开口三句离不开钱,根本不是能安心静坐、精打细磨地写长篇小说的氛围。待在这种地方,也许不知不觉就被宠坏了——这样的心情变得越来越强烈。我想把自己放进更紧张一点的环境中,开拓新的疆域,尝试新的可能性。我开始萌生出这样的念头,所以在八十年代后半期离开了日本,生活的中心转移到了外国

亚伯拉罕·林肯留下这样一句话:“你能在某些时刻欺骗所有的人,也能在所有的时刻欺骗某些人,但不可能在所有的时刻欺骗所有的人。”我觉得这个说法同样适用于小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要由时间来证明的事物,只能由时间来证明的事物。

这倒不是辩解:我在海外努力公开露面,是因为有一种自觉,觉得必须时不时地站出来,尽一尽“日本作家的职责”。前面说过,泡沫经济时代我在海外生活,那时屡屡因为日本人“没有脸面”而感到失落、不是滋味。这种经历接二连三反反复复,我自然就会想,无论是为了在海外生活的众多日本人,还是为了自己,都必须改变这种状况,哪怕一丝一毫也好。我并不是一个特别爱国的人(反倒觉得世界主义的倾向更为强烈),不过一旦长住国外,不管你喜不喜欢,都必须意识到自己是个“日本作家”。


12、怀念故人——千金易得,知己难求

我们虽然见面交谈,但说了些什么几乎都没记住。说实话,我现在觉得那可能都是些无关痛痒的话题。因为最重要的与其说是谈话的内容,不如说是我们在那里共同分享了某些东西,是这种“物理性的真实感”......尽管没有特意说出口,但彼此都心知肚明,就像凭借气味了然于心一般。当然,这可能只是我一个人想入非非。但我至今依然清晰地感受到,一定有过某种与之相近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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