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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论李白故里 安志宏（天水市政协副主席）
摘要：公元759年，杜甫弃官由华州到秦州，其内心世界是复杂的。杜甫在《秦州杂诗二十首》开篇句中已经明确无误地道出了他西行的缘由：“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满目悲生事”是导致诗人“弃官”的原因；“因人”则是诗人选择“西行”和 “之秦”的缘由。“因人”中的“人”有三层含义，但其重点是“神恋”中的挚友李白。
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7月，诗人杜甫在任华州司功参军仅一年后，即弃官由华州翻越陇山，寓居秦州，开始他漫长的流寓生涯。他在秦州的三个多月中，遍游秦州山川胜迹，寻访民情风俗，写下了119首脍炙人口的陇右诗，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目前，学术界对杜甫是“弃官”还是“罢官”存有疑义；传统的说法认为：杜甫流寓秦州是因为生计所迫，来投靠堂侄杜佐的。笔者认为：由于史书记载简略，从中无法深入了解杜甫当年弃官远游秦州的初衷，因此，我们只能结合诗人所处的历史背景，从杜甫所作陇右诗中考察其复杂的内心世界，来得出符合历史事实的答案。事实上，杜甫在《秦州杂诗二十首》开篇句中已经明确无误地道出了他弃官西行的缘由：“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如果说诗人因“满目悲生事”而“弃官”，那么“因人”则是诗人选择“西行”和“之秦”的主要原因，本文拟从杜甫弃官和流寓秦州两个方面谈点粗浅的看法。
(杜甫) 一、秦州杂诗开篇首句“满目悲生事”，体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表达了诗人对唐王朝由盛而衰的无奈和无法实现人生理想的愤闷，正是这种对统治者的极度失望和对人民生活的深切关注，促使杜甫弃官远行 目前，学术界在杜甫离职的问题上，一般有“弃官”和“罢官”两种说法。“弃官”说认为，杜甫对朝廷政治的极度失望和对百姓苦难的关注而主动辞官，其文献依据主要是《新唐书》中有关杜甫“出为华州司功参军，关辅饥，辄弃官去，客秦州”的记载；“罢官说认为，因为杜甫在任上“荒怠政务”或“身患重病，难以应付繁重的公务”而被朝庭罢免官职，其文献依据主要是杜甫于乾元二年七月离职前夕所作《立秋后题》和其他反映诗人身体状况的诗句。诗人在《立秋后题》诗中说：“平生独往愿，惆怅年半百。罢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诗中虽然明确提到了罢官，但是对其中的罢官是主动的个人行为，还是“被动的上司行为”，学者见仁见智，歧见纷呈，已有很多论述，在此不再贅言。我们认为，对杜甫离职问题的探讨，关系到对杜甫离职及其人品官品的正确认识和评价，客观分析杜甫离职前后和寓居秦州的有关诗作，我们倾向于“弃官说”，赞同韩成武先生在《也说“罢官”与“弃官”》一文中对“罢官”的解释和对杜甫离职的观点，在此再作一些补充。我们认为，杜甫对肃宗和唐王朝统治者昏庸无能和吏治腐败的极度不满和对人民生活的深切关注，而主动辞官，这在《秦州杂诗》中有过明确的交代，诚如韩文所说：“（杜甫）在《秦州杂诗二十首》的首章说：‘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生事可悲而曰‘满目’，自然不是单指自家生计，而是包括在‘三吏’ 、‘三别’中所揭示的众生苦难，而这种苦难正是由于肃宗昏庸致使邺城兵败造成的。末章说：‘唐尧真自圣，野老复何知！’这里所称的‘唐尧’，古代注家有明确的解释，仇兆螯《杜诗详注》说：‘此刺肃宗也’。就是说，杜甫狠批了肃宗的刚愎自用，批评他自以为圣明，听不进臣子的意见；既然你看不起我野老，以为我无知，那我何必再依附于你？杜甫把离职的原因已经说得很透了。”①此说很有见地。实际上，以《秦州杂诗》为代表的陇右诗是杜甫离职流寓秦州期间创作的具有现实主义风格的诗篇，许多诗歌也是诗人弃官后思想感情的真实流露。首篇即以“满目悲生事”开始，充分体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表达了诗人对唐王朝由盛而衰的无奈和无法实现人生理想的愤闷。这种思想感情其实也是与杜甫的政治理想一脉相连，无法分离的。 杜甫是我国文学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篇，大胆揭露了当时统治集团的腐朽残暴，广泛而又尖锐地反映了他那个时代人民遭受的各种苦难和社会矛盾，因而其诗被公认为“诗史”。杜甫所处的时代，正是大唐帝国由强盛走向衰落的转变时期。发生在天宝十四年（755年）的“安史之乱”，是影响唐朝盛衰的重大历史事件，国家岌岌可危，人民灾难深重，诗人历尽了艰险，四处逃难，辗转流离，穷困潦倒。因此，他对唐王朝的盛衰和人民的苦难，有其深刻的观察和感受。他用如椽的巨笔，记录了这一时期大量真实的社会画面。 公元757年，安禄山占领长安。杜甫亲眼目睹了叛军的烧杀抢掠，亲身体验了国破家亡的痛苦。诗人按耐不住内心的凄凉，写下了著名的《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诗人眼见国土沦丧，山河依旧，满城春色，荒无一人，人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触景生情，发出了“城春草木深”的哀叹，写下了这首忧国忧民的诗篇。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他没有苟且偷生和回避现实，而是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毅然走上了积极入世的道路。为了实现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人生追求，他弃妻抛子，只身逃出长安，投奔唐肃宗流落之地凤翔。当时流浪的情境，诗人有其真实记载：“生还今日事，间道暂时人”。“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至德二载（757）五月十六日，肃宗下达诰文，授杜甫为左拾遗，当上了品位很低的一名谏官，官虽小但常接近皇帝，诗人的心灵部分地得到了安慰。但好景不长，仅一个月，“多事”的诗人因“见时危急”，上疏为房官的罢相辩护，触怒了唐肃宗，几受刑戮，屡遭贬斥。虽然如此，杜甫并没有放弃对肃宗收复失地的幻想。他在《送灵州李判官》中写道：“羯胡腥四海，回首一茫茫。血战乾坤赤，氛迷日月黄。将军专策略，幕府盛才良。近贺中兴主，神兵动朔方”。极力称赞郭子仪将军善于用兵之道，广集良才，甚至称肃宗为中兴之主。但是，诗人的良好愿望在现实面前很快破灭了，发生在公元759年九节度兵溃邺城的历史事件，使诗人彻底丧失了希望。统治者的昏庸无能和军事失利，致使民不聊生，生灵涂炭，尸横遍野。面对这种悲惨景象，诗人有感写下了著名的“三吏”、“三别”，痛斥统治者的腐败，表现了人民的苦难。此时，杜甫对肃宗已不再抱有任何希望，与其屈身权势，苟且偷生，还不如辞官远游，去探求实现人生理想的途径。实际上，杜甫辞官后并没有消极的等待观望，而是积极热切地关注国家兴亡和事态的发展。公元763年3月，当时杜甫在四川，他听到唐军收复洛阳一带和河北各地，心中非常高兴，写下了《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这首诗把他在流离生活中忽然听到喜讯时的喜悦而兴奋的心情，表现得很充分，诗人的爱国情怀跃然纸上，也是诗人政治理想的自然流露。 综观杜甫的一生，他经历了唐王朝最鼎盛的“开元盛世”，但他人生最宝贵的二十多年，是与“万方多难”的安史之乱前后相关连的。当时尖锐而复杂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不仅造成人民的深重灾难和国家的严重危机，也把诗人杜甫卷入了生活的底层。国破家亡，关中饥荒，人民流离失所，诗人自己也常常挨饿受冻；统治者昏庸腐朽，宰相权贵弄权，醉生梦死，自己虽有远大抱负，忧国忧民，但报国无门，自己救国的愿望屡遭挫折，政治前途黯淡。他人生追求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遭到了破灭，迫使多情的诗人想了许多，最终发出了“满目悲生事”的感叹！“满目悲生事”充分反映了诗人政治理想破灭后对朝廷的极度失望，最后诗人选择了弃官远游的道路。
(李白) 二、《秦州杂诗》首篇即以“因人作远游”，说明了诗人远游的原因是“因人”，它反映了诗人弃官后复杂的内心情感和对故人的思念，也是杜甫流寓秦州的主要缘由 我们认为，杜甫为了实现他人生追求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毅然地走上了弃官远游的道路。其诗中“因人”中的人，从杜甫到秦州后的大量诗作中可以看出最少有三层含义：第一层是指杜甫的好友李白；第二层是指古人，主要是李白的先祖飞将军李广、赵充国等；第三层是指生活在天水的杜甫的堂侄杜佐和友人长安大云寺主持赞公等②。究其三层中有关人的主次，重点就是杜甫“神恋”中的挚友李白，而不是其侄杜佐。杜甫作为一位具有爱国情怀、有思想和有追求的现实主义诗人，他弃官西行秦州，决不是单纯为了生计。虽然《新唐书》有“关辅饥，辄弃官去，客秦州”的记载，很多学者据此推断杜甫投靠杜佐以避暂时之困，但从根本上说，杜甫怀念好友李白，追思其先祖飞将军李广，“觅幽探古”，踏寻李白足迹，却是其“因人”的主要内容。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四方面的分析中得到进一步证实。 其一，杜甫和李白有着深厚的友情，秦州作为李白的故里，杜甫寓居秦州表达了对李白的思念和其先祖李广的追思，这在其陇右诗作中有充分的反映 杜甫和李白作为我国唐代生活在同一时期的伟大诗人，虽然其诗歌创作风格殊异，但却有着共同的政治理想和相似的政治遭遇。李白曾两次做官，但未能实现他宏大的政治抱负，反遭排挤、贬官和流放，晚年病死在当涂（今安徽省当涂县）。杜甫西行与李白东游都是对朝廷政治极度失望所致，他们忧民忧国却怀才不遇，才高气盛却报国无门，并且在患难和共同的爱好中结下了深厚情谊。天宝三载（公元741年）春，李白辞官离开长安，开始漫游生活，在洛阳遇见杜甫，在汴州又遇见高适，三位诗人畅游梁园，登单父琴台，同游齐鲁，他们一起痛饮高歌，论文赋诗，走马射猎，那是何等友情。如今，李白负罪流放，不知所终，杜甫自己弃官远行，前途未卜，诗人怎么能不悲伤、不想念故友呢？杜甫流寓秦州期间在《梦李白》诗中写道：“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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