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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成书年代考证
《诗经》原名《诗》，或称《诗三百》。汉代才称为《诗经》的。《诗经》一共有三百零五篇，传统分法为《风》（十五国国风）、《雅》（《小雅》、《大雅》））、《颂》（《周颂》、《鲁颂》、《商颂》）三个部分。《风》是地方土调，《雅》是所谓正声（朝廷的乐调），《颂》是庙堂乐章。《诗经》所反映的历史时代，为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公元前六世纪左右，也即自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共五百年。人们一致公认它是我国最早的诗集，成书年代当在春秋。《左传》和《尚书》很多地方都引用了《诗》和诗中的商、周历史，证明它的时代要早于《左传》和《尚书》成书的年代，它对我国上古历史的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我们要考证《诗》的年代和《诗》的成书年代。 《诗·周南·关雎》：“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这是《诗·国风》的第一首诗，也是《诗经》的代表作。细细品味，这是男子慕恋女子，想和他结成伴侣的恋歌。它是四字句，共五节，借睢鸠欢叫而抒情，情意缠绵，由想慕而深入爱慕，是典型的爱情诗。这首诗既可朗诵又可歌唱。《书·舜典》：“诗言志，歌永言。” 说“诗” 是言“志” 的，“歌” 是“讽诵言辞”的。所谓的“言志” 是指“记载史志” 事迹的。然而，《关雎》纯属爱情诗，不具备先秦古诗内容的格局，它进入了“诗”发展的阶段，接近现代诗的模式了。上古文字是用来记事的，谈不上用来抒情。像这种诗不可能刻在青铜器上或书写在竹简、帛书上在社会上流传，镌刻青铜器上成本太高，书写在竹简或帛书上一次也只能写一篇,流传范围很小，没有现实意义，这种纯文学的诗歌在先秦时代是很难存在下来的。有人说，屈原的作品也是先秦时代的诗，而且篇幅很长，它为什么会流传下来？这是因为屈原所处的时代属战国晚期了，这个时期盛行成册(策) 的简书和帛书,他的“诗” 是《楚国黔中郡军民反秦复郢斗争史志》（1），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史志》是应该长期保存下来的。可是，人们读了两千多年，竟没有一个人能读通它。因为它保存了先秦诗用词的古朴。如《天问》：“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象，何以识之。明明暗暗，惟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圆则九重，孰营度之。惟兹何功，孰初作之。······” 后人很难知道它说了些什么？就是望文生义也生不出合符情理的内容来。只有通过一字一词一义地考释才能复原它的原意。（2） 可是《关睢》的内容几乎不需要什么注释，诗意就雀跃在纸上。它们的文句组合都是四字句，又都是古代的诗，为什么《天问》读不通？而《关雎》又如此容易通读，只能说明《天问》保存了先秦文字的原意，时间久远，人们还没有找到通读的方法，因此读不通。《关睢》成文的时代晚，原始词义起了变化，变成后代约定俗成的词义了。比如《关睢》的用词采用了词组词组合，“关关”、“睢鸠”“窈窕”“淑女”“君子”“参差”“荇菜”“寤寐”“悠哉”“辗转”“反侧”“左右”“采之”“琴瑟”“钟鼓”“乐之” 等都是约定俗成的词组，它有着俗成的词义，谁都清楚它的诗意。《天问》为一字一词一义组合的句子，文字都使用原意或引申义，如果你不懂文字的原意或引申义，句子内容是无法通读的，它表现的正是先秦文字的古朴。而《关睢》已经丧失了这种文句的组合，向着通俗的词组词义发展，只能证明《关睢》成书的年代晚于《天问》成书的年代。再如“琴瑟” 在《关雎》里是约定俗成的两种乐器名词，而在战国晚期成书的《山海经·大荒东经》：“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 中出现的“琴瑟” 却不是乐器名称。“琴”，是“高大” 的形容词。此指冢墓。“瑟”，庄严貌。《海内经》：“帝俊生晏龙，晏龙是为琴瑟。”中 的“琴瑟” 指“生产大堆粮食的基地”，也见不到乐器的影子。因为这个时期中国上古时代尚未发明这种乐器，又哪里来的琴、瑟乐器呢？而《关睢》中却出现了约定俗成的“琴、瑟”乐器名，只能说明《关睢》的成书年代晚于战国晚期《山海经》的成书年代。《诗·大雅·旱麓》：“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诗·卫风·淇奥》：“瑟兮僩兮，赫兮咺兮。”“瑟” 又不是乐器，它“众多貌” 和“庄严貌的形容词，保留着先秦“瑟” 字的原意，又说明“瑟” 在《诗经》中已是个多义词，它的时代虽然晚于战国晚期《山海经》的成书年代，当与战国晚期相距不远，可见《关睢》成书的年代不会早于战国晚期。 《周颂·思文》：“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尔极，贻我来牟，帝命率有。······” 《小雅·菀柳》：“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无自暱焉。俾予靖之，后予极焉。有菀者柳，不尚愒焉。上帝甚蹈，无自瘵焉。俾予靖之，后予迈焉。·····” 《小雅·采菽》：“·····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纾，天子所予。乐只君子，天子命之。乐只君子，福禄申之。······” 在《诗经》中出现“帝”、“上帝”、“天子” 的篇章是比较多的，它打下了时代的烙印。帝，在《山海经》与《屈原作品》中还不是古帝，它音通“地”，是“地方” 的专称。如《山海经》中的“黄帝“指” 黄土大地，“炎帝” 指“炎热大地”，“帝尧” 指地方的高山，“帝舜” 指地方的美山，“帝喾” 指地方产禽兽的山，“帝颛顼” 指地方善良失意的民众。（3）屈原作品中出现很多“帝” 字，如《离骚》：“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中的“帝” 指“地方”，音通。《九章·惜诵》：“令五帝使折中兮”中的“五帝”，指纵横大地。·····没有一个“帝” 字有古帝的含义。（4）这说明《山海经》与《屈原作品》成书的时代中国还没有古帝出现。秦始皇是中国第一个古帝，秦始皇帝以前中国并无古帝存在，如果有，秦赢政就不可能自称“始皇帝”了。天宫是地面朝廷的缩影，只有地面出现中央集权的朝廷，才可能出现反映地面朝廷的天宫、天帝，上帝、天神是地面朝廷“皇帝”、“官员” 的升华。没有秦统一中国的中央集权朝廷，就不可能出现反映地面朝廷“皇帝”“官员” 的“上帝”、“天神”。“天宫神话体系”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的产物。在出现“天宫神话体系”后，地面的“帝皇” 才可能自称“天帝的儿子”，社会上才可能有“天子” 一词的出现。（5）可见“帝、上帝、天子” 产生的时代不超过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年代，当为秦汉之交的产物。那么，《诗经》成书的年代放在战国晚期就更不合理了。 我们用《商颂·长发》来检验《诗·颂》涉及的内容及成书的年代。 《长发》：“濬哲维商，长发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幅陨既长，有娥方将，帝立子生商。玄王桓拨，受小国是达，受大国是达。率履不越，遂视既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帝命不违，至于汤齐。汤降不迟，圣敬日跻，昭假迟迟，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围。受小球大球，为下国缀旒。何天之休，不竞不絿，不刚不柔，敷政优优，百禄是遒。受小共大共，为下国骏厖。何天之龙，不震不动，不戁不竦，敷奏其勇，百禄是总。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苞有蘖，莫遂莫达，九有有截。韦顾既伐，昆吾夏桀。昔在中叶，有震且业，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 这篇诗写商之祖先契的诞生及其立国，又写相土的威武，而重点则铺写汤的功业，伐桀而有天下，并得贤相伊尹。（6）诗的第一、二节提出了大禹治水和商的祖先有娀契的诞生。讹化的大禹治水事迹最早隐现在《山海经·海内经》的结尾：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鲧，《说文》：“鲧，鱼也。从鱼系声。” 此指大鱼。窃，浅游。帝，音通地。息，生息，繁殖。令，时节。古代以十二个月分别记述应该施行的政令，叫月令。此引申为“地域节令。” 祝，祈福。融，和乐。杀，凋落。通“煞”。《诗·豳风·鸱鴞》：“予羽谯谯，予尾翛翛。”《传》：“谯谯，杀也；翛翛，敝也。” 羽，荒野。郊，天祭。复，反复。生，产生。禹，《说文》：“禹，虫也，从禸象形。” 泛指生命。禽为羽虫，兽为毛虫，龟为甲虫，鱼为鳞虫，人为倮虫。见《大戴礼·曾天子圆》。卒，尽也。布，陈列，布置。定，奠定。九，汇合。通“鸠”。州，聚集。 这段文字的原意为：
“洪水滔天时代。大鱼浅游地的繁殖之域，已湮没在洪水中，洪水不顾及地上的生命。地域节令以言告神祈福和乐，引退大水凋落大鱼在荒野天祭。大鱼一次又一次繁殖，产生鸟、兽、虫、人活动的繁荣时代，地面就是生命鸟、兽、虫、人陈列的居处，以安居汇合的州域。”（7） 检查文意内容里面没有大禹治水的事迹，所谓的“鲧” 原来是大鱼，所谓的“禹” 原来是“鸟、兽、虫、人” 的总称。后代兴起的大禹治水是人们对这段文字错释文意的产物。 商的祖先有娀最早见于屈原作品《离骚》中：“·····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之佚女。”《淮南子》《吕氏春秋》都说，有娀国有两个美女，年长的叫简狄，她们都住在高台上。后来简狄嫁给帝喾，生商代的祖先契， 后人便把这个有娀认定是商的始祖契。但中国上古时代并不存在有娀国，也不存在所谓的“帝喾”。“有娀” 在先秦时代还不是词组词，它包含了两个单词各自的词义。“有”，州域。“娀”，相助。通“戎“。这句话的原意是：“ 盼望边远军垒隐蔽揭起，出现州域相助的更替军。”（8）从“有娀”衍化成商始祖契是后代文人的加工，使它变成了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商代的始祖契是虚无的，商代先祖玄王契的历史应该质疑。第三、四、五、六节提出了“帝” 和“上帝”命令商汤治国，出现了“商汤伐夏桀”的事迹，还出现了赞颂商王为“天子”的言语。可是，秦始皇帝才是中国的第一个古帝，“上帝” 产生在秦始皇帝统一中国之后，“天国神话” 体系形成后才有象征地面帝王的上帝、天子。“上帝” 是虚无的，虚无的“帝”令商汤治国的事迹虚无。虚无的商汤伐桀的事迹最早隐现于《山海经·大荒西经》： “有人无首，操戈盾立，名曰夏耕之尸。故成汤伐夏桀于章山，克之，斩耕厥前。耕既立，无首，走厥咎，乃降于巫山。” 可是《山海经》是地理文献，并不与历史事迹发生纠葛。 人，人开拓。首，山头。操，操作，执持。戈，割切。音通。盾，盾威。引申为士气、成就。夏，大。《方言》一：“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物之壮大者而爱伟之，谓之夏。”耕，耕作。尸，景像。成，古时田土区划名称。《左传》哀元年：” 有田一成，有众一旅。”《注》：“方十里为成。” 汤，热水，开水。引申为旱涝。桀，小木桩。于，广大。章，大材曰章。克，制胜。斩，断绝。立，建立。乃，于是。降，和同。巫，两人起舞貌。引申为起舞的山。 这段文字的原意是： “有人开拓的地域没有山头，操作割切气势成就这里，名称大耕作景象。过去田土旱涝时砍伐木桩于大材之山，制胜旱涝后，断绝耕作区在它的前面。耕作区既然建立，无山头，避免这里灾难，于是和同起舞的山。”（9） 《诗经》作者没有读通《大荒西经》中的“成汤伐夏桀” 的文意，衍化出商汤伐夏桀的历史事迹来。这段衍化历史出现最早的时代不超过《山海经》成书年代。《山海经》是《秦代中国地理志》，成书年代在秦始皇时期。那么，《商颂》成书年代便可推知了。 讹化的商汤伐夏桀事迹在战国晚期《屈原作品》中曾大量隐现： 《离骚》：“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错铺。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 “汤禹严而求合兮，挚咎繇而能调。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 《九章·怀沙》：“古固有不并兮，岂知其何故也。汤禹久远兮，邈而不可慕也。” 《天问》：“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汤何殛焉。”“何承谋夏桀，终以灭丧。帝乃降观，下逢伊挚。何条放致罚，而黎服大悦。” “水滨之木，彼得小子；夫何恶之，媵有辛之妇，汤出重泉，夫何罪尤。不胜心伐帝，夫谁使挑之。” “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 从表面上看，商汤伐夏桀的事迹确实存在屈原作品中。可是屈原作品属先秦历史文献，叙述的是楚国黔中郡军民反秦复郢斗争史，不与虚无的上古人物事迹发生瓜葛。屈原作品的文句为一字一词一义组合，没有词组词的出现，文字大都使用原意。 汤，热水，开水。引申为炽烈。禹，虫也。此指战旗上的图徽，指代抗秦军队。合，古人打仗曰合。桀，举起。通“揭”。引申为举兵。伐，征伐。帝，音通“地”。殷，众多。 这几段文字的原意是： 《离骚》：“炽烈军队紧急恭敬警戒，反复评抡引导还谋选择。举荐劳苦人还传授形势，遵守法令规定且无偏差。辅佐命运没有隐秘斥责，受民旺气南夷相互辅助。劳役明治连及众多行动，紧扣取得使用退让国土。” “炽烈军队整肃能聚集战，凶猛灾祸徭役能亲征调。扣紧遭受战况洞孔整治，抗秦定用劳役行动中介。” 《九章·怀沙》：“过去原来州域没有平列，和乐主持这里担荷变故，炽烈军队滞留时间长久，久远驻守还无可思慕。” 《天问》：“举兵征伐敌人覆盖山区，抗秦公所取得南夷民心。边境军队戏乐抗秦极力，炽烈担荷抗秦杀敌南夷。” “担荷继承谋画大力起兵，最后连及消除失去国土。黔中军民于是和同军垒，退让迎逢抗秦于是凶猛。担荷条款放置书券惩办，尚且黎民顺从大家喜悦。” “水域临近的人品质纯朴，他们满意那些短暂抚爱。劳役担荷抗秦凶险他们，伴随州域发展他们成家。热烈支持军械粮食金钱，劳役担荷抗秦惩敌突出。未胜利思征讨黔中敌人，劳役暗暗出使挑战征讨。” “教授众多民众命运退让，逐渐辨方正位稳定推行。类推成就这样消亡敌人，消亡敌人作恶于是抗秦。”（10） 破译的屈原作品中也不存在商汤伐夏桀这段神话事迹，《诗经·商颂》所颂的对象是虚无的，《商颂》的历史意义就悬空了。 商代虽有甲骨文于公元1899年在殷墟发现，1904年孙治让著《契文举例》始作考释，1928年后作了多次发掘，先后出土有文字的龟甲、兽骨达十余万片。这些文字都是商王朝利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时，写刻的卜辞和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已发现的甲骨文单字四千五百字左右，可认识的只有一千七百字左右，里面没有涉及到殷商历史的文字，也没有“殷”字“商”字的出现，更见不到汤、纣的王名。地下偶而出土一、二件商代青铜器，上面铸有一、二个铭文，也没有商王的名称。商代虽然客观存在，但无先秦文献可证。唯独《商颂》作者根据《山海经》《屈原作品》中出现的“成汤伐夏桀”词义衍化内容而杜撰出殷商的历史来，它成书的时代当在战国晚期以后的时代了。 《周颂·执竞》：“执竞武王，无竞维烈。不显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钟鼓喤喤，磬筦将将。降福禳穰，降福简简。威仪反反，既醉既饱，福禄来反。” 诗中歌颂了武王的功业，兼美成、康能继承他的事业。 《周颂·思文》：“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尔极。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 这是祭祀周人始祖后稷以配天的乐歌，歌颂了后稷是周人的始祖，揭示出了“帝命” 新概念。 这两首诗代表《周颂》所处的时代。诗中已经出现了“帝”，这个“帝” 被人们认作为“上帝”，那么，它所处的时代已经晚于秦始皇称帝的年代。“后稷” 在《山海经·海内经》中出现：“后稷是播百谷。稷之孙曰叔均，是始作牛耕。” 这个“ 后稷” 它不是周人的始祖，而且，连充当人的资格都没有，因为它不是词组，更不是名词，它包含“后”“稷” 两个单词各自的词义，实指“大地”“谷物”。这几句话的原意是：“大地谷物是播种五谷杂粮。谷物迁徙称作豆类调种，是时开始使用牛耕。” 文意中找不到周人始祖后稷的影子。可见《周颂·思文》的作者捕风捉影，糊乱构思乐歌，竟把“大地谷物” 当作周人的祖先“后稷” 来祭祀。殊不知周代虽然有文字出现，地下偶而也出土几件西周时期的青铜器，上面有几十个或几百个文字，但没有周代历史文献发现，又哪里来的周始祖后稷的事迹呢？虚无的周武王、周文王事迹隐现于战国晚期屈原作品《天问》内容中： “会朝争盟，何践吾期。苍鸟群飞，孰使萃之。到击纣躬，叔旦不嘉。何亲揆发足，周之命以咨嗟。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争遣伐器，何以行之。并驱击翼，何以将之。·····受赐兹醢，西伯上告；何亲就上帝罚，殷之命以不救。师望在肆，昌何识。鼓刀扬声，后何喜。武发杀殷，何所悒。载尸集战，何所急。” 著名楚辞学家黄寿祺、梅桐生根据前人的注释，将这段文字释译成： “八百诸侯甲子会聚誓师，他们如何履行武王约期？将士猛如群鹰飞翔搏击，是谁使他们聚集到一起？周武王砍击纣王的遗体，他这样做周公很不赞许；为什么周公帮武王谋划，等到完成天命时又叹息？上帝把天下授给殷王朝，这王位是根据什么授予？等它成功了又使它灭亡，殷朝的罪过究竟在哪里？八百诸侯争着派遣部队，这些力量他们如何调集？周军并驾齐驱夹击两翼，怎么指挥将士这样出击？······纣王把人肉酱赐给文王，姬昌愤怒便向上帝告状；纣王为何身受上帝惩罚，殷朝命运无法避免灭亡？吕望在朝歌店铺屠牛，周文王如何能够了解他？吕望摆弄屠刀发出声响，文王听到为何满面欢喜？周武王砍下纣王的脑袋，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怒气？载着文王的神主去会战，为什么武王要这样着急？”（11） 这段内容几乎概括了西周时期文王和武王的事迹，也是《周颂》歌颂的主题。可是，两千多年来，竟没有一个人读通它，胡编乱造造出文王和武王的业绩来。什么原因呢？人们把它当作《诗经》一样的诗来读，殊不知《天问》成书在先秦时代，《诗经》成书的时代晚于《天问》，两个时代不同的作品组句的方式是不同的。《诗经》的文句为词组词组合，词组词有约定俗成的词义，因此易读。《天问》的文句为一字一词一义组合，阅读时必须一字一词一义地读，要读出文字原意才能通读内容。 朝，聚会。争，辩论。此指顷襄王二十一年秋，楚王与秦昭王好会于襄陵，商议谋平之事，楚以黔中郡的一半与秦和亲共处，订立盟约。导致顷襄王二十二年秦复拔楚巫、黔中郡、江南地。何，担荷。践，实现，实行。吾，抵御。《墨子·公孟》：“厚攻则厚吾，薄攻则薄吾。期，必，决定。苍，百姓，众民。鸟，战旗上的图徽。指代凶猛军队。群，合群。飞，形容快速，急促。孰，精审。使，派遣，支使。萃，聚集。到，抵达。击，攻打，进攻。纣，马緧。殷，众多。天，命运。下，谦让。帝，音通“地”，古“地” 字。 这段文字的原意是： “适逢聚会辩论和亲盟约，担荷实行抵御秦军决定。民众军队汇合行动快速，精审派遣任务聚集他们。抵达进攻驾御亲身行动，拾取战果日子没有赞美。担荷党援筹度奋发民众，巩固这里差使连及呼唤。教授众多民众命运退让，逐渐辨方正往稳定推行。类推成就这样消亡敌人，消亡敌人作恶于是抗秦。辩论派遣军队征伐敌人，担荷抗秦连及行动这里。一并前进进攻覆蔽敌人，担荷抗秦连及扶助这里。·····应和恩惠这里斗敌残酷，栖息把持边境形势上报。担荷党援成就边境惩敌，众多差使连及不需援助。众人盼望生存极力抗秦，成长担荷抗秦史志记载，击鼓杀敌掀播抗秦声势，国土民众担荷抗秦欢悦。继承抗秦奋发激战众敌，担荷抗秦公所忧郁胜负。充满主事边境垒壁作战，担荷抗秦公所行动疾速。”（12） 从破译的内容来看，只有楚黔中郡军民抗秦的事迹，没有周文王、周武王的影子。所谓的周文王、武王事迹是虚无的，是人们错释《天问》文字原意而衍化出来的。 周朝虽客观存在，但周朝的历史没有先秦文献记载它，也无甲骨文印证。地下偶而出土几片卜骨和几件青铜器，上有几十、上百个文字，也无法说明周代的历史。尽管清道光年间在陕西岐山礼村出土了一件青铜大盂鼎，《大盂鼎铭》上出现了“文王”“武王”，字铭，但它们都不是名词，都包含了两个单词各自的词义。它的原意为“以文德、成就王业”、“以武力、成就王业”，可知周代不存在什么“文王”、“武王”。 而《周颂》的作者将衍化出来的文王、武王尊奉为周朝的开国君主，并作诗加以颂扬。可见《周颂》作者不受主人公虚无，不受时间、空间、条件的限制，展开诗意，尽心颂扬，完全超出了“诗言志” 的格局，变成了纯文学作品的诗歌了。 我们把它当作纯文学诗歌来读是有一定的文学价值，但作为先秦文献来读就不恰当了。然而《尚书》、《左传》、《史记》却把它当作历史文献在引用，虚构了中国上古时代的历史，误导了后人对中国上古历史的概定。 纵观《诗经》文字，大部分是词组词组合，文意约定俗成，它接近西汉早期的文意组合。从《诗·郑风·有女同车》：“有女同车，颜如舜华。” 的“舜” 字字义来看，它指的是木槿树，保留了“舜” 字的原意，没有把“舜” 尊称为古帝，它的时代无疑比《尚书》、《左传》尊“舜” 为古帝的时代要早。从《诗·曹风·候人》：“彼候人兮，何戈与祋。” 的“何” 字字义为“担荷” 词义来看，它保留了先秦文字的原意，与屈原作品中的“何” 字均为“担荷” 是同一个意思，说明它处的时代接近战国晚期。但《诗经》中还出现大量的“何” 字是疑问代词，打下了西汉早期“何” 字字义的烙印。《诗经》正处于“何” 字字义的演化阶段。《尚书》、《左传》中出现的“何” 均为疑问代词，推知《诗经》成书的年代早于《尚书》和《左传》。从《诗经·郑风·将仲子》：“将仲子兮，无逾我里。” 的“里” 字字义来看，它与战国晚期成书的《山海经》中的“里” 作“村落” 是同一个字意，又表明它成书的年代接近战国晚期。从《诗·小雅·六月》：“维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 中的“里” 字字义来看，它表示的“里程”，又不符合先秦“里” 为“村落” 的概念，它打下了汉代由“村落”过渡到“里程” 的烙印。《诗·卫风·硕人》：“硕人敖敖，说于农郊。”《诗·周颂·噫嘻》：“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 “农“是这里出现的新名词。先秦时代没有“农” 字，它是由《山海经》中的“龙” 字 演化而来的。 《海外南经》：“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 《海外西经》：“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两龙。” 《海外东经》：“东方苟芒，鸟身人面，乘两龙。” “龙” 在《山海经》中 是什么呢？从现代汉语的角度来看，它是可以乘着人飞翔的神兽，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善变化能兴云雨利万物的神异动物，为鳞虫之长。从先秦古汉语的角度来看，它却不是可乘的神物，而是针对“乘” 来说的“龙田”。“乘” 的原意为古代的井田。《礼·郊特牲》：“唯社丘乘共粢盛。”《注》：“丘，十六井也；四丘六十四井曰甸，或谓之乘。乘者，以於车赋，出长毂一乘。”“龙” 是合成字， 古汉语写作“龍”， 本是象形会意字，由“立”“月”“曲折土地形” 图案组成，原意为“成就的月形曲折土地”，实指“垅田” 本意。先秦时代的“垅田” 就称“龙”。“龙” 即“垅田”、“农田”。其实，“农” 就是“龙”。“农” 是会意组合字，它由“曲”“辰” 组成。“曲”字就是井田的造型，“辰”，星，星土。“曲”“辰” 合成“农” 字，它的原意是“井田之地”。古代“龙”“农” 音同义同，互为借代。可见“龙” 在先秦古汉语中并非指某种奇异的动物，而是中国早期农业形态的表述或泛称。（13） 经破译，这几段文字的原意是： “南方是祈福和乐之地，地形为兽形山展现在人的面前，耕地为开垦的垅田。” “西方是卧止之草收获之域，左边有委蛇的山地，田土为开拓的垅田。” “东方是弯曲茅草之域，为兽形山展现在人的面前，田土为开拓的垅田。”（14） 这个顺理成章的破译揭示了先秦时代“龙” 的原型为垅田，也就是农田。先秦时代称“龙” 为“垅田”，称种田人为“田正” 或“夫”。自汉代起，约定俗成将“垅田” 称作“农田”，种田的人称为“农夫”。“龙” 脱离了原始字义，变成了虚形的神物，在《诗·唐风·小戎》：“小戎俴收，·····龙盾之合，······”《诗·小雅·蓼萧》：“蓼彼萧斯，·····既见君子，为龙为光。······” 中的“龙” 已不是“垅田” 的概念了，它被神化成能腾空起舞的神物了，变成了“神龙” 的专用名词了。这个演变需要时间的推移，其时代当在《山海经》成书年代之后，最早也不超过秦汉之际。 《诗·小雅·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揭示了《诗经》成书的地理条件和时间。商周时代的历史谁也搞不清楚，谈不上国家大统一。春秋战国时代兼并盛行，中国没有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朝廷，没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的社会。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中国才有大统一的局面，才谈得上“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然而，秦始皇帝称帝后只有三十三年就被汉高祖刘邦取而代之了，自此，中国才有真正大统一的国土，才可能称得上“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的社会。因此，才可能有“歌舞升平“的《诗经》问世。 《左传》文公十四年载：“郑伯与公宴于棐，子家赋《鸿雁》，文子赋《四月》，子家赋《载驰》之四章。文子赋《采薇》之四章。郑伯拜。公答拜。”（见《诗经·小雅》、《诗经·鄘风》篇）襄公二十九年：“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 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 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 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 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 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 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 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以德辅此，则明主也。’ 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其忧之远也？令德之后，维能若是？’ 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 自郐以下无讥焉。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 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其文王之德乎！’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攜，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宜，施而不费，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从所引的内容来看，《左传》时代的人已经熟读《诗经》。但从《诗经》丰富的内容来看，它已经突破了先秦时代“诗言志” 的格局，由史志类型的诗衍化成后代的纯文学诗赋了。因为，诗中涉及的史迹完全是经过人工加工而美化的言语，史料性甚微，而《尚书》、《左传》竟把它作历史文献大量引用，深化，构筑了《尚书》和《左传》商、周历史史迹的主线。《左传》作者所引的《尚书》和《诗经》都是已经成型的书，书有正式书名，篇有篇名，《左传》不但引用《尚书》、《诗经》内容，而且引用了书名和大量篇名。 1973年12月，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了一批具有历史价值的古代帛书，共十二万言，经整理，可以看出大部分是已经失传了一两千年的古佚书，内容涉及到先秦时代历史、哲学思想、天文、地理、军事、医学等。《帛书》破坏比较严重，但基本已经复原。奇怪的是，洋洋十二万言的古佚书，十五大目、四十分目均没有标题。（15）此墓下葬的年代在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帛书》抄写的年代当在墓主人在生的年代。可知先秦时代的古书一般是没有标题的，流传下来的古籍，标题篇名基本上都是后人整理古籍时编目的。而《左传》所引的《尚书》和《诗经》都有规范的书名和篇名。以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没有书名和篇名的时间为准，《尚书》和《诗经》的成书年代不超过汉文帝前元十二年。 在此之前，《诗经》中的《诗》可能已经存在，但从内容来看，它在“帝”“上帝”“天帝”“天子” 形成之后，也就是秦始皇帝称帝以后的时代，在黄帝、炎帝、尧、舜、禹帝形成之前，也就是说它的成书年代在《尚书》和《左传》的前面。《尚书》和《左传》都是西汉早期成书的产物，《诗经》成书的年代略早。 注释： [1]张中一《屈原作品破译·序
》
吉林大学出版社 [２]张中一《屈原作品研究方法觅踪》 《中国文学研究》 2006年1期 [3]张建 张中一《山海经图校与破译》作家出版社 2003年11月出版 [4]张中一 [5]张中一 [6]金启华《诗经全译》 [7]张建 张中一《山海经图校与破译》作家出版社 2003年11月出版 [8]、[10]、[12]张中一《屈原作品破译》吉林大学出版社 [9]、[14]张建 张中一《山海经图校与破译》作家出版社 2003年11月出版 [11]黄寿祺、梅桐生《楚辞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 [13]张建《中国神龙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5年3期 [15]张中一
《屈原新考》中国文史出版社
《诗经》成书年代考证
《诗经》原名《诗》，或称《诗三百》。汉代才称为《诗经》的。《诗经》一共有三百零五篇，传统分法为《风》（十五国国风）、《雅》（《小雅》、《大雅》））、《颂》（《周颂》、《鲁颂》、《商颂》）三个部分。《风》是地方土调，《雅》是所谓正声（朝廷的乐调），《颂》是庙堂乐章。《诗经》所反映的历史时代，为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公元前六世纪左右，也即自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共五百年。人们一致公认它是我国最早的诗集，成书年代当在春秋。《左传》和《尚书》很多地方都引用了《诗》和诗中的商、周历史，证明它的时代要早于《左传》和《尚书》成书的年代，它对我国上古历史的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我们要考证《诗》的年代和《诗》的成书年代。 《诗·周南·关雎》：“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这是《诗·国风》的第一首诗，也是《诗经》的代表作。细细品味，这是男子慕恋女子，想和他结成伴侣的恋歌。它是四字句，共五节，借睢鸠欢叫而抒情，情意缠绵，由想慕而深入爱慕，是典型的爱情诗。这首诗既可朗诵又可歌唱。《书·舜典》：“诗言志，歌永言。” 说“诗” 是言“志” 的，“歌” 是“讽诵言辞”的。所谓的“言志” 是指“记载史志” 事迹的。然而，《关雎》纯属爱情诗，不具备先秦古诗内容的格局，它进入了“诗”发展的阶段，接近现代诗的模式了。上古文字是用来记事的，谈不上用来抒情。像这种诗不可能刻在青铜器上或书写在竹简、帛书上在社会上流传，镌刻青铜器上成本太高，书写在竹简或帛书上一次也只能写一篇,流传范围很小，没有现实意义，这种纯文学的诗歌在先秦时代是很难存在下来的。有人说，屈原的作品也是先秦时代的诗，而且篇幅很长，它为什么会流传下来？这是因为屈原所处的时代属战国晚期了，这个时期盛行成册(策) 的简书和帛书,他的“诗” 是《楚国黔中郡军民反秦复郢斗争史志》（1），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史志》是应该长期保存下来的。可是，人们读了两千多年，竟没有一个人能读通它。因为它保存了先秦诗用词的古朴。如《天问》：“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象，何以识之。明明暗暗，惟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圆则九重，孰营度之。惟兹何功，孰初作之。······” 后人很难知道它说了些什么？就是望文生义也生不出合符情理的内容来。只有通过一字一词一义地考释才能复原它的原意。（2） 可是《关睢》的内容几乎不需要什么注释，诗意就雀跃在纸上。它们的文句组合都是四字句，又都是古代的诗，为什么《天问》读不通？而《关雎》又如此容易通读，只能说明《天问》保存了先秦文字的原意，时间久远，人们还没有找到通读的方法，因此读不通。《关睢》成文的时代晚，原始词义起了变化，变成后代约定俗成的词义了。比如《关睢》的用词采用了词组词组合，“关关”、“睢鸠”“窈窕”“淑女”“君子”“参差”“荇菜”“寤寐”“悠哉”“辗转”“反侧”“左右”“采之”“琴瑟”“钟鼓”“乐之” 等都是约定俗成的词组，它有着俗成的词义，谁都清楚它的诗意。《天问》为一字一词一义组合的句子，文字都使用原意或引申义，如果你不懂文字的原意或引申义，句子内容是无法通读的，它表现的正是先秦文字的古朴。而《关睢》已经丧失了这种文句的组合，向着通俗的词组词义发展，只能证明《关睢》成书的年代晚于《天问》成书的年代。再如“琴瑟” 在《关雎》里是约定俗成的两种乐器名词，而在战国晚期成书的《山海经·大荒东经》：“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 中出现的“琴瑟” 却不是乐器名称。“琴”，是“高大” 的形容词。此指冢墓。“瑟”，庄严貌。《海内经》：“帝俊生晏龙，晏龙是为琴瑟。”中 的“琴瑟” 指“生产大堆粮食的基地”，也见不到乐器的影子。因为这个时期中国上古时代尚未发明这种乐器，又哪里来的琴、瑟乐器呢？而《关睢》中却出现了约定俗成的“琴、瑟”乐器名，只能说明《关睢》的成书年代晚于战国晚期《山海经》的成书年代。《诗·大雅·旱麓》：“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诗·卫风·淇奥》：“瑟兮僩兮，赫兮咺兮。”“瑟” 又不是乐器，它“众多貌” 和“庄严貌的形容词，保留着先秦“瑟” 字的原意，又说明“瑟” 在《诗经》中已是个多义词，它的时代虽然晚于战国晚期《山海经》的成书年代，当与战国晚期相距不远，可见《关睢》成书的年代不会早于战国晚期。 《周颂·思文》：“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尔极，贻我来牟，帝命率有。······” 《小雅·菀柳》：“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无自暱焉。俾予靖之，后予极焉。有菀者柳，不尚愒焉。上帝甚蹈，无自瘵焉。俾予靖之，后予迈焉。·····” 《小雅·采菽》：“·····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纾，天子所予。乐只君子，天子命之。乐只君子，福禄申之。······” 在《诗经》中出现“帝”、“上帝”、“天子” 的篇章是比较多的，它打下了时代的烙印。帝，在《山海经》与《屈原作品》中还不是古帝，它音通“地”，是“地方” 的专称。如《山海经》中的“黄帝“指” 黄土大地，“炎帝” 指“炎热大地”，“帝尧” 指地方的高山，“帝舜” 指地方的美山，“帝喾” 指地方产禽兽的山，“帝颛顼” 指地方善良失意的民众。（3）屈原作品中出现很多“帝” 字，如《离骚》：“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中的“帝” 指“地方”，音通。《九章·惜诵》：“令五帝使折中兮”中的“五帝”，指纵横大地。·····没有一个“帝” 字有古帝的含义。（4）这说明《山海经》与《屈原作品》成书的时代中国还没有古帝出现。秦始皇是中国第一个古帝，秦始皇帝以前中国并无古帝存在，如果有，秦赢政就不可能自称“始皇帝”了。天宫是地面朝廷的缩影，只有地面出现中央集权的朝廷，才可能出现反映地面朝廷的天宫、天帝，上帝、天神是地面朝廷“皇帝”、“官员” 的升华。没有秦统一中国的中央集权朝廷，就不可能出现反映地面朝廷“皇帝”“官员” 的“上帝”、“天神”。“天宫神话体系”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的产物。在出现“天宫神话体系”后，地面的“帝皇” 才可能自称“天帝的儿子”，社会上才可能有“天子” 一词的出现。（5）可见“帝、上帝、天子” 产生的时代不超过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年代，当为秦汉之交的产物。那么，《诗经》成书的年代放在战国晚期就更不合理了。 我们用《商颂·长发》来检验《诗·颂》涉及的内容及成书的年代。 《长发》：“濬哲维商，长发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幅陨既长，有娥方将，帝立子生商。玄王桓拨，受小国是达，受大国是达。率履不越，遂视既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帝命不违，至于汤齐。汤降不迟，圣敬日跻，昭假迟迟，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围。受小球大球，为下国缀旒。何天之休，不竞不絿，不刚不柔，敷政优优，百禄是遒。受小共大共，为下国骏厖。何天之龙，不震不动，不戁不竦，敷奏其勇，百禄是总。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苞有蘖，莫遂莫达，九有有截。韦顾既伐，昆吾夏桀。昔在中叶，有震且业，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 这篇诗写商之祖先契的诞生及其立国，又写相土的威武，而重点则铺写汤的功业，伐桀而有天下，并得贤相伊尹。（6）诗的第一、二节提出了大禹治水和商的祖先有娀契的诞生。讹化的大禹治水事迹最早隐现在《山海经·海内经》的结尾：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鲧，《说文》：“鲧，鱼也。从鱼系声。” 此指大鱼。窃，浅游。帝，音通地。息，生息，繁殖。令，时节。古代以十二个月分别记述应该施行的政令，叫月令。此引申为“地域节令。” 祝，祈福。融，和乐。杀，凋落。通“煞”。《诗·豳风·鸱鴞》：“予羽谯谯，予尾翛翛。”《传》：“谯谯，杀也；翛翛，敝也。” 羽，荒野。郊，天祭。复，反复。生，产生。禹，《说文》：“禹，虫也，从禸象形。” 泛指生命。禽为羽虫，兽为毛虫，龟为甲虫，鱼为鳞虫，人为倮虫。见《大戴礼·曾天子圆》。卒，尽也。布，陈列，布置。定，奠定。九，汇合。通“鸠”。州，聚集。 这段文字的原意为：
“洪水滔天时代。大鱼浅游地的繁殖之域，已湮没在洪水中，洪水不顾及地上的生命。地域节令以言告神祈福和乐，引退大水凋落大鱼在荒野天祭。大鱼一次又一次繁殖，产生鸟、兽、虫、人活动的繁荣时代，地面就是生命鸟、兽、虫、人陈列的居处，以安居汇合的州域。”（7） 检查文意内容里面没有大禹治水的事迹，所谓的“鲧” 原来是大鱼，所谓的“禹” 原来是“鸟、兽、虫、人” 的总称。后代兴起的大禹治水是人们对这段文字错释文意的产物。 商的祖先有娀最早见于屈原作品《离骚》中：“·····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之佚女。”《淮南子》《吕氏春秋》都说，有娀国有两个美女，年长的叫简狄，她们都住在高台上。后来简狄嫁给帝喾，生商代的祖先契， 后人便把这个有娀认定是商的始祖契。但中国上古时代并不存在有娀国，也不存在所谓的“帝喾”。“有娀” 在先秦时代还不是词组词，它包含了两个单词各自的词义。“有”，州域。“娀”，相助。通“戎“。这句话的原意是：“ 盼望边远军垒隐蔽揭起，出现州域相助的更替军。”（8）从“有娀”衍化成商始祖契是后代文人的加工，使它变成了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商代的始祖契是虚无的，商代先祖玄王契的历史应该质疑。第三、四、五、六节提出了“帝” 和“上帝”命令商汤治国，出现了“商汤伐夏桀”的事迹，还出现了赞颂商王为“天子”的言语。可是，秦始皇帝才是中国的第一个古帝，“上帝” 产生在秦始皇帝统一中国之后，“天国神话” 体系形成后才有象征地面帝王的上帝、天子。“上帝” 是虚无的，虚无的“帝”令商汤治国的事迹虚无。虚无的商汤伐桀的事迹最早隐现于《山海经·大荒西经》： “有人无首，操戈盾立，名曰夏耕之尸。故成汤伐夏桀于章山，克之，斩耕厥前。耕既立，无首，走厥咎，乃降于巫山。” 可是《山海经》是地理文献，并不与历史事迹发生纠葛。 人，人开拓。首，山头。操，操作，执持。戈，割切。音通。盾，盾威。引申为士气、成就。夏，大。《方言》一：“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物之壮大者而爱伟之，谓之夏。”耕，耕作。尸，景像。成，古时田土区划名称。《左传》哀元年：” 有田一成，有众一旅。”《注》：“方十里为成。” 汤，热水，开水。引申为旱涝。桀，小木桩。于，广大。章，大材曰章。克，制胜。斩，断绝。立，建立。乃，于是。降，和同。巫，两人起舞貌。引申为起舞的山。 这段文字的原意是： “有人开拓的地域没有山头，操作割切气势成就这里，名称大耕作景象。过去田土旱涝时砍伐木桩于大材之山，制胜旱涝后，断绝耕作区在它的前面。耕作区既然建立，无山头，避免这里灾难，于是和同起舞的山。”（9） 《诗经》作者没有读通《大荒西经》中的“成汤伐夏桀” 的文意，衍化出商汤伐夏桀的历史事迹来。这段衍化历史出现最早的时代不超过《山海经》成书年代。《山海经》是《秦代中国地理志》，成书年代在秦始皇时期。那么，《商颂》成书年代便可推知了。 讹化的商汤伐夏桀事迹在战国晚期《屈原作品》中曾大量隐现： 《离骚》：“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错铺。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 “汤禹严而求合兮，挚咎繇而能调。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 《九章·怀沙》：“古固有不并兮，岂知其何故也。汤禹久远兮，邈而不可慕也。” 《天问》：“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汤何殛焉。”“何承谋夏桀，终以灭丧。帝乃降观，下逢伊挚。何条放致罚，而黎服大悦。” “水滨之木，彼得小子；夫何恶之，媵有辛之妇，汤出重泉，夫何罪尤。不胜心伐帝，夫谁使挑之。” “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 从表面上看，商汤伐夏桀的事迹确实存在屈原作品中。可是屈原作品属先秦历史文献，叙述的是楚国黔中郡军民反秦复郢斗争史，不与虚无的上古人物事迹发生瓜葛。屈原作品的文句为一字一词一义组合，没有词组词的出现，文字大都使用原意。 汤，热水，开水。引申为炽烈。禹，虫也。此指战旗上的图徽，指代抗秦军队。合，古人打仗曰合。桀，举起。通“揭”。引申为举兵。伐，征伐。帝，音通“地”。殷，众多。 这几段文字的原意是： 《离骚》：“炽烈军队紧急恭敬警戒，反复评抡引导还谋选择。举荐劳苦人还传授形势，遵守法令规定且无偏差。辅佐命运没有隐秘斥责，受民旺气南夷相互辅助。劳役明治连及众多行动，紧扣取得使用退让国土。” “炽烈军队整肃能聚集战，凶猛灾祸徭役能亲征调。扣紧遭受战况洞孔整治，抗秦定用劳役行动中介。” 《九章·怀沙》：“过去原来州域没有平列，和乐主持这里担荷变故，炽烈军队滞留时间长久，久远驻守还无可思慕。” 《天问》：“举兵征伐敌人覆盖山区，抗秦公所取得南夷民心。边境军队戏乐抗秦极力，炽烈担荷抗秦杀敌南夷。” “担荷继承谋画大力起兵，最后连及消除失去国土。黔中军民于是和同军垒，退让迎逢抗秦于是凶猛。担荷条款放置书券惩办，尚且黎民顺从大家喜悦。” “水域临近的人品质纯朴，他们满意那些短暂抚爱。劳役担荷抗秦凶险他们，伴随州域发展他们成家。热烈支持军械粮食金钱，劳役担荷抗秦惩敌突出。未胜利思征讨黔中敌人，劳役暗暗出使挑战征讨。” “教授众多民众命运退让，逐渐辨方正位稳定推行。类推成就这样消亡敌人，消亡敌人作恶于是抗秦。”（10） 破译的屈原作品中也不存在商汤伐夏桀这段神话事迹，《诗经·商颂》所颂的对象是虚无的，《商颂》的历史意义就悬空了。 商代虽有甲骨文于公元1899年在殷墟发现，1904年孙治让著《契文举例》始作考释，1928年后作了多次发掘，先后出土有文字的龟甲、兽骨达十余万片。这些文字都是商王朝利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时，写刻的卜辞和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已发现的甲骨文单字四千五百字左右，可认识的只有一千七百字左右，里面没有涉及到殷商历史的文字，也没有“殷”字“商”字的出现，更见不到汤、纣的王名。地下偶而出土一、二件商代青铜器，上面铸有一、二个铭文，也没有商王的名称。商代虽然客观存在，但无先秦文献可证。唯独《商颂》作者根据《山海经》《屈原作品》中出现的“成汤伐夏桀”词义衍化内容而杜撰出殷商的历史来，它成书的时代当在战国晚期以后的时代了。 《周颂·执竞》：“执竞武王，无竞维烈。不显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钟鼓喤喤，磬筦将将。降福禳穰，降福简简。威仪反反，既醉既饱，福禄来反。” 诗中歌颂了武王的功业，兼美成、康能继承他的事业。 《周颂·思文》：“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尔极。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 这是祭祀周人始祖后稷以配天的乐歌，歌颂了后稷是周人的始祖，揭示出了“帝命” 新概念。 这两首诗代表《周颂》所处的时代。诗中已经出现了“帝”，这个“帝” 被人们认作为“上帝”，那么，它所处的时代已经晚于秦始皇称帝的年代。“后稷” 在《山海经·海内经》中出现：“后稷是播百谷。稷之孙曰叔均，是始作牛耕。” 这个“ 后稷” 它不是周人的始祖，而且，连充当人的资格都没有，因为它不是词组，更不是名词，它包含“后”“稷” 两个单词各自的词义，实指“大地”“谷物”。这几句话的原意是：“大地谷物是播种五谷杂粮。谷物迁徙称作豆类调种，是时开始使用牛耕。” 文意中找不到周人始祖后稷的影子。可见《周颂·思文》的作者捕风捉影，糊乱构思乐歌，竟把“大地谷物” 当作周人的祖先“后稷” 来祭祀。殊不知周代虽然有文字出现，地下偶而也出土几件西周时期的青铜器，上面有几十个或几百个文字，但没有周代历史文献发现，又哪里来的周始祖后稷的事迹呢？虚无的周武王、周文王事迹隐现于战国晚期屈原作品《天问》内容中： “会朝争盟，何践吾期。苍鸟群飞，孰使萃之。到击纣躬，叔旦不嘉。何亲揆发足，周之命以咨嗟。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争遣伐器，何以行之。并驱击翼，何以将之。·····受赐兹醢，西伯上告；何亲就上帝罚，殷之命以不救。师望在肆，昌何识。鼓刀扬声，后何喜。武发杀殷，何所悒。载尸集战，何所急。” 著名楚辞学家黄寿祺、梅桐生根据前人的注释，将这段文字释译成： “八百诸侯甲子会聚誓师，他们如何履行武王约期？将士猛如群鹰飞翔搏击，是谁使他们聚集到一起？周武王砍击纣王的遗体，他这样做周公很不赞许；为什么周公帮武王谋划，等到完成天命时又叹息？上帝把天下授给殷王朝，这王位是根据什么授予？等它成功了又使它灭亡，殷朝的罪过究竟在哪里？八百诸侯争着派遣部队，这些力量他们如何调集？周军并驾齐驱夹击两翼，怎么指挥将士这样出击？······纣王把人肉酱赐给文王，姬昌愤怒便向上帝告状；纣王为何身受上帝惩罚，殷朝命运无法避免灭亡？吕望在朝歌店铺屠牛，周文王如何能够了解他？吕望摆弄屠刀发出声响，文王听到为何满面欢喜？周武王砍下纣王的脑袋，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怒气？载着文王的神主去会战，为什么武王要这样着急？”（11） 这段内容几乎概括了西周时期文王和武王的事迹，也是《周颂》歌颂的主题。可是，两千多年来，竟没有一个人读通它，胡编乱造造出文王和武王的业绩来。什么原因呢？人们把它当作《诗经》一样的诗来读，殊不知《天问》成书在先秦时代，《诗经》成书的时代晚于《天问》，两个时代不同的作品组句的方式是不同的。《诗经》的文句为词组词组合，词组词有约定俗成的词义，因此易读。《天问》的文句为一字一词一义组合，阅读时必须一字一词一义地读，要读出文字原意才能通读内容。 朝，聚会。争，辩论。此指顷襄王二十一年秋，楚王与秦昭王好会于襄陵，商议谋平之事，楚以黔中郡的一半与秦和亲共处，订立盟约。导致顷襄王二十二年秦复拔楚巫、黔中郡、江南地。何，担荷。践，实现，实行。吾，抵御。《墨子·公孟》：“厚攻则厚吾，薄攻则薄吾。期，必，决定。苍，百姓，众民。鸟，战旗上的图徽。指代凶猛军队。群，合群。飞，形容快速，急促。孰，精审。使，派遣，支使。萃，聚集。到，抵达。击，攻打，进攻。纣，马緧。殷，众多。天，命运。下，谦让。帝，音通“地”，古“地” 字。 这段文字的原意是： “适逢聚会辩论和亲盟约，担荷实行抵御秦军决定。民众军队汇合行动快速，精审派遣任务聚集他们。抵达进攻驾御亲身行动，拾取战果日子没有赞美。担荷党援筹度奋发民众，巩固这里差使连及呼唤。教授众多民众命运退让，逐渐辨方正往稳定推行。类推成就这样消亡敌人，消亡敌人作恶于是抗秦。辩论派遣军队征伐敌人，担荷抗秦连及行动这里。一并前进进攻覆蔽敌人，担荷抗秦连及扶助这里。·····应和恩惠这里斗敌残酷，栖息把持边境形势上报。担荷党援成就边境惩敌，众多差使连及不需援助。众人盼望生存极力抗秦，成长担荷抗秦史志记载，击鼓杀敌掀播抗秦声势，国土民众担荷抗秦欢悦。继承抗秦奋发激战众敌，担荷抗秦公所忧郁胜负。充满主事边境垒壁作战，担荷抗秦公所行动疾速。”（12） 从破译的内容来看，只有楚黔中郡军民抗秦的事迹，没有周文王、周武王的影子。所谓的周文王、武王事迹是虚无的，是人们错释《天问》文字原意而衍化出来的。 周朝虽客观存在，但周朝的历史没有先秦文献记载它，也无甲骨文印证。地下偶而出土几片卜骨和几件青铜器，上有几十、上百个文字，也无法说明周代的历史。尽管清道光年间在陕西岐山礼村出土了一件青铜大盂鼎，《大盂鼎铭》上出现了“文王”“武王”，字铭，但它们都不是名词，都包含了两个单词各自的词义。它的原意为“以文德、成就王业”、“以武力、成就王业”，可知周代不存在什么“文王”、“武王”。 而《周颂》的作者将衍化出来的文王、武王尊奉为周朝的开国君主，并作诗加以颂扬。可见《周颂》作者不受主人公虚无，不受时间、空间、条件的限制，展开诗意，尽心颂扬，完全超出了“诗言志” 的格局，变成了纯文学作品的诗歌了。 我们把它当作纯文学诗歌来读是有一定的文学价值，但作为先秦文献来读就不恰当了。然而《尚书》、《左传》、《史记》却把它当作历史文献在引用，虚构了中国上古时代的历史，误导了后人对中国上古历史的概定。 纵观《诗经》文字，大部分是词组词组合，文意约定俗成，它接近西汉早期的文意组合。从《诗·郑风·有女同车》：“有女同车，颜如舜华。” 的“舜” 字字义来看，它指的是木槿树，保留了“舜” 字的原意，没有把“舜” 尊称为古帝，它的时代无疑比《尚书》、《左传》尊“舜” 为古帝的时代要早。从《诗·曹风·候人》：“彼候人兮，何戈与祋。” 的“何” 字字义为“担荷” 词义来看，它保留了先秦文字的原意，与屈原作品中的“何” 字均为“担荷” 是同一个意思，说明它处的时代接近战国晚期。但《诗经》中还出现大量的“何” 字是疑问代词，打下了西汉早期“何” 字字义的烙印。《诗经》正处于“何” 字字义的演化阶段。《尚书》、《左传》中出现的“何” 均为疑问代词，推知《诗经》成书的年代早于《尚书》和《左传》。从《诗经·郑风·将仲子》：“将仲子兮，无逾我里。” 的“里” 字字义来看，它与战国晚期成书的《山海经》中的“里” 作“村落” 是同一个字意，又表明它成书的年代接近战国晚期。从《诗·小雅·六月》：“维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 中的“里” 字字义来看，它表示的“里程”，又不符合先秦“里” 为“村落” 的概念，它打下了汉代由“村落”过渡到“里程” 的烙印。《诗·卫风·硕人》：“硕人敖敖，说于农郊。”《诗·周颂·噫嘻》：“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 “农“是这里出现的新名词。先秦时代没有“农” 字，它是由《山海经》中的“龙” 字 演化而来的。 《海外南经》：“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 《海外西经》：“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两龙。” 《海外东经》：“东方苟芒，鸟身人面，乘两龙。” “龙” 在《山海经》中 是什么呢？从现代汉语的角度来看，它是可以乘着人飞翔的神兽，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善变化能兴云雨利万物的神异动物，为鳞虫之长。从先秦古汉语的角度来看，它却不是可乘的神物，而是针对“乘” 来说的“龙田”。“乘” 的原意为古代的井田。《礼·郊特牲》：“唯社丘乘共粢盛。”《注》：“丘，十六井也；四丘六十四井曰甸，或谓之乘。乘者，以於车赋，出长毂一乘。”“龙” 是合成字， 古汉语写作“龍”， 本是象形会意字，由“立”“月”“曲折土地形” 图案组成，原意为“成就的月形曲折土地”，实指“垅田” 本意。先秦时代的“垅田” 就称“龙”。“龙” 即“垅田”、“农田”。其实，“农” 就是“龙”。“农” 是会意组合字，它由“曲”“辰” 组成。“曲”字就是井田的造型，“辰”，星，星土。“曲”“辰” 合成“农” 字，它的原意是“井田之地”。古代“龙”“农” 音同义同，互为借代。可见“龙” 在先秦古汉语中并非指某种奇异的动物，而是中国早期农业形态的表述或泛称。（13） 经破译，这几段文字的原意是： “南方是祈福和乐之地，地形为兽形山展现在人的面前，耕地为开垦的垅田。” “西方是卧止之草收获之域，左边有委蛇的山地，田土为开拓的垅田。” “东方是弯曲茅草之域，为兽形山展现在人的面前，田土为开拓的垅田。”（14） 这个顺理成章的破译揭示了先秦时代“龙” 的原型为垅田，也就是农田。先秦时代称“龙” 为“垅田”，称种田人为“田正” 或“夫”。自汉代起，约定俗成将“垅田” 称作“农田”，种田的人称为“农夫”。“龙” 脱离了原始字义，变成了虚形的神物，在《诗·唐风·小戎》：“小戎俴收，·····龙盾之合，······”《诗·小雅·蓼萧》：“蓼彼萧斯，·····既见君子，为龙为光。······” 中的“龙” 已不是“垅田” 的概念了，它被神化成能腾空起舞的神物了，变成了“神龙” 的专用名词了。这个演变需要时间的推移，其时代当在《山海经》成书年代之后，最早也不超过秦汉之际。 《诗·小雅·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揭示了《诗经》成书的地理条件和时间。商周时代的历史谁也搞不清楚，谈不上国家大统一。春秋战国时代兼并盛行，中国没有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朝廷，没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的社会。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中国才有大统一的局面，才谈得上“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然而，秦始皇帝称帝后只有三十三年就被汉高祖刘邦取而代之了，自此，中国才有真正大统一的国土，才可能称得上“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的社会。因此，才可能有“歌舞升平“的《诗经》问世。 《左传》文公十四年载：“郑伯与公宴于棐，子家赋《鸿雁》，文子赋《四月》，子家赋《载驰》之四章。文子赋《采薇》之四章。郑伯拜。公答拜。”（见《诗经·小雅》、《诗经·鄘风》篇）襄公二十九年：“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 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 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 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 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 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 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 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以德辅此，则明主也。’ 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其忧之远也？令德之后，维能若是？’ 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 自郐以下无讥焉。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 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其文王之德乎！’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攜，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宜，施而不费，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从所引的内容来看，《左传》时代的人已经熟读《诗经》。但从《诗经》丰富的内容来看，它已经突破了先秦时代“诗言志” 的格局，由史志类型的诗衍化成后代的纯文学诗赋了。因为，诗中涉及的史迹完全是经过人工加工而美化的言语，史料性甚微，而《尚书》、《左传》竟把它作历史文献大量引用，深化，构筑了《尚书》和《左传》商、周历史史迹的主线。《左传》作者所引的《尚书》和《诗经》都是已经成型的书，书有正式书名，篇有篇名，《左传》不但引用《尚书》、《诗经》内容，而且引用了书名和大量篇名。 1973年12月，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了一批具有历史价值的古代帛书，共十二万言，经整理，可以看出大部分是已经失传了一两千年的古佚书，内容涉及到先秦时代历史、哲学思想、天文、地理、军事、医学等。《帛书》破坏比较严重，但基本已经复原。奇怪的是，洋洋十二万言的古佚书，十五大目、四十分目均没有标题。（15）此墓下葬的年代在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帛书》抄写的年代当在墓主人在生的年代。可知先秦时代的古书一般是没有标题的，流传下来的古籍，标题篇名基本上都是后人整理古籍时编目的。而《左传》所引的《尚书》和《诗经》都有规范的书名和篇名。以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没有书名和篇名的时间为准，《尚书》和《诗经》的成书年代不超过汉文帝前元十二年。 在此之前，《诗经》中的《诗》可能已经存在，但从内容来看，它在“帝”“上帝”“天帝”“天子” 形成之后，也就是秦始皇帝称帝以后的时代，在黄帝、炎帝、尧、舜、禹帝形成之前，也就是说它的成书年代在《尚书》和《左传》的前面。《尚书》和《左传》都是西汉早期成书的产物，《诗经》成书的年代略早。 注释： [1]张中一《屈原作品破译·序
》
吉林大学出版社 [２]张中一《屈原作品研究方法觅踪》 《中国文学研究》 2006年1期 [3]张建 张中一《山海经图校与破译》作家出版社 2003年11月出版 [4]张中一 [5]张中一 [6]金启华《诗经全译》 [7]张建 张中一《山海经图校与破译》作家出版社 2003年11月出版 [8]、[10]、[12]张中一《屈原作品破译》吉林大学出版社 [9]、[14]张建 张中一《山海经图校与破译》作家出版社 2003年11月出版 [11]黄寿祺、梅桐生《楚辞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 [13]张建《中国神龙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5年3期 [15]张中一
《屈原新考》中国文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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