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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苏东坡的文学生涯来说，是好事。 所谓“乌台诗案”，那御史台诗案，又因其罪状为诗作，故名。 北宋神宗初，王安石推行新法，也称“熙宁新政”，而以司马光为首的官员则反对变法，苏轼因新法在某些地方损害了百姓利益对新法有些想法，虽未站在反对变法的立场，却为变法派所不容，其诗文中也多见谈论新法的语句。 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全面推行新法的时候，苏轼人在四川眉山。王安石被皇帝授为参知政事，全权主持新法的施行，成立了“制置三司条例司”，全面推行“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保甲法”等等九项新法。公元1069年二月，苏轼启程返回开封，于途中收到到了一些新法的“反馈”，因所见者多为负面反映，因此在对新法保持了怀疑的态度。 苏轼返回开封，不过是对新法的施行有些不同看法，但在他向神宗皇帝上了四个奏折后，便被坐实了“反对派”的身份，其中除第二个《谏买浙灯状》被准许外，《议学校贡举状》、《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神宗皇帝书》皆如石沉大海。 被变法派误认身份后，不久，谢景温便指控苏东坡在以官船运送其父苏洵灵柩回四川时，在船上贩卖私盐牟利，在诬告不果后，谢景温又上疏请皇帝将其安排至一小县城做判官。皇帝以为其与变法派矛盾不可调和，又实在爱惜其才华，遂将其迁出京城，至杭州做通判。离京后，苏轼辗转于杭州、密州、徐州、湖州做地方官近十年。 苏轼做这几年地方官，政绩是非常卓著的。做通判时，他匡扶正义，为百姓称道，遂被拔擢于密州任太守。密州任上，苏轼同百姓一起经历了蝗灾，战胜饥荒，颇为自得，写下了《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此后，又调到徐州任太守，任中，徐州北五十里处黄河决堤，徐州城岌岌可危，苏东城挽了袖子亲自下场抗洪，歇息在抗洪棚子里，近月卓绝“苦战”后，终于抗住了这次洪灾，皇帝以其功绩，重赏于他，其功震动朝野。 此事引来变法派的关注，功劳太过惹眼，小人妒忌丛生。以御史台中丞李定、舒亶等人为首，自《苏子瞻学士钱塘集》中挑选出一些“诋毁”新法的诗词，罗织了“欺君犯上”、“讥讽大臣”、“诋毁圣上”、“反对皇上拔擢新人”、“乱取士之法”、“亏大忠之节”等近三十条罪状，将苏轼告到神宗皇帝跟前。 神宗震怒，着御史台详查此案。将苏轼自湖州抓回京城下狱，几乎定下斩刑。因苏轼方才高著，又有多方相保，神宗本人惜其才华，又有宋太祖赵匡胤不杀文臣的规矩在前，这才将其贬谪黄州，挂了个团练副使的官儿，并明令其“不得签书公事”。 当然，这里要提一下，王安石本人不曾参与此事，“乌台诗案”实为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借变法之机排除苏轼这个异己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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